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引进了别林斯基始创的“形象思维论”。周扬是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在他支持下，“形象思维论”成了文艺理论的金科玉律，它主张人们认识现实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科学家主要用抽象思维，艺术家主要用形象思维。
吉林省委书记郑季翘，是一个三十年代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的高级干部。由于分管文艺工作，接触到形象思维论。他质疑，如果艺术家另有一个思维规律，毛泽东《实践论》阐述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还是不是人类普遍的认识规律？1962年7月，周扬到长春视察，郑季翘向周扬当面讲了自己的看法。周扬没有表态，却在沈阳一个座谈会上说，“斯基”是不能随便批判的。郑季翘理解，周扬指的就是他。这促使他在1963年2月完成了一篇论文《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文艺创作中形象思维论的批判》。他给中宣部领导陆定一、周扬、林默涵、许立群写信，并附上这篇文章。中宣部没有答复。但郑季翘的观点得到了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的支持。
1964年初，中宣部开会，东北局宣传部长关山复问周扬对郑文有什么意见。周扬说：“季翘同志最好在肯定形象思维论的基础上再去批判，然后可以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听了关山复的转告，郑季翘认为周扬压制讨论。1964年夏，陈伯达到长春，郑季翘把文章给陈看，陈要郑修改充实，寄给《红旗》杂志。
1964年10月，郑修订文稿，增加了现代形象思维论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先声和基础的论断，把问题上纲到政治高度。1965年1月，郑季翘打电话向《红旗》询问，回答是：“稿子早已收到。按老夫子的意思是要发表的，但因中宣部方面有不同意见，所以没有发表。”
在吴德等人支持下，论文1964年底发表在东北局政治研究室的内部刊物《试笔初稿》上。1965年8月，陆定一到长春，郑季翘去看望。陆定一说，“强晓初同志把你写的文章给我看了，我从来都是反对形象思维论的。”几天后，陆定一在长影干部会上说：“形象思维论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
1965年10月，周扬在北京召开讨论郑季翘文章的座谈会，当面自我批评：“季翘同志，对你不起，处理你的文章我有官僚主义。”
郑季翘于1965年1月完成第三稿，题目改为《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红旗》尚未刊出之际，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于1966年3月22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吉林省一个文教书记，写文批判形象思维论，写得好。”当时有人说，郑季翘的文章不好懂，毛泽东说：“我看很好懂。”
1966年4月5日，《红旗》第五期发表了郑季翘文章。这时，“文革”序幕已经拉开。一个多月以后，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组，5月28日向党内公布名单，并通知六个中央局各选一人，担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东北局书记处开会决定推举郑季翘，并于6月3日通知了他。东北局为什么这样选择？中央文革成员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尹达都有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赏识。郑季翘也有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赏识，选他乃顺理成章。
7月下旬，郑季翘参加了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接着列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陈伯达对他说，中央文革人手不够，希望他留在北京工作。郑婉言谢绝，回到吉林。私下议论“文化革命就是‘易储’”，“江青很傲慢，净教训人”。江青后来知道了，郑季翘后来被中央文革除名。郑季翘文革初受过冲击，后来进了吉林省领导班子。他当政并不左，支持过电影《创业》的拍摄。
1977年底，毛泽东《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公开发表，其中谈到：“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第一次披露毛泽东肯定形象思维的言论。这时，理论界有人把郑季翘的文章和江青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捆在一起批判，并怀疑他能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因为江青赏识。好在原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向中央领导报告，郑季翘参加中央文革是东北局书记处决定的，与“四人帮”无关。1978年5月，郑季翘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副秘书长。次年初在《文艺研究》上发表答辩文章，关于形象思维的争论逐渐回归为正常的学术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