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海派文学”，第一印象便会想到上海，想到上海的租界、书局报馆，想到栖身于小报小刊的鸳鸯蝴蝶派和各种来此地讨生活的亭子间作家，想到刀光剑影、神秘莫测的赤膊党、过激分子、帮会组织，还有就是与文坛才子相配的妩媚佳人。这些光怪陆离的影响因素，概括起来，就是都市、租界、传媒、意识形态和性别。它们像酵母一样，是秘制海派文学不可缺少的配方。人们称海派文学是都市文学、洋场文学；骂上海的文人是文丐、洋场恶少、投机分子；说海派文学是阴性的、娘娘腔、缺乏阳刚之气，讲来讲去，都与上述影响因素有关。
一
城市对海派文学是第一位的。这话很多人都知道，但问题是中国的城市古已有之，上海之前，论规模论影响，大城市多的是，与这些古城发展相呼应，中国传统的城市文学也很发达。但即便是这样，上海在中国城市的地位还是无人能比，海派文学也是一枝独秀，风景这边独好。为什么同为城市，上海却有着非同寻常的能耐呢？最简单的回答就是此城市非彼城市也。上海作为中国近代诞生的商贸城市，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有着天壤之别。中国传统城市大都是帝都，是权力中心，是军事重镇。中国传统社会中不管经济繁荣到怎样的程度，终究没有诞生出像上海这样的现代超大型商贸城市。这是因为传统城市过份依赖于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在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方面都有限度，加之政治上的特权和文化想象上的封闭自满，传统城市的发展总是与各政治王朝一起经历周期性的兴衰起伏，难以见到现代城市那种持续不断的强势增长势头。文学方面，中国传统城市文学的发达与城市的繁荣分不开。像传奇和话本小说的成长过程都离不开城市娱乐和说书艺人的创造活动；唱词和曲调的流行一定程度也与城市游冶生活繁荣相关。但问题在于像海派文学这样的城市文学风格、文学流派、文学生产和传播方式，在近代以前的中国传统城市中根本就不存在。举一个最简单的事例，海派文学中有大量靠稿费为生的职业文人，传统社会中就没有；海派文学的刊布，依赖的是机器印刷技术和报刊杂志，这些东西传统社会中也没有。即便是到了近代，同样是大型城市，像北京等地，先天的文化历史条件远远优于上海，但都没有像上海那样成为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文化发展最快速最繁荣的地区。现代社会因为技术水平的进展，包括对社会和人类价值所有方面都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
首先是社会成员身份地位的变迁。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基于特权和血缘关系，对人身的限制是强制和无法选择的。皇族具有先天的优越感，而普通庶民地位卑贱。但现代社会基于人口的流动和商贸自由交流的需要，交易双方不受先天的社会身份优越性的影响，而是需要买卖双方自愿交易。在商品社会中，一个人的成功，靠个人的经营，通过个人财富的增殖和扩大，通过个人事业的成功，建立所谓的社会地位。而且，这种社会地位在现代社会中是动态的。也就是说，享有高尚社会身份地位的成员不是先天固定的，而是不断在流动变迁；同时，社会评价的标准也在变化。晚清上海的文化名流中，名门望族出身者有之，但远远不及北京、天津。大多数海上文化名流出身很普通，像王韬等人都不是高官和世家子弟。他们个人事业的成功，缘于自己后天的勤奋努力。
第二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上海因为开埠和对外贸易，深受外来文化影响，近代以来一直领中国社会风气之先。以文化事业为例，像张元济这样的翰林人士因为对清政府的失望，毅然放弃南洋公学的职务，不惜与书商为伍，帮助夏瑞芳改组商务印书馆，最终成就了中国现代出版事业。另外，像投身于《申报》以及上海一些报社的华人主笔，不少都是落第士子。但随着《申报》等报刊杂志销路扩大，社会影响力增强，不仅这些华人主笔摇身一变成为沪上名流，而且经济收益也有保证，精神风貌和生活待遇与原本人们想象的落拓文人有着天壤之别。这种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社会价值观，驱使那些想在上海立足的文化人大都以一种敬业和个人奋斗的积极姿态投身事业。当然，其粗鄙形式是过于追名逐利，甚至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这是海派文化的消极方面。但积极的方面是海派文化鼓励个人奋斗，创造发明，成就事业。就上海近代文学、文化成就而言，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没有这种积极的方面占主导，而都是沽名钓誉的消极活动，上海也无法在近代中国脱颖而出成为２０世纪中国最有生气的文化城市了。
第三是在中国本土直接展示出现代世界城市的生活经验和想象。上海的立城之本不是本土格局而是世界格局，人们称上海是东方的巴黎、万国之都，立足的平台显然是世界城市。世界城市的出现是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构成部分。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在《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提出一个看法，他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是彼此隔绝的。在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之前，也就是１６世纪之前，是世界性帝国时期，那时世界的联系主要通过一些重要的帝国城市来实现。而１６世纪之后，进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时期，世界的联系通过核心国家、边缘国家和过渡国家之间不同的资本分工、流通来实现的。资本的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的渗透，往往通过建立一些能够接纳世界资本的桥头堡来实现的。①事实上，从现代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入方式看，正是通过建立一系列的资本桥头堡来进行的。先是香港被租借；后有上海等五口通商，再以后就是沿海地区通商以及通过长江水道进入中国腹地。当１８４３年上海开埠时，老城厢是上海的中心城区，但随着英租界、美租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建立，上海的繁华腹地渐渐从华埠移到租界，原先外滩的芦苇丛、烂泥滩改造成为上海最具标志性的城区。到上海不去外滩看看，似乎算不得到过上海。上海的城市发展速度，不取决于周边地区乡土经济的发展水平，相反，上海的经济神速，让很多本土的小农经济快速破产，而让那些加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利益集团和商业代理转瞬暴富。上海的宁波商人、广东商人，做的都是与世界资本主义贸易接轨的进出口生意，而不是像原先的徽商，做的都是土产批发之类的买卖，上海商家是广东人、浙江宁波人的天下，这也是世风所致。上海文人大都以籍贯江浙为主，这些沪上文人交往的，已不完全是本土的硕学之士或官员幕僚，而是洋人，栖身之地也是洋人主持的印书馆、教会书院和中外报馆。洋人和他们的文化机构事实上是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结伴而来并与之呼应的文化形式。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和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是：为什么西方传教士要来中国？因为资本扩张需要文化营造投资环境。没有文化的资本扩张，长久看是不稳定的，国际资本的全球化过程相应地也会出现文化全球化的交往形式。现代资本主义不只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文化行为，它要确立自己的价值标准，建构自己的文化形态，形成制度保证。称海派文学是洋场文学，只不过说明海派文学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它是国际资本落户上海后中国本土文化的一种变异。海派文学毫无疑问是一种复合型文化，它不像传统文学那么纯粹，而是以杂为特征，这种杂的外观特征中无一例外几乎都含有西方文化的影响因子。笼统地说海派文学接受西方文化影响，未必有错，但有意义的问题应该是注意到那些被西方文化所唤起的上海本土文化创造意识，以及这些创造意识是怎样转变成一种普遍的价值标准影响到差不多所有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上海再怎么欧化，毕竟还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它与传统中国文化不同了，这种不同是上海以一种现代身份加入到国际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活动中去，成为世界资本市场的一部分。而且，这种现代化的文学实践，在中国首先是从上海大规模地起步和完成的。
二
在塑造海派文学方面,租界是一股强劲的力量｡如果问租界给海派文学带来了什么?有几方面想必是应该顾及的｡一是国际化经验;二是城市景观;三是文学样式;四是经营方式｡
近代以来,上海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开辟通商口岸后,英租界､美租界､法租界以及英美租界合并形成的公共租界相继建立｡来上海租界居留的外国侨民也逐渐增加｡从最初的26人,到1940年代的15万人口｡外侨国籍,最多时,达58个国家｡②这么多外国人涌入上海,当然是因为上海有很大的空间能够容纳他们｡外国人在上海暴富发财的事例,历史上可以说层出不穷,屡见不鲜,甚至有人将上海形容为“冒险家的乐园”｡如果说,外国人刚刚入住上海,给上海人带来的还是新鲜､好奇,那么,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租界俨然已是另一番景色｡1876年葛元煦在《沪游杂记》中记录了上海租界的繁荣景象:
租界在沪城东北,周十余里,以河为界｡法国自小东门外陆家石桥河北起,至北门外三茅阁桥河南止｡英国自三茅阁桥河北起,至二摆渡老闸门河西南止｡美国自二摆渡河东北起,至外虹口一带止｡三国租界英居中,地广人繁,洋行货栈十居七八,其气象尤为番盛;法附城东北隅,人烟凑密,惟街道稍觉狭小,迤东为闽､广帮聚市处;美只沿江数里,皆船厂､货栈､轮舟码头､洋商住宅,粤东､宁波人在此计工度日者甚众｡③
外国人在沪人员增多,洋行买办的需求也在增多,逐渐形成了一批熟悉外国规则,专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华人群体｡近代以来的上海社会,大凡与“洋”字沾上边的事业,都有很大的商业利润,以致于在上海的一般市民印象中,对外来东西普遍持接受的态度｡以英语学习为例,上海大概是近代以来中国学习英语风气最盛的地方｡单学校就有官办的广方言馆､教会办的各种书院,以及民间书局办的函授英语学校等｡上海开设广方言馆不像北京设立同文馆那样遭遇到很多官员的反对｡上海广方言馆不仅延续时间长达四十二年,而且报考人员踊跃,甚至出现考生为求得入学而贿赂学官的事件｡④以上海的英文教材出版和购买情况看,189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不久,翻印出版印度广学会编的英语教材《印度课本》,销路甚好,1989年商务印书馆请上海中西书院谢洪赉牧师将《印度课本》译成中文以《华英初阶》以及《华英进阶》一二三四册的名目重新出版,课本销路见好,为商务印书馆积累了一大笔资金,这也是商务印书馆从印刷转向出版的开始｡⑤英语课本畅销,说明学习英语的人多,有那么多人在“崇洋”,说明世风所趋｡在这股欧风美雨的涤荡下,人们不仅相信器物是外国的好,文学上也觉得外国的东西是仿效的榜样｡在文学价值参照上,一般人心目中的标准已不再是单一的中国传统诗书古文,而是融入了国际标准｡租界像是一扇打开的大门,让人们窥见大门之外另一个世界的多种文学风景｡
这种风景之一,就是现代城市生活｡所谓城市生活按照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说法,就是与乡村生活相对的另一种生活,它是与现代工业､金融扩张结合在一起的｡⑥｡海派文学提供给近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城市景观,除了看得见的城市风景之外,还保留着那些内在的城市生活练就的精神气质｡城市的精神气质,从根本上说,与商业社会有关｡或许是资本扩张带来的冒险精神,让城市空间没有一刻是安宁的｡出版于1930年代的茅盾小说《子夜》,常常被人们视为是一部描写上海城市生活的经典之作｡在他的笔下,那些生活在上海的军政要员､金融巨子､学界精英､文人墨客还有像留学生､交际花､晚清遗老､家庭保姆之类,似乎都生活在风暴的漩涡中,没有片刻安定｡上海这一凭空崛起的现代都市在很多人们眼里仿佛是漂浮不定的孤岛,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好像一个个都显得心气浮躁,急吼吼地都想索取巨额回报｡这种不怎么雅观的城市世相是现代城市表情之一,也是资本原始生产时期的粗糙外表｡可以想见的是,资本扩张需要推崇金钱至上的价值理念｡为了追求资本的有效性,原先维系传统社会的价值理念会被搁置一边｡做什么事想什么问题无意中都会触及到金钱的尺度｡这种世俗气很重的重商风气,让原来浸淫在诗书礼仪社会中的传统中国人很难适应上海的城市生活｡很多客居上海的外地作家在表现上海生活时,很不习惯上海社会的金钱味和市民味,不是将上海理解成小市民的社会,就是将上海视为罪恶的深渊｡穆时英说上海是“造在地狱上的天堂”｡⑦而茅盾《子夜》中的上海,则是张开血盆大口的怪兽｡这些新文学家尽管都在写上海,但都是戴着上海都市生活之外的眼镜打量上海社会｡穆时英来自浙江慈溪,一位大家庭的破落户长子;茅盾来自浙江桐乡,一位家道中落子弟的长子｡如果不是因为上海巨大的市场辐射,这些江南才子原本活动的世界,很可能是杭州､苏州､扬州､南京｡但现在都因为上海的繁华而被卷入到洋场生活中,成为上海客居成员中的一员｡他们有文人的敏感,感受到上海与外地世界的不同｡但他们对上海的生活格格不入,总是喜欢将上海的生活与原先外地的家乡生活做对比,站在一种谴责的角度,诅咒上海是“造在地狱上的天堂”｡相比之下,只有真正土生土长的地道上海人,对上海城市生活保持着一种宽容｡像现代作家邵洵美和海上闺阁作家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尽管有种种不尽人如意之处,但也没有被夸张曲解为“地狱”､“怪兽”｡
三
回顾海派文学的成长历史,在现象上人们会注意到文学的现代形态的建构与城市的现代形态建构,是并行同步的｡海派文学的城市景观､风格流派,无法摆脱现代城市的特有气质｡而在探索现代城市的内在品质时,人们会发现现代城市其实是多种因素的有效组合｡现代城市不同于传统城市之处,是现代城市大都建立在国际资本周转频率较高的经济区域｡所谓国际资本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跨国度跨区域的大范围高效流动｡支持国际资本运作的社会资源和动力强度超出了传统社会的想象范围,它能够动员全球各地主要经济活动区域的原料､资本､交易市场和信息服务,朝着最有利于资本盈利的方向运动,为资本生产提供最便捷低廉有效的服务,这是国际资本“双边效应”的有效体现｡世界城市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关节点和服务枢纽｡与传统城市相比,世界城市具有超大型的空间特征｡与此同时,世界城市不单单只是空间的无限扩张和资本财富的囤积,它还是国际资本流通和辐射的核心区域｡它的作用有点类似于火车中转站,不断有资本在这里来来去去进进出出｡没有国际资本的进出,也就不会有世界城市的形成｡美国社会学家曼・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中,将世界城市命名为信息城市(information city),其用意之一就是揭示现代城市的流动特征｡现代城市的流动功能需要多方面的社会支援｡其中之一就是传媒｡近代传媒最主要的方式,是新闻和出版｡以报刊杂志为核心的近代新闻出版是面向社会公众的信息传播渠道和公共空间,在中国,以往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公共空间｡只是到了近代,通过西方传教士和外国商人的努力,通过上海､香港等地华人主笔的努力,才渐渐拥有了这种公共空间｡至于文学与传媒的关系,可以说早期创办的报刊杂志并没有非常自觉的意识要建立文学与传媒的直接联系,但教会报刊的劝善惩恶故事和历史人物记载,本身是有文学意味的｡渐渐地文学内容进入其中,除了游记､诗歌､人物故事等之外,还有翻译作品｡到了《申报》创办时期,在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已经是较为流行的风气了｡
从海派文学的历史看,海派文学从孕育到发展成长,无疑得益于上海的报刊杂志最多,文学与报刊杂志的结合形式,是海派文学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一大贡献｡中国近代文学中,小说发展最快｡在探讨近代中国小说繁荣的原因时,很多人都意识到新闻出版的重要作用｡如,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就认为“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⑧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统计,这一时期中国的小说,创作的有一万一千零四十种,翻译四千九百七十四种,合计一万六千零十四种｡⑨这些学者的论述中都提到了印刷出版､新闻报刊的作用｡其实还有一点,他们虽意识到了,但没有明确说出的就是近代印刷出版､新闻报刊杂志在地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上海,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报馆书局､印刷出版公司,而那些以报刊杂志为依托的中国近代小说才能顺理成章地集中在上海发表出版｡海派文学一开始就是与书报等传媒结合,这样的文学形态使得海派文学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学｡传统文学作为一种文学道统,它依赖的是政府衙门､官僚幕府,一句话,它是被豢养着的｡而海派文学因为书局报馆的经营性质,是以营业为主,面向市场,靠买卖市场来决定自己的存在价值｡市场是海派文学走向的重要参照｡读者欢迎的作品,书局报馆就会投其所好,连篇累牍地发表､出版;读者没有兴趣的东西,书局报馆就不会投资｡这种市场定向的文学走势造就了海派文学自己的风格流派和表达方式｡在风格流派上,海派文学走的是世俗的道路｡所谓世俗,从好的方面讲,是贴近当代生活,追求时效性｡凡是有价值､有卖点的社会生活题材,都在海派文学的视野之内｡那些重要的社会新闻,有趣的本埠消息和突发性政治事件,往往最先在沪上连载小说或文艺作品中得到反映｡这是传媒对文学影响的一个方面｡
报刊杂志对文学的积极影响还表现在文学格式的选择上｡不少文学史家都指出,清末以来,中国文学的文章体格发生了较大的变异,最有代表性的是梁启超的“新民体”和章士钊的“逻辑文”｡⑩这种文体变革其实都是为了适应报刊杂志的发表需要而产生的｡梁启超的“新民体”以堆积词藻､排比句式和气势宏大见长,章士钊的“逻辑文”以说理严密､逻辑性强著称｡因为报刊杂志在篇首都要求刊发代表编辑部态度立场的文论性文章,于是这种社论性质的文体便应运而生｡连载小说也是适应于报纸副刊的一种文学形式,不少民初作家靠给报纸副刊连载小说维持生活,而副刊因为这些连载小说吸引读者带动报纸的销路｡包天笑､张恨水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都有这方面的记录,清末民初很多畅销的小说,如徐枕亚的《玉梨魂》等最初就是在报刊上连载,广受欢迎后,再单行出版｡
传媒方式在近代的变化,是推进文学实验的一股重要力量,海派文学在这方面独树一帜｡譬如电影作为传媒手段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就是从海派文学的实验开始的｡电影因为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娱乐性,底本的撰写和改编,有一定的文学要求｡沪上文人便是这些电影剧本的最早的主创人员,这也是海派文学与电影这种新兴传媒结合的开端｡从192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海上文人参与到电影创作中｡包天笑在《我与电影》中说,当时明星影片公司因为缺乏剧本而找到他,请他将自己的小说《空谷兰》､《梅花落》改编成电影｡他参加了电影剧本的改编,而电影开映场场满座｡{11}其他像周瘦鹃､张恨水等,都写过电影剧本,这些海派作家的电影剧本创作,开启了中国电影史上的鸳鸯蝴蝶派时期｡1930年代中期,一些新文学家参加电影剧本的写作,他们将电影剧本的写作作为自己的艺术生命的重要部分｡夏衍在回忆1930年代上海电影界的活动时,谈及“左联”专门派作家参与上海一些民营电影公司的活动,帮助这些公司创作剧本,改变鸳鸯蝴蝶派文人遗留下的电影文学风格｡{12}作家参与电影剧本的创作,不单单是为电影提供脚本｡一些作家渐渐地考虑文学如何从电影这种新的艺术样式中吸取滋养｡这种意识是1920年代后期至1930年代初海派文学中最早产生的｡文学从电影中吸收表演技巧,为新文学发展提供了更丰富的技巧手段和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在海派作家中,最自觉地将电影技巧转化成文学实验的,自然要数新感觉派作家刘呐欧和穆时英｡当新感觉派小说实验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初现上海文坛时,很少有人意识到电影影像方式对于文学写作的历史意义｡人们只是凭这些小说的外观特征和这些小说家对日本“新感觉”小说的接收,而称这些海上小说家为“新感觉派”｡其实,这些小说更应该称之为“电影小说”,因为电影的表现方式给了他们实验小说的灵感和技巧｡
以书报为代表的近代传媒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文学的职业化｡中国最初的职业文人､稿费制度､书局报馆内部的专业分工等,都是与传媒竞争､发展有关｡上海滩上一批华人主笔,应该是最早的职业文人｡他们跻身报馆,靠写稿为生,后来发展到韩邦庆自己创办中国第一份小说杂志《海上奇书》,连载小说｡这些尝试为后来鸳鸯蝴蝶派文人的出现,从文学生产的各个方面打下了基础｡鸳鸯蝴蝶派作家尽管不都是靠卖文为生,但其中的一些人,像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等主要还是依赖稿费为生,像徐枕亚等借助《玉梨魂》的成功,自己创办出版公司,希望有所收益,这些现象都反映出写作的职业化特点｡从鸳鸯蝴蝶派作家的活动看,支持文学活动职业化必须具备的几个最基本的文化因素稳定下来了:一是出版,二是发行,三是稿费,四是文人集团｡也就是说,作家要靠写作为生,必须是写出来的东西有地方愿意出版,出版后销得出去,销售出去才能够获得稿费的回报,而且,通常文人之间为了生存,也是抱成一团,互相支持,这样才能够成气候,有影响｡五四以后,新文学家在具体的文学价值观上与旧派文人不同,但文学活动的基本形态却有相似之处｡像鲁迅､郭沫若､茅盾､沈从文､巴金等,主要靠稿费维持生活,他们的文学活动都离不开出书办杂志,或者与出版社､报社打交道｡他们有自己的期刊和愿意出版他们作品的图书公司,如开明书店､北新书局､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等｡至于新文学社团组织,则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现象,中国文学史上大概没有作家像新文学家那样有着强烈的集体认同意识｡新文学家从来不是孤军作战,而是互通声气,招朋引友,扎硬寨,打死仗,形成大大小小各色各样的新文学团体,掀起一波接一波的新文艺思潮｡不管是当时,还是今天人们谈论这一时期上海的文坛,大概都不会忽略前面提及的影响文学职业化发展的这四个主要因素｡这些文化因素对海上文坛的持久而稳定的影响,从产业方面讲,是一种职业化的表现｡也就是说,由于这些影响因素的稳定存在而形成了文学经营较为规范的市场规则和专业分工,文学生产被视作是可以投资盈利的资本领域,有人投资,也有人经营,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生产､传播产业程序｡这种职业化的文学意识在传统社会中并不多见,既便是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中国,除了上海之外,中国其他地方也不可能达到上海这样大规模的文学生产水平｡上海从1843年开埠起,外国资本大量落户本地,其实就在为这种文化资本的生产进行铺垫,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直至1930年代作为文化产业的文学生产才达到了比较成熟的地步｡相比之下,中国其他城市没有这种生产条件｡传媒作为现代文化资本生产中最有代表性的生产,唤起了文学写作和阅读的巨大积极性,海派文学所创造的快速增长繁荣的文化奇迹,从一个侧面映证了现代社会与文学､文化之间相互支撑和影响的关系｡海派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具有现代意味的城市环境的支撑,而上海在进入国际资本的大循环过程中,没有现代水平的文学､文化援助,也不可能确立起自己的合法性社会形象｡从这一角度来看待海派文学的特点,人们会注意到支撑其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整体上有别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环境｡包括传媒在内的社会文化因素对海派文学的影响,建构起了不同于传统文学生产和传播的方式方法,这是我们理解和认同海派文学的基本前提｡
四
在海派文学建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意识形态(Ideologie)作为一个外来词,是从日本引入中国的｡有学者认为:
(它)初译成汉语时,其总体性特征就被注意到了｡在中国学者的文章或著述中,最早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是李大钊｡他在发表于1919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用“综合意思”来对译“意识形态”｡这里的“综合”就包含有系统性和总体性的意涵｡我国学者对“意识形态”概念本身的具体解释,始于1928年开始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语境中｡是年1月,创造社在创办的《文化批判》月刊第1号“新辞源”栏目中,就解释了“意德沃罗基”(即“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意德沃罗基Ideologie的译音,普遍译作意识形态或观念体｡大意是离了现实的事物而独自存续的观念的总体｡我们生活于一定的社会之中,关于社会上的种种现象,当然有一定的共通的精神表象,譬如说政治生活､经济生活､道德生活以及艺术生活等等都有一定的意识,而且这种意识,有一定的支配人们的思维的力量｡以前的人,对此意识形态,不曾有过明了的解释,他们以为这是人的精神的内在底发展;到了现在,这意识形态的发生及变化,都有明白的说明,就是它是随着生产关系――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变革而变化的,所以在革命的时代,对于以前一代的意识形态,都不得不把它奥伏赫变,而且事实上各时代的革命,都是把它奥伏赫变过的｡所以意识形态的批判,实为一种革命的助产生者｡”创造社同人以“观念的总体”来说明“意识形态”,显然是把握到了意识形态的总体性特征的｡当年,胡秋原在翻译弗里契的《艺术社会学》时,也在注释中谈到Ideologie的中译问题｡他认为,与当时流行的译作“意识形态”或“观念形态”相比较,译作“精神文化形态”更好些;他还称其友人费陀从俄国来信主张译为“思想系统”,也有可取之处｡“精神文化形态”或“思想系统”,其实是从不同方面强调了Ideologie的“总体性”特征｡“精神文化形态”涵盖的指称范围更广一些,它强调总体的构成内容,完全可以把文学､艺术纳入其中;而“思想系统”则更严谨,它强调思想总体的构成特点――成为一个体系｡所以,文学､艺术所传达的思想､观念,是结构这个体系的一个因子｡{13}
撇开对“意识形态”一词具体内容的解释不谈,从这一概念引入中国以及引入者所持价值立场方面来考虑,人们会注意到用“意识形态”来概括一些思想观念,不只是一般的新名词新概念的搬弄而已,而是反映出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相匹配的思想运动状况｡传统中国尽管有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但从来没有“意识形态”这种概括方式｡到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兴起,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文化运动出现｡这时开始有“意识形态”概念引入,但也还没有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一直到1920年代后期,一些左翼文化人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强调文学要为政治服务,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来配合政治斗争,于是,从文学领域开始,“意识形态”问题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在“意识形态”理论视野里,文学不再是纯文学､纯艺术了,而是被纳入到国家意识形态中,成为国家意志的象征形式,也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空间｡如果从具体的思想活动空间来考察中国“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传播区域,第一应该是日本东京,然后是中国上海｡1919年李大钊从日本翻译引进“意识形态”概念时,并没有在中国知识界引起特别的反响｡但1928年当一班留日学生在上海的《文化批判》杂志上鼓吹“意识形态”理论时,引起的反响极为激烈｡之所以反响强烈,不仅仅在于这些年轻人以激进的姿态全盘否定包括五四新文学在内的文学､文化探索,而且这些年轻人的理论武库的确有别于胡适等人的思想｡胡适等人是实证主义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要求人们解决问题时只能一步一步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而倡导“意识形态”理论的后期创造社成员以及太阳社诸君,照冯乃超的说法,对亚里士多德学说､柏拉图学说等具体问题没有多少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那些能够从总体上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对文学而言,他们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社会生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需求｡{14}在他们看来,现代社会中,文学问题已不再可能是单纯的艺术､审美问题,而是与政治关联,体现并服从于社会阶级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无产阶级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要在各方面对资本主义和旧势力展开斗争,包括文学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领域,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就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无产阶级革命｡{15}事实上,1920年代后期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和讨论,的确是有政治背景的,一些组织发起者是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将文学当作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夏衍在回忆左翼文学运动时曾说:这些左翼作家“多半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从实际斗争的前线撤退到上海的｡例如郭沫若､李一氓､阳翰笙等同志是在南昌起义之后,经潮汕､香港等地来到上海的｡杜国庠､洪灵菲､戴平万等同志是在海陆丰起义失败后到上海的｡钱杏�､蒋光慈､孟超等同志是在武汉陈独秀背叛革命后经安徽撤到上海的｡还有一大部分则是从日本被迫回到上海的,如创造社的李初梨､冯乃超､朱镜我､彭康､王学文､沈叶沉等同志｡这些人到了上海后,为了继续进行战斗,陆续组织了一些社团,创办了一些小书店,出版了一些杂志,写了不少文章｡”一方面是受共产国际领导和支持的中共地下组织,将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思想活动都纳入意识形态斗争的范畴,将文学艺术活动置于党政领导之下｡1928年12月,上海左翼作家成立“中国著作家协会”,选举领导人并发表宣言,但不久自动解散｡1929年6月25日,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文化工作,潘汉年任书记｡同年10月成立“左联”筹备组,商讨成立宣言等文件｡1930年3月2日成立“左联”,选举执行委员,通过“左联”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执行委员会之下工作部门有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工农兵通讯委员会､编辑部和总务部｡研究机构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创作批评委员会等｡出版机关刊物,如《萌芽月刊》､《拓荒者》､《大众文艺》､《文化斗争》和《世界文化》等｡{16}与此相对应的,是国民政府也相应地进行组织化的对抗｡1927年12月20日公布《新出图书呈缴条例》,这是国民政府最早的图书送审制度的开端｡1928年制定《出版条例原则》｡1929年1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宣传品审查条例》;6月22日又制定《取缔共党书籍办法》,明确取缔与中共有关的出版物｡1930年12月公布《出版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有关的规定｡1934年4月公布国民党中央宣传会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组织规程,6月该委员会开始工作｡{17}从国共两党对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出版物的重视以及制度化的管理方式中,人们很容易感受到20世纪特有的那种意识形态干预文学的方式方法｡
海派文学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方式提供了最早最充分也最具代表性的实验｡首先上海一地现代化的出版印刷以及报馆书局的发展,为组织､协调较大规模的文学家组织奠定了基础｡假如对1920年代､1930年代在上海从事中共文学文化工作的组织者､领导者进行一番调查的话,大概会看到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有办刊办报办出版的经验,这些经验很多是在上海的文化氛围中获得的｡而且,上海因为租界的关系,这些不同政见的文化人和出版物能够生存下来｡其次,上海是中国现代条件下各种矛盾､冲突最集中最显著的地方｡所谓阶级压迫､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在农村宗法社会中,因为家族､传统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可能还有某种程度的遮蔽,但在城市生活空间,商品交易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更为直接,阶级压迫和冲突也更加明显,1925年发生的五卅运动､1927年发生的四・一二政变以及1920年代上海三次城市武装起义等重大政治事变,直观地向人们展示出现代社会难以调和的阶级矛盾和冲突｡意识形态所需要的阶级意识､斗争意识等乌托邦想象的社会动力,因此而可以源源不断地从上海城市生活中直接获取活生生的原料｡城市生活就像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加工厂,原本阶级意识和斗争意识很淡的作家,一旦在上海生活久了,慢慢地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考虑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如沈从文等对“海派”的批评,其实就是源于对左翼作家思想作风的不满｡{18}正是这种环境气氛,迫使不少上海作家为了显示自己进步而追随革命文学的风格与题材,盲目去写工人､佣人､革命者等明显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角色,因为在他们看来写什么就意味着写作者自己的思想立场的选择｡现代文学史上,上海曾一度风行“革命加恋爱”小说以及普罗文学,作家们不管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积累,也不管自己擅长不擅长写这类题材,一窝蜂地都去写底层人的生活,这些看似奇怪的举动,其实从一个方面很好地说明了意识形态对于1920年代之后上海文学空间的塑造｡
意识形态对于海派文学的影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很多幼稚,甚至与文学要求相悖的命题被强行置入文学领域,譬如以组织的名义强制性地规定作家只能表现某些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创作主题和题材,对作品的评价也是以作者的意识形态立场以及作品的意识形态色彩来判定｡这种过度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创作,使得文学等同于党政意志的宣传｡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上海文坛上,意识形态对立的作家中都有一批宣传意识强于文学意识的创作｡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也刺激了文学写作者的写作,譬如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的作家,他们的表达方式和个人经历往往有较大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本身,也构成了文学表现的对象,成为中国文学史中别具一格的独特风景｡像茅盾创作的《蚀》三部曲,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是强力而鲜明的,很多革命者以及革命运动中种种人物的思想和心理状态的刻画､描写,是以往文学史从未有过的,这种具有意识形态特色的文学叙述,为现代中国文学史增添了别样的色彩,也是海派文学中最具有时代特色的创作｡意识形态对于海派文学影响的复杂性在于造就了海派文学的多种面貌｡意识形态的生产､扩散和传播要求最大程度最有效地让最多的社会成员参与并接受意识形态,在以机器印刷技术为主导的现代社会里,文字方式的书报杂志的出版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表达形式｡我们看到,从1930年左联成立至1936年左联解散,这期间单单与左联相关的期刊杂志就有五十多种｡{19}这五十多种刊物中发表的作品,艺术面貌是多种多样的,其包容性无疑也是巨大的｡除此之外,左联最为活跃的领域是电影､话剧等艺术领域,而这些领域从艺术形式方面考察,应该说都属于现代艺术范畴｡意识形态选择这些现代艺术形式,而不是中国传统诗文等形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意识形态与现代艺术表现形式之间的密切关系｡海派文学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过程中因为所处地位的独特性,它造就的市场化运作方式和印刷出版的书报期刊形式,虽然并不都是意识形态本身,但客观上为意识形态准备了可以支撑的技术条件｡换句话说,海派文学环境为中国文学领域的意识形态实践提供了最为充分的实验｡
海派文学的多样性也是与意识形态发展水平相一致的｡一般人们会以为意识形态是追求同一的价值标准｡其实这仅仅是从意识形态的最终目标和最终结果来看待问题｡如果从服务于意识形态的多种手法来体会文学史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影响作用,人们会注意到意识形态其实是通过多层面多样式的象征形式来实现自己的｡文学形态的多样是意识形态的自我实现方式之一｡从来就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在文学上公开表明只能拥有一种表达方式｡海派文学的多样多元,是现代文学意识形态生存和保持自己最适意的空间和维度｡没有这种思想的温床和适意的环境气氛,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意识形态意识和形态是产生不了,也发展不起来的｡海派文学中,不少作家都参与过政治活动并将这些政治意识融入自己的创作,如穆时英､刘呐鸥和施蛰存等,早期小说中对城市无产者生活题材的关注,有拉普文学的影响痕迹｡一些鸳鸯蝴蝶派作家抗战时普遍拥有爱国立场,没有一个人落水做汉奸,约束他们行为规范的思想意识中,有意识形态的威摄力｡所谓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调控有强制打压的一面,但正常情况下,维持一种适度的社会张力,让更多的作家作品在不对抗当代意识形态根本原则的前提下,有意无意接受并表现意识形态可以接纳的思想规范,这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另外,上海的租界对于不同意识形态的发展,提供一种合法性的保护｡没有这种特殊的社会空间,左翼文学在上海要发展,会遭遇到更多的困难｡
五
影响海派文学发展的文化因素中,性别意识是非常突出的｡近代中国女性意识从萌生到推广普及,上海是最重要最活跃的社会空间｡由于近代以来上海一直是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商业化需求所造就的去血缘化和去性别化的社会身份认同,一方面吸纳了来自五湖四海客迁上海的外地人,形成了以移民为主体的城市人口布局,人们不认门第血缘,只讲个人奋斗,资本主义的牟利之风,在构造粗鄙的功利主义伦理原则的同时,也打破了传统社会过份细腻的身份等级壁垒｡另一方面资本社会中,牟利者眼里只有廉价的劳力,而没有男女性别之分｡女性劳力只要价廉物美,只要能够生产出巨额利润,进入社会资本生产流通渠道是不会有太高的法律道德的门槛阻拦｡从女性在上海近代的社会化进程看,阻力并不像外地那么大,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资本市场的巨大作用｡与市场发展同步,海上女性的社会化起步,最早是娱乐业､妓业和女佣女工职业｡在这些领域中的上海女性,通过金钱资本的交换,直接参与社会事务,突破了传统家庭的人身依附｡
如果说女性参与上海社会活动是海上女性社会空间的生动表现的话,那么,女校的建立和女学的推广则是上海女性意识在文化建构上的积极响应｡女性冲破传统社会束缚的最有力的一步,就是在文化意识上谋求自身的独立平等,而这种平等意识的获得,从上海的社会实践情况看,来自于女校的建立和女学的推广｡女校的创办和女学的推广,最初来自基督教会｡在华教会组织被视为是最没有性别歧视的社会空间,女子教育和天足会等最初都是在教会组织中发生发展的｡新建的上海女校中,像吴馨创办的务本女塾以及蔡元培等创办的爱国女学影响最大｡譬如,清末小说家曾朴的妹妹曾季肃早年曾就读爱国女学,受新式教育影响,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后创办南屏女中,成为沪上著名的新女性｡{20}鼓吹女学和女权主义,《申报》､《万国公报》等上海报刊在19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进行,到了20世纪进入新阶段,女学刊物如《女学报》(1903年)､《女子世界》(1904年)､《女学生》(1908年)､《女报》(1909年)､《女铎报》(1910年)等纷纷出版,其中1903年上海大同书局出版的金一的《女界钟》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思想水平｡作者倡导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女子教育､女子参政和女性自我解放｡该书初版数月,即销售一空,后修订在日本重版,包括柳亚子等人当时倡导女性解放,都援引此书的观点｡{21}民国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上海的《妇女杂志》大力倡导“新女性”,探讨“新性道德问题”,在国内引起了热烈讨论｡{22}而一些文学刊物,如《小说月报》等,刊发包括冰心､庐隐､冯沅君等现代女性作家的作品,不仅为女性解放造势,更是在中国20世纪文学､文化史上凸现出女性作家这一文学群体｡从1920年代起,上海的社会空间中逐渐走出一些事业成功的职业女性,类似于女记者､女律师､女教授､女经理､女明星等,构成了海上生活最绚烂亮丽的一角｡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表现,已不再是站在男女对立的立场上来争取男女平等,而是女性与男性一样同时在社会生活中感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如同时期上海《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丁玲的一些小说,其中的焦虑和困苦不只是女性独有,而是表现一般社会青年男女普遍感受到的困惑,因而作品引起社会的共鸣｡1930年代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小姐白流苏,能够走南闯北,自己考虑恋爱婚姻,其思想情感的自由度可以说达到了20世纪开放社会所具有的水平｡这种文学经验的呈现,与张爱玲的上海城市生活经验有关系｡如果张爱玲不是在上海长久生活,如果上海的城市生活没有向所有女性敞开,白流苏这样的女性形象大概就不可能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了｡相比于同时代的上海男性作家,如茅盾《子夜》中的交际花､施蛰存《梅雨之夕》中的职业女性,应该说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生活更加丰满｡这种丰满不是表现在女性观念上彻底超越了前人,而是表现在女性对社会生活的接触面和感受的多样性方面明显加宽了,女性已不再是在男女二元格局中审视自己,而是在一个较为开放的社会空间中不加拘束地交往和交流｡所以,海派文学对性别空间的建构既得益于现代社会,同时也以文学的方式丰富着人们的感观和想象,城市生活的符码化和象征性表述,让很多人觉得海派文学中的性别世界的开放是现代新生活的标志,茅盾的长篇小说《虹》中,内地的女性呼喊着:到上海去!上海在她们心目中不仅是新女性的天地,也是女性解放自己的一种标志｡女性主题和女作家的大量涌现,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中最激动人心的时代潮流,上海的社会空间和海派文学则是这股潮流最有力的推进者｡
海派文学作为一种现代类型的文学样式和文学经验,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学｡这种文学类型的差异对照中,城市､租界､传媒､意识形态和性别要素的影响力度,照见了现代社会中文学､文化结构重组活动中,新的文化､文学正以自己的方式和社会需求,生产着一种被人们笼统地称之为海派文学的东西｡
(本文为《海派文学》书稿中的一章,发表时字数略有删减｡关于“海派文学”概念的界定,请参阅本人发表于2007年第9期《上海社会科学》上的文章)
①(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尤来寅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4～6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②参见熊月之､马学强､晏可佳选编《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第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③葛元煦撰,郑祖安标点《沪游杂记》,第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④参见熊月之《上海广方言馆史略》,收入《上海史研究》2编,第176页｡学林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
⑤谢洪赉《华英初阶序》,收入宋原放主编,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二卷)》,第656～657页｡湖北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
⑥参见“城市”条目,收入(英)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第43～45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10月第1版｡
⑦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收入《穆时英小说全编》,第234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⑧阿英《晚清小说史》,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
⑨(日) 樽本照雄《反应时代的小说目录――关于》,收入樽本照雄编《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第2页｡齐鲁书社2002年4月第1版｡
⑩参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收入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
{11}包天笑《我与电影》,收入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香港大华出版社1973年9月第1版｡
{12}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进入电影界》,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9月第1版｡
{13}董学文､马建辉《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献疑》,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1期｡
{14}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原载1928年1月《文化批判》创刊号,收入王运熙主编,沙似鹏编著《中国文论选・现代卷(上)》,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
{15}参见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收入收入王运熙主编,沙似鹏编著《中国文论选・现代卷(上)》,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
{16}参见姚辛著《左联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17}参见倪墨炎《民国时期图书审查制度的演变》,收入倪墨炎著《现代文坛灾祸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18}朱光潜在《作者自传》中明确说,当时的“海派”主要是指左联｡参见《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第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
{19}据姚辛统计有52种｡参见姚辛编著《左联词典》“左联报刊简介”｡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20}参见上海档案信息网,http://www.archives.省略/shcbq/kjwt/200702010360.htm
{21}参见熊月之《晚清上海女权主义实践与理论(1843～1911)》,收入徐安琪《社会文化变迁中的性别》,第25页至27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
{22}参见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收入《商务印书馆90年》,第117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1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