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发展是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支柱，加快实质性的城镇化发展是释放内需潜力、扩大就业、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关键。过去30年重在工业化，以工业化为核心，未来10～20年应重在城镇化，重在工业升级和城镇化发展的结合，通过大幅提高城市产业竞争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来提高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力。但加快城镇化发展，不是继续搞以土地扩张为核心、“见房不见人”的旧式城镇化，而是必须走一条以资源节约、效率优先，“见房见人”，加快人口城镇化、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为出发点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人的城市化
城镇化本质是人的城市化，不是房地产化，不是土地的城镇化。过去较长时间内，我们严重忽视了城镇化的本质，由此带来了许多结构矛盾和社会矛盾。本质型的城镇化被长期压抑，这意味着巨大消费需求潜力被压抑，社会和经济的不稳定风险却在聚集。
在加快城镇化发展的讨论中，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这些人看到的是过去老城镇化的弊端，即以土地城市化、房地产泡沫化等不可持续的城市化模式。这样的城镇化我们确实应该反对。新型城镇化有两个支点：一是人的城市化，二是城镇建设要以效率为中心，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除此之外，仅从个人、局部利益出发而提出的反对观点站不住脚。如在对黄金周免收费政策的看法上，在征收房地产税来抑制过度住房投机的讨论中，反对者很少是站在公众利益上，多是从自身的得失来判断政策的好坏，这成为当今中国的一大风气，因此，阻碍了从长远角度维护公众利益的政策的实施。
对国家将把促进城镇化发展作为下阶段重点发展战略，各有各的理解。我以为，以城镇化为重点的经济战略与前期以房地产为支柱的发展战略完全不同。城镇化是解决人的问题，是解决消费问题，而房地产化是解决投资问题，是让一些人（高收入者或中高收入者群体）通过房地产发展获得更多的投资收益，发财致富，政府也得到更多的税收和GDP增长的绩效。形象地说，就房地产与城镇化的关系来讲，两者都需要建房，但建的目的完全不同，如盖10套房子，不管用什么方式，10套房子主要是满足少数家庭投资需求，就是房地产化，就是资产泡沫化发展，而建10套房子为的是满足10个家庭的住房基本需求就是城镇化。有序推进城镇化，可以使发展成果被大多数人（特别是大量亟待城市化的农民）共享，同时，还能释放出巨大的消费需求和相应的公共服务需求。
摆脱投资依赖
新型城镇化解决的是消费问题，不是投资问题。有消费推动的投资，可称之为“有效投资”。四五十年前，发展经济学大家赫希曼在其名著《经济发展战略》中对此有过论述：市场需求（消费）快速发展，对基础设施形成需求，政府便尽快弥补上这一缺口。但现在中国存在投资饥渴症，这种饥渴症与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当年描述的“短缺经济学”明显不同，是主动性的，人为性的，为投资而投资，甚至一些投资是为了私利。因为很主观，因为为投资而投资，结果会形成大量无效投资，因为它缺乏最终需求做支撑，当然对改善人们的福利作用也有限。
中国现阶段，有资金，有投资能力，更有投资冲动，保增长也好，稳增长也罢，刺激政策都不应多考虑刺激投资，相反，应是刺激消费，从消费端、居民端考虑发展经济，而不是从政府端，从满足一些重点或特殊行业、群体的投资收益来发展和刺激经济。摆脱投资依赖，必须放弃“刺激投资”的政策取向。在多数情况下，投资应成为被动的过程，就像发展房地产一样，房地产应是一种被动发展的行业，由需求来推动发展，而不是人为地创造需求，通过泡沫化来推进发展，结果当然是风险聚集，问题成堆。
一句话，新型城镇化是解决人的问题，建设高效的现代城镇。解决人的问题，就是农民的第三次解放，提高人口城镇化率，给农民工公平的城市发展权，同时，释放出巨大的消费需求；建设高效的城镇，意味着城镇化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节约土地、节约各种公共资源，提高土地和公共投资效率，避免过去那种铺张浪费、投资逐利、效率低下的旧式城市发展方式。
城镇化的未来
推进新型城镇化，四个方面至关重要。
一是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化水平。即建设“好用、高效”的城市，而不是建设“好看、不好用、低效”的城市。中国许多城市规划之所以败迹累累，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城市规划是短期经济利益导向，房地产导向，而不是以城市结构优化和功能完善为导向，不是以人们的生活便利、效率优先为导向。房地产建到哪路就修到哪，路与规划图是跟着房地产泡沫走，这样房地产布局不好，路当然布局就不好。城市规划最基本的原则，应是以交通高效率为中心来规划城市结构和功能；以住房为中心来规划和建设城市则是本末倒置，必然形成许多“反发展”的结果。
二是加快人的城镇化，提高户籍城市化率。城镇化的主体是农民进城，这才是城镇化的本质，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人的集聚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让二元结构落后端的农民转化为市民，这也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目标，所以，推进城镇化，就是破除一切阻碍农民转化为市民的各种障碍，加快这一过程，让其享受发展的成果，同时推进城市进步。目前看，农民工市民化有三道大槛。第一道是户籍之槛，即户口。现在不少制度和政策设计都分成城市与农村，是明显的二元体制，对农民明显不公。考学可以变为城市人，而到城市找到工作的农民就不能成为城市人，只能成为“农民工”。与农民工相对应的是“外来工”，即已是城市化人口，因工作和生活迁移到其他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其中大多数因大城市户籍的门槛高而不能本地化，即是说中国的户籍制度不仅是城市与农村分割，而且城市与城市也是分割的，“户口”不能跨城市流动。这样的障碍使中国城市出现了大量的半城市化现象，城市化质量受到严重削弱。第二道大槛就是过高的住房门槛。房价被有钱人抬高，实际起到了保护现有城市人口利益的目的，让农民工和外来工无法本地化，形成强大的经济性障碍。甚至一些特大城市的官员毫不掩饰地说，这正是他们阻碍大城市人口膨胀的策略。我以为，高房价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最大门槛，比户籍门槛所造成的障碍更大。第三道大槛就是教育按省域分割的门槛。这道槛阻碍了人口的跨省域流动，是导致中国农民工春运大潮、人口流动成本过高的重要原因，是导致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和老人问题等后遗症严重的重要原因。
三是强化城镇化的产业支撑。服务业发展，不仅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内容，也是扩大就业、提高人们收入水平、促进消费增长的重要发展点。“十二五”规划十分强调服务业发展，提出“大力发展服务业”的要求，特别是大力促进生活型服务业的发展。在许多城市，服务业发展将代替制造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这也是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过程。制造业升级和中西部地区进一步推进工业化，则是城市发展的另一极。
四是加强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整体规划和建设，提高城市发展的综合承载力。交通问题已成为城市产业升级特别是服务业发展的巨大瓶颈，解决交通问题重在效率和便民性，而不是重在好看、重在促进投资增长。例如，“公共交通优先”，到底是公交优先，还是地铁优先？地铁发展是解决交通问题，还是促进房价上涨的“道具”？这些问题要先搞清楚，才能大量投资。因此，不是人为增加投资的问题，而是对原有规划和已建成的城市结构进行全面诊断，提出长远性的改进方案。解决了交通瓶颈，许多其他的城市发展问题迎刃而解，城市综合承载力将会得到明显加强，人们的生活水平与质量将会不断提高，最终幸福指数将随之大幅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