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盲人夫妻总是在医院旁的公交车站拉二胡，无论春夏秋冬，无论车站人多人少。 我每天下班都要在这里候车，渐渐便和他们熟悉了，等车的间隙会和他们聊两句。雨天或骄阳似火的时候，无论我怎么说，他们都不肯到站台遮阳棚下的长椅上躲避，说要把遮阳棚下的座位留给那些上了一天班的好人……
说起别人来，他们总要加一个“好”字，好人、好孩子、好老太太……刚开始听他们这么说时，我总觉得有点儿别扭，觉得他们这是为了增加别人对他们的好感，以便乞得更多零钞。可时间久了，我便渐渐感觉到，这些附加在称谓前的“好”字，都是发自内心的。
他们看上去40多岁，丈夫是全盲，总是专心致志地拉二胡，嘴角永远挂着一抹谦卑的微笑。妻子微微低着头坐在丈夫身边，一只破旧却被擦拭得很干净的搪瓷茶缸摆在眼前的地上。
每当有人往茶缸里放钱，她就会抬头，用很重的乡音说“谢谢”。偶尔也会有顽劣的孩子故意逗她，把空着的手一次次地做扔零钱状往茶缸上方伸去，逗引她一遍遍忙不迭地说“谢谢”。一旁的人看不过，就轰小孩儿走，她大约明白了个中缘由，也不恼，依然微笑着低下头去。
因为经常在等车时和他们聊天，我知道妻子的眼睛多少有点儿光感，只是那些伸向茶缸的手是否往里放了钱，她看不清楚，所以只要隐约看见一道影子伸向眼前，就会满怀感激地说“谢谢”。
有一次，她有点儿不好意思地问我，她丈夫拉的二胡好不好听？平心而论，他毕竟没受过专业训练，二胡拉得很一般，曲目也有限。只是，拉二胡对他们而言，不过是讨生活的手段而已，没必要按专业水准去要求。所以我便违心地说：“很好了。”
她睁大苍茫的眼睛：“真的吗？”
我说：“真的。”
她抿着嘴笑了，那笑容里满含欣赏之情：“别看他看不见，可耳朵好使，曲子只要听几遍，就能拉个八九不离十。”接着，她又忐忑地问能不能麻烦我一件事。说着，她端起茶缸，一枚一枚地往外摸硬币：“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麻烦你帮我买盘二胡名曲的磁带？”她说，这几支曲子怕是过路等车的人已经听厌了，买一盘磁带，可以让丈夫再练几支曲子，要不对不起大家扔到茶缸里的钱。
她的话让我的心一凛。因为我一直认为他们拉二胡，只要二胡声能引起旁人的注意，让他们把零钱放进茶缸里就成了，拉得好坏都无所谓。而且听者都是行色匆匆的上班族，没人驻足认真倾听他们的演奏。
这对盲夫妻肯定明白，没人苛责也没人挑剔他们的二胡拉得不精彩，可他们并不想让这二胡成为简单的乞讨工具，而一直致力于做得更好，因为这是他们向这个世界所有的善良道谢的唯一方式。
我为自己把他们的二胡辱没成一种机械的乞讨声而汗颜、惭愧。
听我老半天没动静，她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知道城里人很忙，为自己向我提出了这么一个要求而抱歉。我知道她误会了我的沉默，忙说不是不是，我是在想，家里有不少二胡名曲卡带，因为现在不流行听卡式录音机了，正发愁怎么处理它们呢，如果不嫌弃，我改天带给他们。她惊喜地一连串跟我说了几声“谢谢”。
那天傍晚，我和她聊了很久。聊到他们的生活时，她说，觉得这样已经很好了。幸亏嫁给了老公，才能走出农村见这么多世面；幸亏老公是个善良的人，知冷知热地待她，总抢着干家务活，疼她也疼孩子；幸亏老公有门手艺，才不至于让他们吃不饱穿不暖；幸亏这世上有这么多好心人，否则，就凭他们拉的这几支曲子怎么能供儿子读书？说着，她端起了茶缸，摸索着里面的零钱：“你看，我们的茶缸里装的都是这个世界的好。”
她说了那么多“幸亏”，好像他们已经得到了上天最好的厚爱，我不禁感慨万千。对他们而言，世界不过是一片混沌的黑暗，他们却从一只破旧茶缸里触摸到了人世间所有的美好。如果我们这些视力健康的人对生活中的美好不再麻木，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多失落和抱怨。
当晚，我去音像店买了几盒二胡磁带。因为怕她知道我是去音像店新买的，特意把磁带的塑封撕了，在第二天上班时捎给了她。
大约过了10多天，她丈夫开始磕磕绊绊地拉那些新曲子了。虽然曲子被他拉得有点儿支离破碎，但是，那是我听过的最动听的曲子，因为那些曲子里有对这个世界的真诚热爱，它们来自于两颗清苦却从不抱怨的心。
（摘自《家庭主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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