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久居城市，从春风中总能嗅到大自然的呼唤。虽然无雨纷纷，借问空气阳光，分明遥指着清明时节，竟想起杳无可寻的杏花村来。忽一日嫌回家尚早，叫声停车，径朝一座山探寻而去。
山名暂不说，说了你也不相信，因为我也忽略过它的存在。它是被周围的楼房严严实实遮盖的，没料想有曲径而通幽。径是石阶，然低头看去竟是墓碑铺就，踏上去便有些沉重。柔和的斜辉下，一层层倒下的碑文依次在眼前浮现，人群纷纷在那个战乱的朝代倒毙，横尸遍野。民国、民国、民国……倒下的十之八九在民国年间，也有光绪、道光、嘉庆，最远的是乾隆，那是一块为“先妣熊门杨氏”所立的汉白玉碑；最近的是“公元一九五一年故显妣李母田氏之墓“孝女菊立”，此后断无可考。
我走走停停，躬身匍伏，或以手扒开绿草，或用脚拨去黑土。“乃就芜秽杂沓中摩挲审视”，磨冼沉戟认前朝。那是一幅幅哀亡图、一阵阵断魂曲，子送父，弟悼兄，妻哀夫，侄祭叔，人亡家破，哭号恸地。家祭之外还有公祭，有“阖族公立”之碑，有“奉公尤能恪尽职守赖君长助之力因忧伤过度扶病返汉”的某“先生之墓”，有“武汉文化界同人敬立 抚（？）州陈大悲先生之墓”，这其中有多少故事，说不定还有今人所不知当时却童叟皆晓的掌故。
这些墓碑，有约一半是阴面朝上的，而阳面朝上，笔划的刻迹或是更利于踏步的防滑。
正因此给人们看到了更多的文字。我发现，有“卅六年”为“第十一工厂第六所王保生”而立的碑，这“第十一工厂”是什么厂呢？可能它跟那块花冈石的大碑有关，那是“湖南宁乡张君锡科之墓”。是”汉阳兵工厂警卫第一中队民国三十一年”所立。哦，曾经的“东亚雄厂”就在附近。整个民族的希望，曾经寄托在这民族工业上，多少仁人志士在战斗中捐躯。我索性在石阶上坐下，辨识着一块残缺得只剩一尺见方的黑人理石碑，能依稀认出的是：“纪念碑凡国之拓疆平乱能为一心者其上也我诸位烈士多属来自田间不忘为国杀贼也我革命军 始得国基粗定民心稍安虎视武汉民心惶恐贼之志尤勿计生死忝列同袍”。可惜亦无从考证它的历史背景。
我不由得为这些先驱们愤愤不平，在他们浴血奋战百年之后，碑已不存，事迹不扬，九泉之下何等凄惶？转而思之，这所有的碑碣，当初在立刊之时无论多么轰轰烈烈，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会被逐渐淡漠直至遗忘，这是无情的事实。试想一下，“民国戍辰年清明节”为“故显考阳公和顺大人”祭扫的“孝男昌兆女莲针青香”，他们的子孙还会来寻找这位先辈吗？
一代只能管一代的事、尽一代的责，这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明知这些墓葬形制不可能真的永垂不朽，一代一代的人却要尽力而为之，甚至不惜薄养厚葬，这都是感情使然，也是不愿背不孝之骂名啊。
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被破坏得已差不多了，唯有这个孝字，公开批判的还不多，还算是比较完好地保存的。尽管如此，这儿的冷清无人来追怀、这些石碑的被践踏无人来愤慨，倒是使尚存人世的我辈这样想，何必要留下这些碑呢？何必让后辈麻烦呢？这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啊。
在长长短短四五条石阶上寻访沉思时，有不少人从身边走过。有游玩追逐的少男少女，有携犬兜风的浓装艳妇。他们都沐浴在生活的春风中，不明白我在干啥。从这些山上山下的居民中，我遇到一位最年长的，他八十六岁，姓聂，正在山顶平地上舞长穗剑。他也是这里最早的居民，1953年从哈尔滨来，替苏联专家当翻译。这座山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改变的，为苏联和中国专家盖了九栋别墅楼，周围的墓碑也就就地取材垫了石阶。谈到这些墓碑，聂老说人死了就是回归自然，留下这些碑干啥呢。他已到红十字会申请要求死后遗体捐献，可是手续太复杂，连儿女这一关也难过呢。
回来后翻看资料，知此山为凤栖山，“在城北后，宋知军刘辟疆记曰，古有凤凰栖于此，故名。旧志云：吴孙权黄龙元年，凤凰见于夏口，权始称帝号．或即此也。”山上原有“梅岩”摩崖，有秋兴亭，涌月亭等，均不存。
解放后，凤栖山被斩头去尾缩小了不少，听说现在准备作旅游景区开发，搬走山上的居民。我想，这些墓碑铺就的石径能不能尽可能保留，因为它是用生命筑成的文化。踏在上面，会想到历史，想到我们该如何珍惜生命，淡泊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