电影大师希区柯克说：“纪录片导演是上帝”。我想，这并不意味着纪录片摄制者因此就有权利可以天马行空，我行我素，反而更要强化责任意识，更要悲天悯人。这与功夫高深的人讲武德、医术高明的人讲医者仁心是一个道理。纪录片导演是上帝，它代表了公平正义，是社会良心的使者，也是社会良心的打造者。
一、开垦道德盲区
道德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的粘合剂。我们已习惯于戴着道德的眼镜来审视一切。做文要文以载道，娱乐要寓教于乐。事实上，社会生活并不是这样明晰划一。纪录片不是社会道德简单的传声筒，它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睁大眼睛游弋在道德与非道德的灰色区域，握紧自己的铁犁，开拓耕耘在道德火把照耀不到的地方，影响、改变甚至颠覆业已固化的道德概念。
中央电视台“新春走基层”真正为屡屡标举革新求变的新闻联播吹进了新风，关注小人物，新闻故事化，不单时效性强，观赏性也大大提高，内容上传播爱心，讲求诚信，推崇创造，更成为鲜明的主旋律，是吹响社会道德建设的嘹亮号角。然而，也并不是每期节目都能尽如人意，甚至有些节目适得其反。我看到有一期节目，讲的是一对小兄妹，父母双亡，哥哥脑瘫，10岁的妹妹为哥哥穿衣喂饭，洗脚擦身，承受了一个10岁小孩不应该承受的种种磨难。我不知道这样一期节目要告诉观众什么，是要说兄妹亲情，还是说从一个小孩身上看出中国人的含辛茹苦。应该说这不是一则合格的新闻联播所要求的新闻，但我却以为它无意间成就了一则精短的纪录片。它在我们群羊式追逐道德宏范的时候，却无意间走出了道德的水草地，我们看到的景象使我们震撼和反思，我们的社会良心在哪里，为什么近在咫尺，却又同胡越之隔，有关部门扶弱救残的功能什么时候变得疲萎？
纪录片很多时候走在社会道德的背面，展现出一往无前的面对现实的勇气，它不追求批评道德，却义无反顾地让那些道德异类登堂入室。希区克柯是惊悚悬念电影大师，但我更愿意把他称为心理学大师和哲学大师，他能如此锐利而深刻地洞察到在温文尔雅的面纱下面掩藏着多少人生的荒谬和人性的脆弱。他的电影从来不会根据道德指南针按部就班地编排故事，他的人物永远纠缠于生与死、罪与罚、理性与疯狂、纯真与诿惑、压抑与抗争的矛盾统一体，为社会大众铸出映照人类复杂内心世界的一面镜子。
二、跨越体制之墙
放眼人类历史长河，但凡任何制度或体制的建立，无不是基于多数与少数原则。再好的制度、再劣的体制，总是把人分成群落，多数与少数、大群落与小群落之间无形中砌起了一道墙。纪录片的历史并不长，但从诞生的那天起，它就被威权试图训练成一条所向披靡的文化鹰犬。但纪录片天性本善，它就像一只挣脱了绳索的风筝，飞越体制之墙，去观照那些被轻忽、被遮蔽、被压抑、被摧残的生命。
讲一个不是纪录片但关于纪录的故事。
1972年6月8日，南越飞机对通往西贡的一号公路实施空袭。燃烧弹落在那些惊慌失措的人们身上。其中一个叫潘金淑的9岁小姑娘赤身裸体地奔跑着，因为她不得不扒掉身上烧着了的衣服。她同其他伙伴一起，从被燃烧弹击中的公路上哭喊着朝前跑，不堪忍受皮肉的疼痛和精神上的恐惧。
此时此刻，美联社战地摄影记者黄功吾也正徒步走在一号公路上。当他看到凝固汽油弹毒焰和如此狂乱的场景，当即摄下了孩子们慌恐逃命、令人毛骨悚然的瞬间。《纽约时报》图片编辑将这幅逼真纪录战争残酷性的照片取名《火从天降》，并大胆安排在头版刊出。照片深深打动了远离战场的无数美国民众，他们似乎能听见图中孩子们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他们的心弦被强烈地触动着。据说，因为这张照片的力量，越南战争提前6个月结束。也因此，黄功吾获得1973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这幅曾经影响越战进程的照片，在1973年的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中被评为年度最佳新闻照片。
这是一个许多新闻人早已熟知的故事，但是经典的价值就在于，我们无论什么时候去解读，总能使我们陷入深深的思考：因为意识形态而建立起来的体制之墙，隔离了和平，隔离了幸福，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纪录人以自己的悲悯，唤醒和抚慰着那些被战争机器碾压的垂危心灵。
当今国际社会的词汇中，“主流民意”是一个非常风光的用语，凡是符合主流的，即可得到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护照；凡是不符合主流或称之为末流，则多被质疑侧目，势同洼地。社会中的高墙，人与人之间的藩篱，既放大所谓的上流、主流人群的话语权利，也阉割着所谓下层、末流人群的话语权利。人们不妨扪心以问，为什么后来者总是要追寻历史真相，为什么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总在呼唤良史。某种意上说，纪录片人承担的就是一个史官的责任。
三、在经验的彼岸
人们习惯于按照经验办事情、做总结、发评论，对于不符合经验的事要么予以武断否定，要么投以怀疑眼光，自然世界的丰富性，人类社会的多元化，心灵疆域的广袤无垠，在定向思维的经验判断下，受到严重窄化。纪录片所要做的，就是要冲决经验所造成的隔膜，在天地间让悲悯不留死角。
20世纪80年代，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首席科学家乔治夏勒博士受邀来到中国，在川羌地区开展大熊猫与高原有蹄类的研究保护工作。他的工作卓有成效，并留下珍贵的记录《西藏生灵》，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发现一头老牦牛的头骨，牛角破损严重。牦牛头骨前额上，有沙狐拉了一堆挺整齐的粪便，可以说牦牛用这种方式在沙狐的世界里获得了重生。对沙狐而言，这头骨是地标和路牌，是辽阔大地上唯一可供识别的标志。沙狐给我上了一堂重要的地理课。我们的世界是多么的不同！”
动物的智慧和生命的意义在这里似乎与人伦世界达到了交集贯通。由此我想到了像《海洋》、《迁徙的鸟》、《冬天的狼》等许多自然类纪录片，想起中央电视台多少年前播放的动物世界节目，为什么那样受欢迎。我们从里面看到了为争夺地盘而上演的残酷厮杀，看到了为救同类而“舍生取义”的行为，看到头羊舍我其谁的雄壮气势，看到母鹿护犊心切的焦虑与温存。概而言之，动物世界就是我们人类的一面镜子，我们从动物那里看到了我们自己，我们不再简单地把他们看作野兽，而是人类精神、意志、心灵延伸的部分。
不光是动物，那些游走在人类活动边缘地带的纪录者，他们简直就是万千生物精灵的化身，花开花落俨然成了最华贵的舞蹈。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奥运档案》开篇有三句话：你不知道的，你看不到的，你想不到的。我以为，这与其说是《奥运档案》的限定语，不如说是所有纪录人都应该遵循的戒律，而这一戒律的根本精神就是：大胆前行，走向经验世界的彼岸！换句话说即对经验世界的反动。
比如关于抗战，在我们的历史知识里，大都是“全民抗战”、“英勇的八路军”、“不屈的民众”等概念，而口述历史《我的抗战》却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刻板的认识。其中有这样的一个细节：八路军藏身于村民中间，日本鬼子将其包围后，要村民指认。结果村民就供出了八路军。因为不然的话，所有的人都会受害。这与我们过去从历史教科书、从抗战影片中所接受的教育，截然相反。制作人崔永元在阐述这部“口述历史”时说：“我对采访团队的要求是，采访时，就让当事人讲自己亲身经历的，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不要道听途说，不要加入后来认知经验的综述和评论，要细节，要故事。”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要求，制作人以大量非典型细节，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抗战，更接近了现场，更接近真实。
在经验的彼岸，就意味着纪录片人要意识到自己永远处在挑战自我和观众已有认知的境地，纪录片镜头永远是陌生世界里的一双眼睛。我们只有看了《指挥官》，才能真正了解一个反美英雄卡斯特罗为什么能够几十年纵横捭阖于世界政治舞台；我们只有看了《马戏学校》，才能真正感受到马戏演员每天的生活都是在刀尖上度过的。纪录片制作者就是这样，他们以自己的劳动，为这个世界卸下一层一层神秘的面纱，把陌生交给残云随风而逝，让心与心走近些，相濡以沫，相咰以湿。
当社会大众呼喊“理解万岁”的时候，纪录片人正在行动。
（武汉广播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