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精神、命运的分水岭。当我们成为抑郁病人，或将要成为抑郁病人时，必须安静下来，仔细梳理自己的精神脉络：到底哪个段落出了毛病？究竟哪个区域有暗伤？阻塞是什么？裂痕有多深？
你做过这样的精神梳理吗？
对我来说，九岁是第一个分水岭。九岁前，我基本上是一个身心健康的儿童，九岁后，发生了许多可能导致我最终重度抑郁的事，尽管每一件都是很细小很无聊很琐碎的事儿。
从九岁到十二岁，我在部队小院里住了三年。
那是妈妈最烦恼的三年。她自己退了职在家当家属，外公外婆在萍乡险些被斗死，侥幸被横扫到乡下种田，而我爸爸却在“支左”，忙得很少回家。
在这之前，不时听到部队里又有谁谁离婚的消息，被离的一方都是成份不好的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一旦工作涉及保密，地主资本家出身的配偶就要扫地出门，一个家立刻就会散。
妈妈真的装了三年文盲。
她时刻提心吊胆，生怕被小院的家属们发现她的家庭出身。她从不提外公外婆，也不敢跟他们通信。她辗转听说外公在乡下年老体弱干不动农活，气虚脱肛，肛门流血导致严重贫血，一下水田劳动，血就顺腿流，染得田里一滩滩血红。妈妈极其焦虑。她不敢乱说乱动，怕给爸爸招惹横祸，可她又不能不尽一点孝心。她曾经偷偷跑到外地往家乡寄过两次包裹，然后就天天担心被造反派追查。
大概就从那时候起，她变得极其神经质。
她每天没完没了地抹桌拖地擦窗户，她刷席子能把席子刷破，擦窗框能把木框上的漆擦掉露出木纹来。她教训我和弟弟时，肯定要关上门窗，不给外人听见。弟弟那时才五六岁，却已训练有素，妈妈警觉的眼睛一扫窗户，他就心领神会去关窗，仔细插上窗栓，认真拉满窗帘，做到不露一丝缝隙。
我和弟弟神经都绷着，生怕不小心泄露妈妈的秘密。小孩子说话总有说漏嘴的时候，一说漏嘴，惊吓使我眼前的房屋树木人形都急速放大，我的眼睛突然成了放大镜，天地间的一切陡然巨大挤压过来，我恨不得立刻消失，最好世界上从来没有过我这样一个人。我会暗暗恐惧好多天，巴不得我的话刚说出来就被空气吃掉了。我会久久留意周围的动静，等待灾祸降临。
几乎每天我都要想，万一妈妈的地主成份被查出来，万一爸爸要跟妈妈离婚，我和弟弟肯定要分别跟着一个大人，那么我是跟爸爸呢，还是跟妈妈？跟爸爸我可能会被后妈害死，跟妈妈我可能要流落街头去讨饭。妈妈没有工作呀，妈妈没有房子呀，妈妈会不会在饭里下毒毒死我们一家人？那时候，我上地方小学，刚听懂一句骂人的粤语，叫做“喊吾呷产”，就是“你全家死光”的意思。有时我会默念这句粤语，心里想：这句话说的就是我们家。
我天天观察妈妈的神情和脸色，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家不能给我安全感，父母也不能给我安全感。小院里处处都有警惕的眼睛，谁都有可能把妈妈和她的小崽子揪出来。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潜伏的特务，又像是一个地下工作者。十一岁的我时不时要叛逆一下，在妈妈眼里，我是一颗埋得潦草的地雷，说不准什么时候会爆炸。
我在小学里当了学生中唯一的副连长，还被工宣队选去押解过一回被斗的老师。妈妈提防我，觉得这是一只狼崽子。
妈妈不知道，我比她更困惑。我根本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指定为副连长，虽然纯属挂名，但同学们认为这“官儿”比老师还大。我没去讨好过任何人，也没有出卖过任何人，没有立过任何功劳，我不是班干部，也不是红小兵，天上就掉馅饼砸中了我。
我高兴，又害怕。妈妈家成份是地主，我怎么可以当革命的副连长？这叫不叫欺骗党？我要不要主动去坦白？
我奉命押班主任上台接受批斗。班主任讲的话，妈妈也讲过，妈妈就是这样教导我和弟弟的。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妈妈讲过好多这样的话，外公也讲过。原来这就是放毒。我听这种话的时候一点也不反感，觉得好听又好记。我很担心有一天狐狸尾巴藏不住，同学们会把我揪出来。有时候，我甚至会担心地摸一摸自己的尾椎骨，想确定一下那里有没有小尾巴拱出来。听同学说，有人会长毛尾巴，这叫返祖现象。我不关心什么返祖，我关心的是，万一我有尾巴长出来，我是不是伪装成人的狐狸狼。
十一岁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长大了，甚至有点老。是心里总想事想老的。这些心事我不能跟父母说，我还没弄清楚妈妈是不是坏人，她的脾气有点像她的“地主”奶奶，她经常用封建道理毒害我。她说女孩子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不让我穿漂亮的裙子，不让我在大街上吃东西，不让我到别人家串门，不让我端着碗在家外面吃饭。
我也信不过爸爸。假如他和妈妈离婚，他肯定很快就会娶后妈。
我八岁的时候就知道，什么样的阿姨喜欢我爸爸。从她们看爸爸的眼神我就能认出来。她们以为我小，说话就不防备我，可我能从她们说话的语气里感觉到哪个阿姨喜欢我爸爸，哪个阿姨心里没有鬼。
遇上那种眼睛会乱闪光的阿姨来跟我爸爸谈事，我就坚持在他们身边晃悠。大人不许小孩子听他们说话，大人赶我走我就不走。
其实，许多做女儿的都有这种直觉，哪怕她只有两三岁，“集体无意识”的潜能会及时发出警报：狼来啦！这时，小女孩会突然跟大人捣乱，莫名其妙哭闹起来。她并不一定清楚自己要干什么，但直觉会引导她赶走大灰狼。
后妈的故事听多了，让我感到所有的爸爸都不可靠。他们无一例外会把儿女交给后妈，任后妈折磨小孩子，爸爸不会去救小孩子。心软的爸爸会闭上眼睛，堵住耳朵，不看不听孩子怎么被人折磨死；心硬的爸爸会帮着后妈把小孩子绑起来，堵上嘴，蒙上眼，用针用铁丝害死小孩子。
在小院里，我常忍不住想：爸爸舍得害死我和弟弟吗？小院里的阿姨们说，妈死了，再好的爸都会变，变得只爱后妈生的孩子。我相信这些话。妈妈打我的时候我不敢跑，万一她气死了，后妈马上就进来了。后妈打人总比亲妈打得更痛吧。但是，小孩子挨打不跑是违反天性的，这样的小孩子长大肯定有病。
现在回头看：在小院里，表面上我是一个调皮、好动的孩子，爬墙上树打架，疯疯癫癫不像个小女孩，实际上，来自母亲的“精神病毒”正在传染我，试图侵噬我健康的身心。我的本能意识到这一点，神经中枢启动免疫机制阻挡病毒蔓延。在这样一种刺激与反刺激的拉锯战中，我变得神经质。
一方面，这个儿童只读过一年正规的小学，没文化、没知识、没教养、没规矩、脑功能没有得到正常开发；另一方面，由于病毒的感染，这个十一岁的儿童精神上出现病毒性结节，神经中的防卫功能过分突出。她过分意识到她的家庭处在危险当中，父母之间一个异样的眼神，邻居阿姨有意无意的问话，从小朋友那儿听来的传闻，哪怕风刮过来的半句议论，地上吹动的一张废字纸，她都留心注意，放在心里妄作分析。
她实在忍受不了这说不出来的紧张、耗神，便故意捣乱来释放压力，她以顽皮叛逆来转移注意力。就在这个小院里，她养成了一个习惯，眼睛总看见死亡、灾难、痛苦，耳朵总听见恶性事件、威胁、忧伤，记忆只对灰色、黑色、冷色调自动按下影像快门。
前些年，我写过一部中篇《十二岁的小院》，里面记录了一些童年的伤感故事。其中一章写了我和妈妈的冲突，还有妈妈打我的片段。当时我强调了自己对母亲的伤害、母亲对我的伤害。弟弟看过手稿后“告密”，妈妈立刻给我打电话，说我这是出卖她赚稿费。她还警告我：不许造谣，你要是这样写我，我就跳楼。弟弟也指责我，说我不孝，污蔑妈妈。在弟弟的监督、审阅下，我把刺眼的字句都抹去了，我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埋进心底，尽量把母女撕打的过程加以粉饰，结果导致我一看到这一章，就极其厌恶写作的李兰妮。我讨厌这段粉饰过的虚伪的文字。在我内心记忆中，冲突是激烈的，伤害是深刻的，影响是恒久的。
在华人社会，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根深蒂固；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已铸造成基础美德。我们不敢追根究底进行反省，我们不敢触动约定俗成的民间规则。我们的教育一味颂扬百分百的母爱、父爱。我们无视社会、历史、疾患、意外对天下父母的压力、逼迫、扭曲，无视为人父母者精神基因的“遗传与突变”，我们不敢直视父母的精神世界是否遭受灾害性病变，不敢伸出援手去帮助我们亲爱的父母，不敢与父母携手面对世纪、时代在人类精神世界发起的争战。于是，父母是孤独的、迷惘的、抑郁的，子女也是孤独的、迷惘的、抑郁的。我们相互间的爱是百分百真实吗？是百分百不相疑吗？是百分百信任吗？是百分百幸福吗？是百分百无憾吗？是百分百不需反省更新吗？是百分百健康可以延续吗？这条精神基因链百分百不存在病变和缺失吗？
只有真正爱一个人，信任一个人，你才会真实地面对他，面对他的优点和缺点，并无所顾忌地说出他的失误；只有真正爱一个地方，你才会客观地、公正地看到它的所长所短，并毫不犹豫地说出来。这才是真正的、不仅仅是口头上的“顺其自然”、“道法自然”。
我之所以想探讨小院往事，并不是因为妈妈打我打得疼，让我耿耿于怀，而是她打人时的精神状态让我感到奇怪。
妈妈打人时，不许孩子往外跑，不许向任何人求助。她白皙清瘦的脸上出现不均匀的红斑块，怒气使平时无神的双目发亮。她拿起专门打人的竹条，有时叫我和弟弟去拿，乖乖交在她手中。她指挥我或弟弟关门、关窗，这样她的叫骂声、我们的哭喊声就不会动静太大。
妈妈打人有个特点，她要求，我们必须让她打得笑了才罢休。我那时虽然上小学四五年级，但我暗自认为这是一种不能接受的侮辱。她想让我求饶让她笑，我偏不叫她遂愿。弟弟比我聪明。他会很老实地关门关窗，把竹条递到妈妈手里。有时他会把床上的凉席往身上一卷，在席子里面喊：妈妈，你打吧打吧。他也曾主动撅着屁股，说：打吧。妈妈打他的时候，他就变着法子让妈妈发笑，妈妈一笑，他就过关了。他那时还没上小学，是出名的乖孩子，只要见我想开门逃跑，他就会喊：姐姐，你别跑，妈妈打不到人她会犯病的！姐姐，你不让妈妈打，她会给你气死的！他这么一喊，真提醒了我，我知道不让妈妈打事情会闹大，事情不会完。那就让她打吧。我摆出刘胡兰英勇不屈的样子，傲视打我的人。妈妈总会被激怒，一边下手更重，一边喘大气说：你敢这么瞪我！我挖掉你这两只狗眼珠子！你不给我低头，我就要打得你低头！
有时候，遇上父亲在家，他也不敢拦着。我希望他保护我和弟弟，但是，十次有九次会失望。有时他看妈妈打累了，就会说：好了好了，歇着吧。妈妈说：不行。我还没有笑呢。这时候，我心里会特别特别愤恨。我会暗暗想：凭什么要引你发笑？凭什么你打我我还要逗你笑？你不怕坐牢你就打死我吧，老子就是不低头！
多年后，一次在深圳，几个朋友聊到小时候调皮挨打，大家都是一挨打就赶快往外跑，跑掉了就没事了。我说我家不这样，我妈妈打人要打到笑为止。几个朋友很惊讶，片刻之后，有人突然说：耶――那不是很可怕？
直到那时我才注意到：是啊，的确可怕。
我也曾跟妈妈回忆小院的往事，妈妈说：那时候打你们也就是吓唬一下，别人家打孩子，那是用宽皮带抽，军靴子踢呀。
我说：你拿竹篾子抽，抽得我胳膊上腿上一条条红印子，火辣辣的，都肿起来了。
妈妈说：不可能，我不会打疼你们的。
我说：你一发起火来，你不知道你那样子多可怕。你专找特别痛但不伤筋骨的地方抽，还说不痛。
妈妈很不愿意听这话。
我又说：你怎么知道我不痛？有一次，我眼睛上长了一个麦粒肿，你拿塑料牙刷把烧得很烫很烫，往我下眼睑烙，说是哪个阿姨告诉你的偏方，能治麦粒肿。我说好痛，痛得受不了，你不信，就是不许我动，直到皮烫破了，烂了，你才相信真的痛，才停手。
妈妈说：没有这回事，你瞎说。我根本没听过这种偏方。
我说：就是有这回事，我记得清清楚楚。
妈妈有点不高兴，说：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你不要什么事都赖到我。
我哭笑不得：我赖你干什么？没必要嘛。
话题没法继续下去。
我重提往事是想探讨她当时的心态。但是，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
人的记忆系统很微妙。我估计，它的第一层是防御机制，理智在过滤信息，我们需要遗忘负面记忆，不容许有悖良善的爆发进入储存。
我不知道记忆系统具体如何运作，我想，它的第Ｎ层会有一个“回收站”，“防御文件夹”所剔除的负面信息都会自行转入回收。
表面上，我们已经遗忘，没有一点印象；心理层面，垃圾发出腐臭和苦毒。实际上，精神受害最深重。
剔除越多，回收负荷越重。
如果不做精神检视，不进行心灵清洁，运转会越来越沉重，终有一天，身心崩溃。
在抑郁症认知日记里，我真实记录了困扰多年的心结。由于抑郁症与遗传有一定的关联，所以我往上追溯我母亲、我外婆、曾外婆四代女人的抑郁沉积，我试图知道，在这一百多年里，我们――中国普通人家的四代女人是怎样活过来的，我们在精神层面有着怎样的抑郁传承。
按理要说到我的下一代。但是，我刻意选择了“绝代”。
我在结婚前就想过：这辈子我不会要孩子。
结婚后，我先后做过三次人流手术，可谓铁了心不生孩子。有前辈劝我：不管从哪一方面说，有个亲生的孩子，我的前程、身体、家庭、晚景等等，都会非常好。还有高人指点说我历经坎坷，与逆运而行坚持不要孩子有很大关系。我不是一个生性固执的人，但在这一点上，我是极其固执的。
不要孩子，并非不爱孩子。可能是爱得太有责任感，爱得太理智，才会觉得自己不配做一个母亲。
二十多岁时，我模模糊糊感觉到：我心目中没有一个完整美好的母亲的榜样。我脑海中只有泛指意义上的、大母亲概念。若要说说具体小家庭的“妈”，像冰心老师笔下写到的那样的“妈”，我没看见过。在我个人成长的环境里，只有口号中的“伟大母亲”，没有身心健康、慈悲乐观、能为幼儿幼女提供安全感的“妈妈”。
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女人，是残缺的人，是贫穷的人，是绝望的人。
信心、盼望和爱，这三样是人类最不可少的精神支柱，而我恰恰先天后天都缺乏这样的精神力量。这样的人如果有孩子，孩子不会拥有一个健康的心理成长环境。很显然，这绝对不是优生优育。
为了不制造悲剧，同时中国人口已经太多，所以，我选择不要孩子。至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以及“断子绝孙”之类的词语，丝毫不能伤我，也不曾对我造成困扰。
在我所看过的国外精神病学、心理学家写的书中，不论是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还是瑞士人、加拿大人、新西兰人、伊朗人，他们都提到了童年期心理创伤对抑郁症病人的影响。
“迄今为止，我们还无法知道导致抑郁症的确切原因。但是，我们比较能肯定的是抑郁症的病因绝对不是单一的。我们认为，自然和人为双方面的种种因素都包含其中。”
我得老实承认，尽管翻过一些书，但我仍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得抑郁症。抑郁症与童年有关，与家族遗传有关，与重病创伤有关，与生活紧张工作压力，与大脑神经递质失衡有关……但是，在同样童年有阴影、有家族史、曾遭重创、压力紧张相似的十个人当中，为什么那九个没患抑郁症，而偏偏这一人重度抑郁呢？
前些日子，几个朋友一起聚会吃饭。我说起童年烙印，没等我把话说完，众人纷纷声讨：你以为就你童年缺乏安全感啊？你看过当妈妈的就在小孩子面前寻死吗？你知道幼年丧母的滋味吗？你懂得莫名其妙被父母憎恨的感觉吗？
我有好几位朋友，在童年时期都与母亲关系紧张。
一个外资企业的女高管，能力、长相、品德都挺好，就是不善于处理家庭关系。离婚后跟儿子关系日渐疏远，屡交男朋友都难以长久。好强的她，私下里喜欢说自己有女人味，强调男士们怎么夸奖她，欣赏她。她说的都是实话。可往往夸完自己不一会儿，她又不自信了，忍不住挑剔自己的毛病，要她实话告诉自己：她是不是真的很有女人味？她是不是真的长得好？她的脾气会不会讨人嫌？有时我哭笑不得，直言道：你这么明白的一个人，怎么总会冒傻气？后来，她说到了童年时的抑郁。她母亲是个出色的女人，忙碌，要强，但好像总看自己女儿不顺眼，要么没空与她相处，要么在一起就挑剔她的长相或言行举止。她越想得到母亲的褒扬，越觉得母亲在贬她嘲笑她，她生气赌气争气都无济于事。尽管长大后她仍然是个孝顺的女儿，进入老年后的母亲对她也很体贴，但是，她曾经很郁闷。我猜想，由于从小母女关系有大裂痕，导致她成年后不懂正确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因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此刻，当我梳理平日心中所恐惧、所怨恨、所怀疑、所纠缠不清的思绪时，我突然意识到，这里记录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抑郁，而是我们这代人所共有的抑郁。
我那些童年与母亲关系紧张的朋友，她们的母亲往往都是新中国第一代职业妇女，长得都有三分姿色，有一点儿小头衔，政治上求进步，业务上拔尖，在家里能当丈夫的家，是家里的第一把手，有点洁癖，公私分明，对外人比对自己儿女关心、和蔼。这好像已成了一个规律。
由此我想：这到底是母亲有毛病还是孩子有毛病？或是时代的毛病？中国有多少家庭存在这样的毛病？有人做过研究吗？估算过代价吗？一代人两代人的精神基因由此而有所改变吗？！
题图摄影／瑞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