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子弟书的满族创作者青睐汉族文人萧瑟悲凉的况味，以相对于本民族的“他者”自居，将自我想象成为汉族文人般的“楚客”。子弟书中的悲秋主题还试图打破中原悲秋传统“大一统”的天下，在秋景选择上多层次、多样化，并在作品内部借“视点人物”眼中之景抒情，以悲秋抒发特定人物勃郁之情。汉族武夫如林冲、武松也被赋予了汉族文人才有的情怀和眼光。子弟书创作者自诩为“楚客”，深情追忆满族功业、盛时风光。子弟书还特别关注女性角色的“悲秋”。满族重小姑，满族少女多泼辣。子弟书“满族男慕汉族女”，并把汉族少女尤其是江南才女理想化。
[关键词]悲秋主题；满族文学；子弟书
[中图分类号]I0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2）03-0008-06
[收稿日期]2012-04-22
[项目来源]辽宁省社科联项目：“清代满族小说报恩母题与满汉文化交流”，项目批准号：2007LSLktWX-03。
[作者简介]1.王立，文学博士，大连外国语学院中外比较文化研究基地特聘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研究；2.陈康泓，女，满族，大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研究生。（大连116029）
悲秋，是汉族传统文人墨客体物言志、畅叙幽怀的惯常主题，已成为汉族文人约定俗成的情感抒发路径，寄托着深沉的惜时不遇、生命感怀的情感。作为一度盛行于北京、沈阳及东北地区的子弟书，如清末震钧《天咫偶闻》卷七介绍：“旧日鼓词，有所谓子弟书者，始创于八旗子弟。其词雅驯……”，是满族文化的一个民间文艺体现。这种汉族文人化的悲秋主题在俗文学的典范子弟书里，会交织出怎样的满族文人情怀，激荡出怎样的异质文化体验呢？
一、子弟书中悲秋主题“他者”的状貌
比较文学形象学具有三重意义，即异国（民族）形象，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一个作家特殊感受下创作的形象。子弟书所涉悲秋主题作品达七十多篇。很多情况下，满族创作者由于青睐汉族文人萧瑟的悲凉况味，以相对于本民族的“他者”自居，将自我想象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形象”，即汉族文人中悲秋的“楚客”。具体说来，子弟书悲秋主题主要表现有三：
一是以满族自身的“他者”自居，用悲秋起兴，在作品头回或次回中以一首颇具悲秋情韵的诗句领起，先声夺人地使作品笼罩着悲凉意味。如《柳敬亭》开篇写道：“梧桐叶落扫窗棂，夜深微雨醉出醒。挑灯欲写《秋声赋》，奈予天性欠聪明。”秋雨叶落，深夜灯前，作者具有双重身份，主观上要像欧阳修那样抒吐悲慨，借万物肃杀的秋景写出内心凄惶，客观上又因自己的满族出身，自感才疏学浅。这里当然也有创作主体的自谦成分，但仍可看到创作者对“悲秋”主题作为汉族文人本质性标志的倾心渴慕。又如，《武乡试》点出悲秋的始祖宋玉和重要的嗣续者潘岳：“残秋景物可怡情，又值重阳寄兴浓。东篱黄绽菊花馥，峻岭高瞻枫叶红。题糕谁作潘郎赋，落帽谁夸宋玉惊。桂子芬芳添雅趣，正遇着熙朝取士中才能。”欲讲秋闱乡试，先抒秋情以张目。再如《闻铃》中开头诗篇用悲秋构设一个送别氛围：“独失秋光最可伤，况兼风雨助凄凉。”这是欲讲睹物思人故事，而先以深秋萧瑟景致惹人伤感。再如《长亭饯别》莺莺送张生：“时逢正遇萧条景，暮秋天气使人悲。慢闪秋波观四野，只见碧天云外雁南飞。西风吹透罗衣冷，黄花满目绽东篱……”这很自然令人想到它改写的是元杂剧《西厢记》中的“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作者将自己预先设定为汉族文人，将秋景先行点缀，意在将自己包裹在一个汉文化的秋浓情深之中。
二者，我们也能看到子弟书作者试图打破中原悲秋传统的“大一统”天下，对秋景选择上多层次、多样化。如初秋与深秋颜色之差，由火红到萎黄再到凋谢，所赋予的情感参差有别，悲喜情绪从客观景物描摹中完全体现出来。遇到登科、取士或是表现成竹在胸的自信时，一般多为火红色，情感很热烈，描绘的画面也更为鲜亮。遇到征战，睹物思人，或是抒发人生寂寥、感慨时，多以深秋的暗黄色或黛色为主，画面很低沉，仿佛凄凉心境淤积在景色里。又如，在多种秋的物候意象中，因为子弟书作者对北方物候景物体验较深的缘故，多喜欢秋暮，也就是傍晚的秋景描绘。黄昏之时，夕阳之下，更加显现出秋的本来面目。秋是一岁之暮，暮是一日之秋，这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悲秋的时间段。金圣叹《杜诗解》卷四中曾对《秋兴八首》总结道：“唐人诗，每用‘秋’字，必以‘暮’字对，秋乃岁之暮，暮乃日之秋也。都作伤心字用。”早自刘昼《刘子·惜时》就将日暮黄昏作为个体生命悲秋的高潮时刻：“岁之秋也，凉风鸣条，清露变叶，则寒蝉抱树而长叫，吟烈悲酸，萧瑟于落日之际，何也？迫于严霜而寄悲于菀柳。”志士的不遇之痛与物候变化下的草枯虫鸣之悲呈现异质同构的模式。可见，岁暮——秋与日暮——黄昏，均属特定角色使命的人与动植物等由盛及衰转化之链上的关链点，各自在自身所处循环系统中占据显要位置。当然，子弟书在一些表现科考中举的作品中，“秋日”描写也较多，大概也是受了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影响，但更多的是想标新立异，体现与中原悲秋的“和而不同”。
三是，关注专门以秋为题材创作的情景相生、立足“主悲”基调，既有创作者自身“移情”的心理投射，又力求引导听者对于美景的欣赏角度。似乎通篇谈秋天范围较大，创作者不去“宏大叙事”，而是撷取秋天一些景色一个一个地加以描摹，组成一幅秋景全图。如《旧院池馆》，就用很大篇幅来描绘深秋凄清、万物凋零的院落；
闪秋波留神看园中的景，说呀这一种凄凉可不叹死了人！
艳浓浓的夭桃郁李全干死，娇滴滴的细草鲜花无一存。
一枝枝芍药凋残堆败叶，一丛丛牡丹憔悴刺枯根。
韵萧萧翠竹飘零丹凤足，碧森森苍松退却了老龙鳞。
冷凄凄庭前红叶无人扫，空落落三径黄花何处存……
取景细腻，描写形象。而这些景物“类化”的共性特征非常明显，就是都属于特定物候之下凋零衰落的景象，都是伤心人泪眼所见。’ 四是，作品内部借“视点人物”眼中之景抒情，以悲秋牵动景物以抒特定人物的勃郁之情。这是子弟书中运用最多也是写得最好的。悲秋中，男女性别的差异导致审美差异，先看男性眼中的悲秋。子弟书中的故事多带有人物传奇性，将脍炙人口的英雄人物或者民间广为流传的热门故事改编成通俗易懂的讲唱，既可以吸引观众，又便于各种文化层次的人接受。这里与悲秋主题相关的男性人物，主要是那些仕途不顺、遭遇到人生变故、感慨良多的末路英雄，也包括一些穷途士子。他们眼中的秋景主要是苍凉悲慨，景物比较广阔深远。双眼收纳的意象也更为厚重，与人物身份相契合。如《夜奔》，写林冲眼中的秋：
向庄客执手相别寻旧路，见秋风儿响处树抹斜阳。
恰正是古道征人魂断处，伤心游子歧路彷徨
林武师还在穷途偏刺眼，怎奈何陌头的秋色眼底的风光。
古道征人，恰恰是有志男儿奔波于人生之旅的习见形象，而在特定人物这里，映入眼帘的秋景早已定调，必然是悲，满目苍凉。再如《走岭子》中的武松，也是栖栖惶惶地蹒跚在陌路穷途，面对的秋景，则是在暮色黄昏之中，与其它破败的诸多物象联成一气来体验：
见远山翠处把日轮收。
满目蓬蒿坟垒垒，半林败叶鸟啾啾。
不多时潆潆露气沾衣润，隐隐钟声入耳幽。
孤零零天涯客对凄凉景，不由人恨锁双眉泪惨眸。
武二郎被赋予了汉族文人才有的情怀和眼光，成为他者心目中的“他者”，似乎汉族的一介武夫也是文雅得不得了。子弟书创作者自诩为“楚客”的原因，显然不少是深情追忆满族功业、盛时风光的时代落伍者，他们分外同情不得志的汉族英雄，更能体会汉文化那种“英雄失路之悲”，也就每每更偏爱将英雄置于一个凄冷秋暮中，来衬托他的人生困境。子弟书中的那些男性悲秋主体，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和平年代那些先前以征战为职业的满族下层人士，混迹于街头巷尾、无所事事又不甘寂寞的八旗子弟。当然，对于王宫贵族子弟们眼中的秋，悲秋主体的情绪又常有所变化。如《双玉听琴》中贾宝玉眼中的秋：“但只见落叶飘摇阶砌下，海棠憔悴粉墙阴。芭蕉犹展微寻翠，菊蕊才开数朵金。……”由此可以体察到那种衣食无忧下闲适自如的心境，这里的“悲秋”变成了纯粹的咏唱自然景物，悲秋者感秋而并非深切地悲秋，倒有些像一个萧条秋景中的旁观者。当然，这里的秋景也是初秋的金黄色底子，全然不是深秋的黛色。
二、描绘女性悲秋及其满族文化心理的独特性
在传统的汉族文学中，多表现男性的“悲秋”，而表现女性内心烦恼幽怨则相应地多以“春恨”的抒情模式，是见芳春美景反生、自醒韶华难留、备感佳婿难觅的幽怨。而在满族作家的子弟书中，则特别关注女性角色眼中的“悲秋”，更为细腻地，凸显女性内省精神与物我合一的调和。《绣荷包》中歌咏了女性相思主体的感秋之情，先是“总说”概括妙龄佳人闷坐房内，“只觉得千般幽恨锁眉梢”，而后再具体地铺叙：
凄凉凉凄凉偏对凄凉景，寂寞寞寂寞正逢寂寞熬。
一阵阵秋风儿紧起穿绣户，当啷啷铁马儿频催檐下敲。
眼睁睁金乌西坠寒烟起，叫喳喳鸟雀飞腾归旧巢。
静悄悄万籁无声黄昏后，明亮亮一轮玉镜上树梢。
韵悠悠晚寺钟声把心敲碎，一点点残红成阵落叶飘摇。
闺中少女的内心苦闷瞬间展示出来，这里的悲秋偏向于秋的万物萧疏静谧，也映衬着佳人内心的寂寞彷徨；感官很丰富，视觉听觉合伴。而踵随戏曲的旧作，子弟书更注意女性悲剧人物的内心苦楚表达，《魂辩》写凄苦哀怨的李慧娘悲吟：“荡悠悠，阴风儿怎奈那西风儿紧；恍忽忽，鬼气儿难禁这冷气儿飕。向花阴几度徘徊忽自省，说呀月轮儿又上柳梢头。”《离魂》中的相国小姐在中秋之夜病榻上仍记挂着心上才子：“小春香慢启绿纱窗两扇，薄云落月看亮又复浑。佳人暗叹今宵月，恰似奴待死不活的小妾身……夜深不怕栏杆冷，秋去从着风露侵……又听得云外孤鸿哀入耳，草底寒虫滴碎心。西风乱洒梧桐雨，霜杵悲闻万里砧。”诸如秋月、栏杆、孤鸿、秋虫、西风、秋雨、梧桐乃至捣衣砧声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中原传统悲秋意象，纷至沓来，集合到离别相思情的凄楚抒发之中，饱蘸深情地铺洒开来。凄清的秋景，每一物象都是礼教束缚之内的闺中女子感情的宣泄、情感的寄托，而透过这些枯萎的植物、散淡的时光，这些终日处于闺房之内的女子感到了无限凄凉。她们只好对月洒泪，为秋彷徨。而这实际上都是满族男性作家的“男子作闺音”，是他们通过女性形象悲叹自身不遇的辛酸。
重温汉族文学女性描写的经典，也是子弟书悲秋套语着力装饰的审美营构路径，如著名的“红叶题诗”故事的演绎：
翠琼见满空萧萧飞红叶，一声长叹泪双流。
说睹物叹奴皆一样，人有无常物有休。
天地有穷尽铁石有残朽，人生青春能几春秋！
小佳人赞叹多时拣了个红叶，说血点儿般好似胭脂染上头。
手掂着红叶儿道人世花开能几日，人过了中年就似这草木逢秋。……
情景汇聚到人物行动叙事之中，还见于《百宝箱》写杜十娘初识李甲的内心纠结：“这一日十娘他闷坐在房儿内，静悄悄半卷湘帘半掩门。猛听得潇潇落叶金风起，处处秋声不可闻。这佳人触景伤怀心暗惨，一声长叹泪沾襟。……”《打围回围》中也不像汉族少妇的春日登楼“遥望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而是“伤心最是中秋夜，好容易熬国团圆月儿一轮。悔当初不该撇（撒）手由他去，悔当初不该慷慨作贤人。……”悬想丈夫在深秋衰草中奔波：“黄卢（栌）独对空山老，衰草寒烟塞月昏。”当她那夫君归来后团圆的背景也是“四壁蛩声偏唧唧，更有那一阵阵落叶秋风不可闻”。相逢更多的是对苦楚的回味，比较低调，贴近写实中审美主旋律是悲凉凄怨的。
子弟书中悲秋题材中，不得不提及子弟书名家韩小窗的《黛玉悲秋》，这可以说是子弟书悲秋主题中的一个代表性作品。感情饱满真挚，景色描述细致动人。如头回写黛玉随紫鹃散步所见，是文化上的不适应感：
枯干干荷盖翻波堆败叶，软怯怯海棠憔悴刺残茎。
香馥馥芬芳尚有岩前桂，冷凄凄零落还留井上桐。 重叠叠山经秋雨十分翠，碧澄澄水共长天一色青。
急煎煎云外归鸦投远岫，乱纷纷亭前落叶舞西风。……
黛玉是满族作家曹雪芹原创的江南少女，韩小窗选取再加工的可以说是他认为最有典型性的代表段落，力图借精心选择的衰败物象描绘萧瑟秋景，拿捏具有微妙情感分寸的“颦儿”之神。景中寓情，女主人公黛玉甚至不必开口，所有的酸楚悲凉就全都舒展开来了。在所有关于《红楼梦》题材的子弟书中，这篇黛玉悲秋所占的分量也很重。可见，创作者在名著改编上，也将悲秋题材考虑了进去。
在满族社会“重小姑”的风尚下，满族少女多性格泼辣。因有着选人宫中为妃的可能，地位很高，姑奶奶们可是不让人的，本身言行常向男性挑战：“旗俗，家庭之间，礼节最繁重，而未字之小姑，其尊亚于姑，宴居会食，翁姑上坐，小姑侧坐，媳妇则侍立于旁，进盘匜、奉巾栉惟谨，如仆媪焉。京师有谚语日：‘鸡不啼，狗不咬，十八岁大姑娘满街跑。’盖即指小姑也。小姑之在家庭，虽其父母兄嫂，亦皆尊称之为‘姑奶奶’。因此之故，而所谓姑奶奶者，颇得不规则之自由。南城外之茶楼、酒馆、戏园、球房，罔不有姑奶奶。衣香鬓影，杂沓于众中。……”一如子弟书中描绘的小辣椒，傲气、自负而率直：“这佳人偷哨浪子如呆雁，说傻行子怎么二目丁丁死看奴。不怕老爷心里怪，凭谁的女孩儿叫人死看也不舒服。……燕支山好看的女孩儿压颤了地，也是他偏心看上奴。你看他死疙瘩的还不动，欺负我女孩儿家是没嘴的葫芦。一些儿眼色全无有，谁定把一天好事弄秃噜。叫奴家出头露面还不够，必是个糊里糊涂的小蒙古。可惜了的材料儿在他身上，到（倒）像那口外新来的呆额驸。众目同观活笑话，总是我没正经的老子耍嗷奴。”
在此参照下，满族男性心目中，温柔敦厚的汉族女性才是佳偶。这一“满族男慕汉族女现象”，是满汉交融时代特有的文化现象。早在清初，满族王爷就续弦娶江南孀妇，经《过墟志》的传扬这一史实就形成了多个异文。这些对温婉又富有才情的汉族女性渴慕与期待，成为一种深切的民俗记忆，即使到了清代中后期也没有被遗忘。事实上，满族下层文人是把汉族少女理想化了，尤其是黛玉这样软语呢喃的江南才女，这一“梦中情人”带有在汉文化大男子主义冲击下的男性心理。因为事实上，他们对于江南汉族少女并不了解，可望不可即的“仰视”造成了《黛玉悲秋》格外受偏爱的深层形象学因由。当然，这也是对曹雪芹原创的认同和发挥。
三、子弟书运用中原悲秋“套语”抒情的意趣成因
比较文学视阈下的“套语”（套话），属于潜意识中的“社会总体想象物”之一，法国的巴柔（Baniel-Henri Pageaux）在《总体与比较文学》中写道：“作为他者定义的载体，套话是陈述集体知识的一个最小单位，它希望在任何历史时刻都有效。套话不是多义的，相反，它却具有高度的多语境性，任何时刻都可使用”，譬如“法国人，嗜葡萄酒；德国人，嗜啤酒；英国人，嗜茶”等。古代中原的悲秋主题源远流长，已经内化为汉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情感网络，也构成了一个抒情文学带有互文性功能的套语系统，早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研究也趋于系统化。而子弟书则是在满汉文化交融时代受到政治文化、文学传统尤其是满族下层文人群体心态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催生的叙事兼抒情的说唱艺术，悲秋主题多有机镶嵌于情节叙事之中，成为作者向慕主流、中心的抒情套语。
首先，满族从东北入主中原时，大都不谙汉语、汉文。面对汉族人的汪洋大海和悠久的汉民族文化，从皇太极开始，以至后来的顺治、康熙、雍正等皇帝，一方面在努力抑制汉族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文化开放受容的态度：“他们一方面组织人力、物力翻译和出版汉族的经典著作，另一方面以身作则努力学习儒家经典、诗歌词赋。清初，满族作家沿用着汉人的文学形式，以汉文写作，基本上是处于模仿和学习阶段。但是在表现民族风土人情、抒发自己的情怀方面却有着特色。乾隆时期汉族诗人袁枚曾说道：‘近日满洲风雅，远胜汉人，虽司军旅，无不能诗’。”所以，这些作家在一个好的契机下，开始发展子弟书这种说唱文学形式。作为讲唱文学的子弟书，它在为市井细民说唱一个故事时，往往注重讲述的生动形象性，而景色的描述，就是为整个讲唱过程提供一个大背景必不可少的一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当征战者的铁蹄消歇、北方城市贫民中满族比例大增的时代到来，如子弟书听者能被说书人带入这样一种悲剧美的氛围之中，那就会引发更多共鸣，汇成时代和声，现场说唱效果的提高更属必然。春夏秋冬四季中，秋景描写既为汉文学认同，这审美经验和文学传统就成为子弟书的沃土，满族创作者们抓住这一饱含物候特点意象群的文学主题加以开拓，就既能满足多种题材背景设置的需求，又能在审美接受宽容度上求得更多的认可。
其次，人物发展离不开景色的铺垫与烘托。子弟书中所叙述的人物，大多具有不同寻常的命运，以命运多舛居多。而如何去凸显人物的悲剧情节，如何能不局限于人物的语言动作，将其内心的挣扎表现出来，采用借景抒情的方式，乃是满族创作者们不约而同的审美选择，同时也是吸收了汉族古典文学含蓄美的结晶。如著名满族学者关纪新《关于京旗作家王度庐》指出的“八旗生计”的问题：“严重伤及下层旗族的存活；八旗制度把世代旗族死死地捆绑在驻防区域，旗人不仅不能从事各种当兵以外的职业，……久而久之，满人养成了一种特别的性情——他们看去好似活得相当洒脱，内心里却充盈着悲怆与忧患。”清初以降，满族作家文学的发展，事实上也是伴随着“八旗生计”引起的痛楚、悲凉心态不断积聚的过程。在通晓汉语汉文，吟诗作赋之风盛行下，这些满族的下层文人不断“雅化”，生活上的贫苦使他们更易变成认同中原悲秋的“楚客”，倾慕淡泊名利、闲淡恬适的世界观，在笔下人物的选择和塑造上，也自觉不自觉地期待一个“最优效果”。这种连带寂寞愁肠的瑟瑟秋景，恰好能够表现出满族下层文人阶层的“不遇心态”，也较能有效地烘衬、改编、重铸汉族文学名著那些英雄人物遭到“不平”的悲惨命运，以写人、抒情来自况“写心”。当然，也有一些作者刻意为之的秋景，一部分是作者插进来以加强作品的文学性与抒情性。 其三，不可忽视子弟书的说唱文学特质与满族作家悲秋喜好的互动作用。一方面，作为说唱文学，子弟书更多地兼顾到音乐性和现场的表演性。一者，悲秋领起和穿插，有助于唤起“场效应”的接受语境；也可在人物之间矛盾重重的紧张冲突氛围中，让作品人物和听众稍事放松，调整一下讲唱的节奏。二者，悲秋抒情，能较多地领受到汉族古典戏曲的风韵，使得初稿在案头的子弟书，可以由“悲秋”的情绪记忆迅即沟通演唱者和听众。而北方漫长的秋冬季节体验，也给予书场内外较多的联想和想象。应该说，在满族文学中，子弟书是最能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文学的互文性功能，将传统汉族文学融会、涵括其中，以充分地调动受众审美积存的。
子弟书创作者多为满族八旗子弟中的下层文人，他们对汉民族的受容不仅是泛泛的，而是有重点、有偏爱的，特别是对文人气质和雅文化情怀充满了好奇与向往。这种“悲秋”主题，是千古传唱的一个文雅题材，那么，作为入关之后愈加渴慕先进汉文化的满族文人们，他们也期待着及早获得、努力标榜着具备这种汉族文人的积习，也渴望能佩带汉族文人化感悟的身份标签，这是满族文人受中原文化转型期气息的濡染，也是创作主体情怀外现的一种审美投射方式。当然，满族文学只是学习汉文化，并不代表埋没自身独特的北方民族写作传统，所谓：“满族文学尤其是作家文学，因用汉文写作，有人不称其为满族文学，此论过于武断。文学创作与作家心理、政治经济地位、民族文化因素、民族性格等等有直接的关系。而这一切清代满族与汉族绝不相同，他们表达的性情乃是满族的性情，在情感上与汉人的最大差别在于，他们有着民族自我性，对故乡和祖先业绩的热情歌颂，对民族传统的强烈追求，都是汉人文学所不具备的。”除了人所共知的《红楼梦》等感伤主义小说，像满族作家和邦额、长白浩歌子等人笔下的以神奇动物报恩为主的报恩母题，就带有游猎民族的动物观念和生态理想，也是满汉文化交流过程中满族宝贵民族传统的顽强表现。而这些，缘于清代以来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定的动物形象成为人类群体的许多借助于动物形象来诉说苦痛悲凉的人文情怀，如大鼋的生态话语、如大蚌的文学言说，诸如此类，都体现了人文生态环境的新的时代变化，下层边缘化的苦痛诉说的一个共同点，审美表现上也是共生并进的。再看子弟书中采用“悲秋”这一手段来续写故事，借景言情，自吐身世，实际上也是从侧面增加了一个中原悲秋主题逐步北渐的跨文化、跨地区传播的心灵结晶。
因为通过这种带有满族民族群体性的心理暗示和感染，人们会不自然地听到描述秋景，就联想到并非满族固有的人生变幻无常、生命短暂感和忧国忧民的悲悯情怀，这也构成了子弟书总体上的悲凉风神。同时，这种“共同美”内在情感驱动和交织着中国传统的现实体验，这也使子弟书在满族创作者、接受者之间产生“连环效应”，很多人在故事书写时，就脱离不开这样的“叙事先言景，言景必抒情”的言说套路，也就渐渐变成了子弟书中的一个文体特点，甚至审美价值标准。这样原本以叙事为主的子弟书，加上这些抒情因素，使子弟书文体就变得不再单一、纯粹，而更加富有说唱文学的文类特色，主观表现性也为之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