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澳大利亚长大的亚洲人》是澳大利亚青年作家爱丽丝·彭的作品。这部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再现了移民们的真实生活，比如朋友情谊、家庭琐事、谈情说爱，但作品的主题是外来移民在澳大利亚被边缘化，以及生活在“第三空间”中的移民们试图融入宿主社会的种种努力。这本书共有62个小故事。亚洲病（The Asian Disease）是其中的一篇，对这个典型故事中所反映出来的主体性问题进行探究，从而达到“管中窥豹，略见一斑”的效果。
关键词：《在澳大利亚长大的亚洲人》；第三空间；边缘化；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8-0146-02
出生在华裔柬埔寨家庭的澳大利亚青年女作家爱丽丝·彭，其祖籍是中国广东潮州，曾在中国留学，多次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与中国有着深远的渊源。2006年，她出版了处女作《璞玉》（Unpolished Gem），该书一出版就登上了年度畅销书排行榜，并获得了“澳大利亚图书业最佳新人奖”，“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州长奖”和“时代图书奖”等多项大奖。
《在澳大利亚长大的亚洲人》（Growing Up Asian in Australia）是由爱丽丝·彭主编的一部广受欢迎的文集。这部文集由62个小故事组成，它们的作者来自不同的行业和领域，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他们有些是由于19世纪中期的淘金热而来到澳大利亚的亚洲人的后裔，这些人对“白澳政策”所带来的切肤之痛有着深刻的体会；有些则是刚从亚洲来到澳大利亚时间较短的亚洲人，这部分移民中的一些人虽然没有亲身经历“白澳政策”所带来的种种不公正，但他们的生活依然深受这一政策的影响，因为虽然1972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取消了“白澳政策”，但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还有一少部分是欧亚混血儿、领养儿童等等。这些生活背景迥异的作者所受的教育水平也大相径庭，这也就是这62个小故事的写作水平大为不同的原因。该书主要讲述了移民们在澳大利亚所遭受的不公与屈辱，以及被边缘化的移民们努力融入主流社会的艰辛历程。
《亚洲病》（The Asian Disease）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篇，主要讲述了父亲伊曼纽尔·纳扎里奥（Emanuel Nazario）作为一名来自新加坡的移民在澳大利亚所遭受的种种不公正待遇，其主体性被迫丧失以及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其主体地位逐渐回归的艰辛历程。
一、主体性的丧失
20世纪初期，德国著名哲学家乔治·齐美尔提出了“异乡人”这一概念，这个概念被学术界认为是跨文化传播的基石。根据对这一概念内涵的解释，“异乡人”不可能完全融入宿主社会和宿主文化，他们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社会距离”。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帕克则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他认为：边缘人缺乏群体认同感，认为自己不能真正地融入某个文化群体，他们常常不知所措，以至于产生内心的矛盾，导致对自我身份的不确定，并形成独特的人格类型[1]。
尽管时过境迁，现在的居澳移民尤其是来自亚洲的移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处境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白澳政策”结束之前相比较有了很大的改善，但“白澳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因该政策的废除而彻底消除，“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依然在不断作祟。移民们在澳大利亚依然受着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和歧视，他们仍旧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伊曼纽尔·纳扎里奥（父亲）作为移民中的一员，他的遭遇是移民生存处境的一个生动缩影。父亲和母亲莫琳·琼斯（Maureen Jones，澳大利亚白人女性）一见钟情。本来美好的姻缘应该得到双方家庭的美好祝福，然而莫琳·琼斯的母亲却极力反对。在莫琳·琼斯从学校回家度暑假的时候，她的母亲就曾这样警告过她：“亚洲人除了给我们带来疾病之外，什么也不会带来。如果你嫁给他们的任何一个，结果都将是一场灾难。”甚至父亲向母亲求婚后，她的母亲依然通过国际长途告诫远在新加坡的莫琳·琼斯：“如果你嫁给他们中的一个，你就永远不可能知晓你将会遭遇什么！”最后她竟然连女儿的婚礼都没参加。莫琳的母亲之所以如此不看好这段婚姻，有作为一位母亲个人情感的原因，也有社会文化的原因。每位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过得更好，莫琳的母亲觉得如果允许伊曼纽尔·纳扎里奥带女儿回新加坡生活，母女长期分离，就要忍受骨肉分离之苦，并且在莫琳的母亲看来，新加坡是疾病传播的根源和困难的深渊；如若允许伊曼纽尔·纳扎里奥和女儿在澳洲生活，就会因为他是有色人种而在澳洲社会饱受排挤和歧视而难以立足，生活必定贫苦不堪，女儿也要跟着受苦。如果仅从一个母亲个人感情的角度考虑，这本无可厚非，但莫琳母亲的言行反映的却是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
伊曼纽尔·纳扎里奥作为病人，其合理的饮食要求本应得到满足，然而白人医院的护士们却以一句“我们不提供外国饮食”为由加以拒绝。其实当时“白澳政策”已经被官方取消，很多国外餐馆包括新加坡餐馆在这里都能找到。“在七十年代早期，来自亚洲的杂货店还有餐馆开始在商业中心出现了……” 可见当时医院提供这些食物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何况面对的是一位行将就木的病人。后来负责照顾父亲的护士换成了一名来自马来西亚的移民，她向父亲诉苦道：“没有一位白人邻居愿意来我们家和我们一起吃饭，即便我们盛情邀请他们。”这些看似生活琐事，却反映出普通白人也会把移民们看作异类，并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情绪。后来父亲病重时经常出现幻觉，有时感觉自己因为没有护照而被警察逮捕，有时感觉自己被锁在冷库里要被冻死，有时又感觉自己因为没有国籍而被带到法庭接受审判。可见移民们不仅没有经济和社会地位，而且精神上饱受折磨，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
如果说莫琳母亲反对这场跨国婚姻还让我们从一个母亲个人感情的角度考虑，能够理解其言行的话，那么警察对伊曼纽尔·纳扎里奥的言行则是赤裸裸的栽赃陷害与任意侮辱。圣诞节前的一天傍晚，父亲去给远在新加坡的亲人邮寄圣诞贺卡，当他还沉浸在美好的想象中时，厄运却突然而至。白人警察用刺眼的警车灯照射他，粗暴地把他推在墙上。在没有出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警察随意给他定了一个罪名，“You`re the boong who robbed the deli”（你就是抢劫熟食店的那个家伙）。警察这句话里没有用“怀疑，可能，也许”等这样判断性的字眼，而是直接用的十分肯定的语气，其傲慢程度可见一斑。“我是欧亚混血儿”，“我也拥有澳大利亚国籍”，尽管父亲一再向对方表明自己的身份，想尽可能地缩小自己与对方的身份距离，但得到的却是轻蔑的嘲弄。“我从没听说过什么欧亚混血儿”，“你是一个只会流口水的黑家伙！” 后来警察放他回家了，放父亲回家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注意到了父亲新买的汽车和BBC口音。这些都显示了本来应该维护正义与和平的白人警察欺压穷人和移民的丑恶嘴脸，他们并没有把移民们看作是有情感有尊严的人，而是把移民群体看作是可以随意评判和虐待的客观对象。这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开山鼻祖萨义德的《东方学》中西方人对整个东方社会的态度如出一辙。难怪父亲哀叹道：“在佩思这个地方，不是白人就等于犯罪！”也难怪父亲在回到家后在浴室里低声啜泣。男儿有泪不轻弹，并且他是从小就历尽磨难的人，本应意志十分坚强，可见他是真的心如刀绞。他为他自己的不幸遭遇而伤心，也为土著居民和其他居澳有色人种所遭受的压迫与歧视而落泪。 警察是政府的组成部分，其言行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意志，所以不管是普通白人老百姓还是官方都表现出了对外来有色人种的强烈排斥。包括亚洲移民和土著居民在内的诸多有色人种在这个标榜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国度里处于被边缘化、被压迫和歧视的地位，丧失了其主体性。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心理因素来说，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开山鼻祖萨义德的扛鼎之作《东方学》中，萨义德就从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他类的关系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后殖民理论中的欧洲中心论。他认为东方学帮助西方人树立自我形象。无论是在哪一个年代还是在哪个社会，身份的确立都必然涉及相反的一面，也就是所谓的他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一个文化的发展都需要一个不同的自我存在。东方学使得西方人将东方文化看作是一种呆滞的文化，永远没有变化，无力确定自我。这种刻板的印象给西方人一种文化上和智力上的优越感。文化民族主义就是要确立一种灵魂，一种精神寄托，也就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它源于独立而有限的想象。所谓的想象是因为即使是再小的民族，国民之间彼此并不认识，也没有见过面，但在彼此的脑海中却认为彼此属于同一类。由于澳大利亚白人的肤色、发色和眼睛等生理特征以及语言和生活习惯等文化特征基本相同，并且与外来移民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就会在脑海中把自己归于白人群体，而把移民群体看作他类。其次，从经济地位的角度看，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社会的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远远高于第三世界国家，生活在西方社会中的白人群体树立了强烈的群体自豪感和优越感。正如文中体现的那样，白人难免会蔑视和排斥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另外，从政治角度看，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是澳大利亚联邦反亚洲移民的种族主义政策的统称。1901年，白澳政策被正式确定为基本国策，只允许白人居住。移民们移居澳大利亚的要求遭到拒绝。文中的伊曼纽尔·纳扎里奥一家在澳大利亚驻新加坡大使馆办理移民手续时就遭遇了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大使馆的澳大利亚官员说得很明白：“我想你们这样（指移居澳大利亚）是不符合政策的”，不难看出这里指的就是白澳政策。后来，莫琳·琼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祖父从中斡旋，才勉强移民成功。
二、主体性的回归
主体性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和地位，即人的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活动的地位和特性。
随着内外条件的不断变化，个体和群体的主体性也是变化的，不可能一成不变。长期被边缘化的移民不可能一直处于被压抑和歧视的状态之中。20世纪60年代初，伊曼纽尔·纳扎里奥一家刚到澳大利亚时，白澳政策还在实行，白人的排外情绪依然强烈，移民们只能屈辱地过日子，就算受了莫大的委屈，也只能“躲在浴室里低声啜泣”；而到了七八十年代，也就是伊曼纽尔·纳扎里奥生病住院的时候，白澳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澳大利亚白人也开始逐渐在心理上和现实生活中接受了外来移民，移民们的主体性开始逐步回归。
这时的父亲由于病痛的原因，记忆力大幅下降，只有一些记忆片段还比较清晰。在这种情况下，父亲脑海中还有着强烈的反抗情绪，即使躺在病床上出现了死亡的征兆，依然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和反抗。“我也已开始站起抵抗这堵白墙了！”“总有一天我们会统治这个世界的！”这些都足见其以前所遭受的压抑程度以及现在反抗意识的强烈。那位负责照顾父亲的马来西亚女护士也说道：“但这么多年之后，我明白了我们是很伟大的，不是吗？”，并且打破医院的规定给父亲带来了自制的咖喱饭。其实在这之前父亲已经表现出了抗争，父亲不顾双方家人的反对执意要和身为白人的母亲结婚。后来父亲与母亲离婚，并且不久又第二次结婚，在这场婚姻中似乎父亲一直掌控着婚姻的走向，这可谓是一种甜蜜而温和的反抗方式。
在现实生活中，普通白人也开始逐渐接受了移民。多年来，移民在澳大利亚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比如身为水利工程师的父亲帮助澳大利亚设计水库；那名马来西亚女护士尽管在刚来澳大利亚时受了不少委屈，但还是能在医院精心照顾病人；还有很多移民在澳大利亚各地开餐馆。这些移民们在不同的领域为澳大利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白人们看来，移民们并没有带来如莫琳·琼斯的母亲所说的疾病或灾难，而是为澳大利亚带来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所以白人们对移民们的态度由排斥逐渐转向接受。“尽管我们在郊区的大街上依然会遭受侮辱，被吐口水，但白人年轻小伙子以及老妇人会在商业中心拦住我们，告诉我们我和我妹妹都很漂亮。身为西澳足球联队队长的校长用一枚玫瑰型勋章来表扬我的完美表现。还有在公交车站偶遇的一为身着套装绅士当面说我们当地的一家中餐馆获得了金盘奖。到最后，亚洲人这一身份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尽管现在有色人种在澳大利亚要实现与白人的完全平等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令人欣慰的是包括亚洲移民在内的有色人种的社会地位已经较过去有了很大提高，他们开始逐渐掌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其主体性开始回归。
参考文献：
[1]Alice Pung. Growing up Asian in Australia[M]. Melbourne： Griffin Press， 2009
[2]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 王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293.
[3]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
[4]王光林.错位与超越——美澳华裔作家的文化认同[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9
[5]王丽.从边缘化到文化融合——《喜福会》中美国华裔文化身份的探寻[J].北京：文学艺术出版社，2011：5
[6]朱立元.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3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