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乾嘉学者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群体,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超古迈今的成就。他们在学术研究之余,雅好书法艺术。本文考察了这些学者对书法的态度及其学术活动之余的笔墨实践活动,由此可以看出书法艺术在中国古代学者心中的地位。
关键词:乾嘉学者 学术 书法 余事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识码:A
书法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学者于治学之余,大多雅好书法艺术。以北宋文学家兼史学家欧阳修为例,他对书法“乐而不厌”,但却又不愿以书法一艺“取悦当时之人,垂名于后世”,而但求借以“自适”。在这方面,清代乾嘉学者表现得尤为典型。乾嘉学者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群体,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都取得了超古迈今的学术成就。在学术研究之余,他们又雅好书法艺术。在乾嘉学者眼里,书法乃是一种学问之余用以颐养性情的“小道”、“薄技”,是陶冶性灵、调剂生活的风雅“余事”。本文借助于第一手文献资料,对乾嘉学者的书法态度及其笔墨实践活动加以考察,从而可以看出书法艺术在他们心中的地位。
乾嘉学者并非是完全钻到故纸堆中枯坐终日、考证经史的人,他们往往在治学之余,优游于艺事。程晋芳(1718-1784),江苏江都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曾为《四库全书》纂修官。他就这样说过:“士大夫生治平时,闲居无事,适情花草竹木间,谓之玩物丧志也可,谓之逸情远致,亦无不可也。”对清代乾嘉学者来说,适情于花鸟虫鱼,当然不是玩物丧志,而是一种颐养性情的良好方式。而优游于书法艺术之中,正是许多乾嘉学者业余生活中的一项内容。
王昶(1724-1806),江苏青浦人,乾隆十九年进士,是清代最著名的金石学家之一,著有《金石萃编》160卷。他说过:“方今重熙累洽,时和年丰,士大夫皆得优游文墨以为乐。” “文”指的是诗文歌赋,“墨”则指的是书法。学者们于治学之余,“优游文墨以为乐”,在国泰民安的“乾嘉盛世”,这是他们生活的“常态”,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试以桂馥(1733-1802)为例。桂馥是山东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著有《说文义证》五十卷。首先,在桂馥看来,书法与学术研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他说:“读书莫要于治经。才尽于经,才不虚生。恃才者不能尽其才,多用其才者反为才所累。凡裘马、亭馆、财货、歌舞、花木、禽鱼、丝竹、书画、博弈、射猎、酒食,争逐好此者,皆才人也。而其才即销亡于此,何暇读书?……凡人胸中不可无主。有主则客有所归。岱宗之下,诸峰罗列,而有岳为之主,则群山万壑皆归统摄,犹六艺之统摄百家也。今之才人,好词章者、好击辨者、好淹博者、好编录者,皆无当于治经,胸中无主,误用其才也。诚能持之以愚,敛之以虚,刊落世好,笃信师说,以彼经证此经,以训诂定文字,贯穿注疏,甄综秘要,终老不辍,发为心光,则其才尽于经而不为虚生矣。……顾亭林云:‘一号为文人,则无足观矣。’余亦云:‘一号为才人,将不得为学人矣。’”桂馥将书画之事与裘马、歌舞、禽鱼、博弈、酒食等归为一类,不免偏颇。但我们由此也见出书画在乾嘉学者心中的位置:“才尽于经,才不虚生”,而若将“才”用于书画等方面,则是“为才所累”。桂馥推重治经史之学的“学人”,而鄙视热衷于书画、歌舞、丝竹、博弈等的“才人”。桂馥所言之“才人”,与顾亭林所说的“文人”相类,“才人”似还不及“文人”。不过,治经之余,桂馥又对书法兴趣颇浓。桂馥有首七绝诗:“一枝沉醉羊毫笔,写遍人间两汉碑。不遇中郎识焦尾,白头心力有谁知!” 桂馥嗜酒,喜欢于微醉之后,濡墨挥毫,临写汉碑。他对于书法艺术的兴趣,在其古诗《秋鹤席上醉歌》中也有痛快淋漓的表达:“吴君煮酒酒不群,要余饮酒书八分。墨摩一斗纸丈二,弱豪不醉难策勋。是时春暖窗半启,花香酒气
氤氲。浅斟细酌到无算,对客解带微觉醺。请试把管管无力,写出便付秦人焚。红杏小史真解事,杯盘罗列腥与荤。纵饮大啖杂谐谑,花阴渐转天将曛。兴酣落笔无束缚,墨沈不顾裳裳裙。横卷直幅尽挥洒,苦无余纸书嘉文。旁观畅意呼大好,一赞亦足张吾军。乃知工拙在气势,较量肥瘦徒纷纭。吴君,吴君!但愿日日饮酒书八分,富贵于我如浮云!”读桂馥此诗,我们眼前所浮现的,不再是那副严谨治经的学者形象,而是一个豪放不羁的艺术家的身影。清人所说“落笔风生散珠玉”,“书兴傥酣,笔风墨雨”,“兴来落笔蛟螭翔”,描绘的正是桂馥这种忘乎所以的书法创作境界。另据著名金石学家武亿(1745-1799)记载:“曲阜桂君未谷,前与同人举修潭西精舍既成。间二岁,君膺大吏保荐,胜民社之寄,行且入都以去。同人之善君者,更相属会,迭饮饯于斯,君处之乐甚。又重惜其别,复自他所移而寓焉,于时人益踵至慕就。其好事者,强君引书大字,杂沓纷聚,至腕掣肘,终日叫嚣。君顾不忍遽逆其意,为之各尽一纸,已乃举杯自属,如是者累旬不休。”桂馥的《秋鹤席上醉歌》以及武亿的这段描述,让我们领教了这位大学者治学之余对于书法的喜好程度。
桂馥对于书法的态度,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游于艺”。乾嘉学者之于书法,大多如此。程瑶田(1725-1814),安徽歙县人,乾隆三十五年举人,也是一位博雅宏通的著名学者,代表作有《通艺录》。他说:“孔子之言学也,则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故,游艺者,学之终事也。”钱大昕(1728-1804),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乾隆十九年进士,他于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地理、氏族、金石等无不精通,被推为一代通儒。钱大昕把书法的修习看作是学问之余的乐事:“斋中无事,兴到辄书数字。”今人所谓的“临帖”或者“书法创作”,在钱大昕那里,都通称曰“写字”:他的“写字”活动,也没有什么计划,当他沉酣于音律研究时,也许十天半月不曾动笔临帖;闲来无事的时候,或者有朋友门生向他索要墨迹的时候,他则会一气写出若干副古雅、厚重的隶书联语。这便是钱大昕。张惠言(1761-1802),江苏武进人,著名乾嘉学者。论及篆书,他说:“惠言夙好于此,未能用力,偶以意作书”。张惠言之于书法,较之钱大昕,真是如出一辙。汪中(1744-1794),江苏江都人,他在治学之余,对书法也颇为看重,且不无自负:“余目不识书,自谓颇窥见汉人三昧。”在《与赵味辛书》中,汪中说道:“比来苦于多病,旧学日荒。本月,中已移寓玉井之仁寿巷,在旧居西南半里。所得古碑,若《醴泉铭》、《李思训碑》、《中兴颂》,并北宋拓本。夏间拟往杭州,当与足下为十日之聚,其时可尽出所有,与共观之。”字里行间流露出了他对古代碑帖的兴趣。与钱大昕齐名的史学家赵翼(1727-1814)有如下一首诗:“几萧闲午睡余,临窗自写硬黄书。盆池忽漫一声响,闪出一条金鲫鱼。”午睡过后,顾不得赤日炎炎的夏季闷热,赵翼便在静谧的书室里,临窗凭几,在光洁莹滑的硬黄纸上临帖作字。赵翼对待书法的这份悠哉游哉,在他的一首七律诗里也有体现:“一联误到散花居,掩口胡卢遍里闾。岂敢戏留题凤字,或疑错写弄獐书。翻经香盎重帘静,绣佛灯摇四壁虚。亟与阿师勤忏解,手抄梵荚镇精庐。”此诗题目甚为冗长:《金子友来乞楹帖,其家住太平寺旁,门临大池。余为书“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一联。适有尼庵亦来乞桃符,童奴不知,即以此付之,一时见者传为笑资,赋此忏解》。但这题目本身倒是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对待书艺的态度。直至风烛残年,赵翼依然日日把笔为文,“皓首犹勤手一编,丛残旧稿卷盈千”。有时忽有兴致,“偶然一濡毫,冀托翰墨戏”。赵翼对书法的兴趣是贯穿终生的。
有些学者之所以关注书法艺术,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缘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孙星衍(1753-1818),江苏阳湖人,乾隆五十三年进士,他是著名的文字学家。孙星衍在跋鲜于枢墨迹时写道:“鲜于枢以延佑六年书此,用中锋,无侧媚之笔,天趣秀润,得晋代风格。昔见赵文敏写《佛说》四十二章于中州,又获睹此帖于家凤卿茂才处。岁事匆匆,惜不及手摹一本。因属吴生毓汾影写,列入子部道家书目,以备校勘云。”孙星衍对鲜于枢墨迹的“用中锋”、“得晋代风格”,很是推重,很想“手摹一本”,但其最终目的却不在于纯粹的书法欣赏,而在于“以备校勘”。由此可见,孙星衍主要是从“文献”的角度对古人的墨迹予以关注,其目的在于学术研究。文字学家王筠(1784-1854)在给友人的信中则说:“承赐楹帖,感谢之至。……弟之求字,素与众异。弟性好友,又愿聚不愿散,故遇君子之不遐弃我者,必乞其书,不必其工书也。当不得见时,辄出展玩,辄为欢然有喜。……弟质素弱,近尤少气,每对法书,辄觉气旺。”从王筠的话里,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他“每对法书,辄觉气旺”,也常向朋友求“书”,但他的求“书”“素与众异”。他求“书”的标准,不是“书”之“妍妙”,即他所谓“遇君子之不遐弃我者,必乞其书”,但“不必其工书也”。他的“求字”是“好友”之行为。当自己的朋友“不得见时”,每见字迹,“辄为欢然有喜”。这与平素常见的求名书家之字是大不相同的。王筠也和其他学者一样,把书法当成了余事。他认为书不必工,重要的是,“书”是学术同行的友谊的体现,“书”是他心中的学术同道的影子,“爱其人者宝其迹”。乾嘉学者“游于艺”、视书法为“学之终事”的态度,在孙星衍、王筠这里,又得到了证明。
哲学家贺麟先生在谈到人的兴趣问题时说过:“兴趣的发生,大都是随着人对于价值的认识为转移的。兴趣之所趋,即价值之所在。价值所在的地方,也就是足以引起人的兴趣的地方。假如你认为一件事体,毫无意义与价值,则你决不会对那件事体发生兴趣。”在乾嘉学者看来,书法对他们来说,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袁宏道说,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乾嘉学者在治学之余,是把他们的高雅闲淡的情怀寄托在书法一艺上的。
著名史学家章学诚(1738-1801)说:“学以致道,犹荷担以趋远程也。数休其力而屡易其肩,然后力有余而程可致也。”乾嘉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好比是“荷担以趋远程”,他们于治学之余,雅好书法,则好比是“休其力”而“易其肩”。正如焦循所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古人一室潜修,不废弦歌。”惟其如此,乾嘉学者才不但于治经研史领域成就辉煌,同时也在书法艺术上有精湛的造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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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19] (清)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20] (清)焦循:《雕菰集》,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版。
作者简介:朱乐朋,男,1966―,山东寿光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书法文化,工作单位: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