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女人,对男女有别十分敏感。尽管宪法赋予女性同样的投票权,教育机会平等,大专联考就是公平竞争的榜样,但是社会上男尊女卑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办杂志时,为了对外办事方便,特地模糊性别,我给自己取了近乎男性化的笔名陈若曦。替洪智惠取笔名时,还带着竞标的意味。
智惠不知道用什么笔名才妥当,我们“五人党”纷纷给她贡献意见。我前晚读《古文观止》,恰好读到欧阳修的《秋声赋》,于是建议她用“欧阳子”为笔名。
“人家一看到欧阳子,肯定以为是男人!”
“你不要怕笔名男性化,”我怂恿她,“英国女作家乔治桑,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
我们进行投票,结果“欧阳子”多得一票,从此跟随智惠一辈子。
男性化笔名有时造成性别误解,尤其我代表杂志社对外约稿或通信时,都学社会上惯用的称兄道弟模式,没见面的以为我是男子。
司马中原最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是,据说他坚持投稿要付他稿费,直接写信给陈若曦表示:“你就是当裤子,也要付我稿费!”结果接到我回信说:“抱歉,我只有裙子。”
有位姓侯的南部大学生,给《现文》投来小说稿。我读了后决定退稿,顺便把小说的问题给他点出来,意在勉励。他很感激,就和我通起信来,彼此尊称对方为兄。
大四寒假时,他来信表示想来台北,希望登门拜访。我表示欢迎。
开门时,他说要找陈若曦先生。
“我就是。”
他一时目瞪口呆,在门口愣了老半天。这事也传为笑谈。
一办起杂志,和文坛接触逐渐多起来,首先是约稿者多了。唐达聪便因约稿而成了朋友。
唐达聪是湖南人,高大英挺,为人率直;在《联合报》当编辑,并且和骆学良(笔名马各)共同主编一份随报赠送的周刊《现代知识》。我应邀为周刊的“每周小说”栏写了短篇《燃烧的夜》,还引起魏子云写评论指出优缺点。
1961年夏我毕业后开始上班,晚上还兼一门家教,赚钱帮助父母养家。达聪觉得家教未免浪费我的所学和才华,鼓励我翻译小说。当时正值法国女作家沙岗以处女作小说《早安,忧郁》而驰名国际文坛,台湾的译文版也很畅销,唐便约我翻译她的新著。我根据英译本,以一个月时间赶译出来,1962年以《奇妙的云》为书名出版,是我生平出版的第一本书。
唐一个人租屋而居,三顿在外面吃,常约我吃饭看电影。他用“耿迩”或“耕耳”的笔名为《联合报》撰稿,但翻译多而创作少,避免文字惹祸。我们交往不久,他就告诉我,才从绿岛坐满十年牢出来,如今每月还须向管区派出所报告行踪。绿岛本来叫火烧岛,日据时代专门关押流氓重犯,国府来台后成为政治犯囚禁处。他在押期间,碰到蔡瑞月也关进来,有幸看到她为监友表演舞蹈,但无缘交谈。
经历过“二二八事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本省人以为,坐政治冤牢的都是本地人,外省人只有共产党才被关,但从唐达聪以及中学话剧老师崔晓萍,加上诸如殷海光教授等外省籍人士的遭遇,即证明政治迫害并无省籍分别。
“我没参加过什么党,到台湾也没有从事任何政治活动,”他说,“是有人认出我在浙江大学为政治迫害而死的学生念追悼文,于是跑去检举,结果就拘捕判刑了。”
这又是“白色恐怖”的例子。
一进入大四,听到和见到的人事多了,我对政治敏感起来,对一些不公和违法之事常觉愤愤不平,但敢怒不敢言。譬如听到医学院高班学生下乡“监督”选举的传闻,包括买票、作票,甚至整箱选票被替换掉时,我会气愤得胸口隐隐作痛。我告诫自己,不能碰政治,但是笔下的小说却不知不觉中透露了对社会底层的关怀。
那时林海音主编《联合报・副刊》,唐鼓励我投稿,我在《联副》发表了《百元》和《邀晤》两个短篇。记得是毕业后那年秋天,唐说林主编想见我,有一天看完电影后,就带我去报馆见主编。
“唐达聪说他怎么喜欢你,总算见到人了!”
海音女士长相美丽大方,而且快人快语,一见面就替唐达聪挑明了我们一直努力要避免谈起的情感关系。
达聪大我十三岁,我一直视为长兄,总努力把彼此的交游压缩在兄妹的友情上。我初进台大的头两年,仍然坚持独身的主张,对男同学的一些爱慕表示,不是婉拒就是装聋作哑。碰到我尊敬喜欢的男同学,我会坦诚相告,自己追求的是永恒的友谊。譬如方蔚华,我会请他到傅园相见,然后劝他学习为要,爱情的事留待日后再谈。这事还被南北社的同仁传为“傅园训话”的笑谈。
我的特点是谨守原则,而且说话算话。直到今天,我和蔚华还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女大十八变”,相信也指感情的变化。接触人事多了,我的独身堤防也在逐渐崩溃中,只是自己尚处于朦胧混沌状态。我喜欢接触异性,但是害怕谈恋爱,怕被套牢了,下一步就是结婚生子,然后失去理想和事业,人生无异早早画上了句点。
达聪可能怕感情被拒绝而受到伤害,交往期间一直没有给我压力,但是热情确是溢于言表。我喜欢朋友,男女不分,多多益善,而他也努力参与我们的聚会。悼念胡适那次聚会,他是生平第一次碰到唯弦这批诗人,视为“新鲜事”。有一次听说我们要去台大校园赏月观星,他也赶来参加,和众人一起躺在草地上仰望夜空,聆听诗人有感而发的吟诵。他难得表达意见,却乐于倾听他人的声音,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
在那政治高压的年代,有一批喜欢写诗的军人参与“蓝星诗社”,也办起刊物,包括唯弦、辛郁、罗马(后改名商禽)、管管和楚戈等人,分别来自中国大江南北,却因无奈或被迫加入军队,跟着“流浪”到台湾。他们许多是低学历或无学历,但求知若渴,勤于读书和写诗;性情豪放、坦诚,很有江湖义气。由于情系故国,但回归遥遥无期,蛰居海岛也形同流放,不免要借诗酒浇愁。其时正当青年时期,向往的是狂放的“波希米亚”生活方式,醇酒和女人更常挂嘴上。
我认识的军人作家中,魏子云是例外:他年纪较大,已有家室,作风自是不同。魏从小接受良好的传统古典文学训练,因缘际会才进入军队。他爱好国剧,擅长评论;生平最爱的一本书是《金瓶梅》,第一位把书中事件编成年表,嘉惠海内外的金学学者。
魏子云评论我一篇发表在《现文》的小说《乔琪》,我去信表示感谢,从此结下终生友谊。
魏大哥是书痴,即使是颠沛流离的军旅生涯,还设法保存了几本“禁书”,如巴金的《家》及鲁迅的杂文集。我开始读鲁迅的书,便是他从床底下掏出来的。鲁迅杂文的笔法让我一读倾心,觉得议论文字就该简短有力如匕首,一投就击入要害。
我也喜欢巴金的《家》。和白先勇谈起,才知他藏有《春》和《秋》,赶紧借来,就这样一口气读完了三部曲。我原以为台湾社会很封建,男女婚姻不自由,读后感到大陆似乎更加封闭,难怪鲁迅那么愤世嫉俗。
那个年代,拥有和阅读禁书都有坐牢的危险,能互相传阅实在是莫大的信任,等同肝胆相照了。另一位从床底下掏东西和我分享的是诗人覃子豪。
覃子豪住所离舍下很近,在金华女中对面。金华街和新生南路交界的小圈子,住了许多诗人,如开计程车的楚风,妻子郑林也写诗,而向明则卜居几步之遥的新生南路,堪称艺文小区。覃是单身贵族,兼现代派诗人的龙头,家中经常高朋满座。他还以家有美酒闻名同侪,但是不轻易拿出来。
那时洋酒少,红露、啤酒这些人喝不过瘾,最中意的是浓烈的白酒,其中以金门高粱最是难得。
我第一次上门拜见时,楚戈和郑愁予等多人在座。听说愁予嗜酒如命,颇有太白“斗酒诗百篇”的才气。大家以“贵客临门”为借口,存心要敲主人一记。
楚戈说得理直气壮:“人家陈若曦是专程来看望你,好意思不招待一口好酒呀?”
覃子豪满口答应,随即在床底下摸索了一阵才掏出一瓶金门高粱,可见秘藏之深。
我第一次喝白酒,头一口就辣得割喉,呛得快吐血了。离开台湾前,那是我仅有的一次白酒经验。
我也尝试向他们学习抽烟。
有一回一大票人,包括初见面的朱沉冬和罗英夫妇,相约到林口玩。到了才知道,所谓玩,白天逛街是虚晃一下,主要是喝酒聊天,从天黑聊到天亮。那时楚戈、辛郁、一夫(赵玉明)都在国防部的心战单位服役,记得是一夫给大家找了个空屋,共有大小两间房。进门就是大房间,天花板吊着约略三四十支光(瓦)的灯泡,此外家徒四壁,大伙儿便围成圆圈,席地而坐。接着纷纷掏烟打火,然后天南地北地聊开来了。
在林口服役的一夫,准备了一瓶酒以尽地主之谊。其他携酒来的也不藏私,于是茶杯、饭碗齐上场,效法梁山泊好汉“有福同享”,十足的共产作风。
罗马向我递烟。我摇头表示不会。
“很容易的,我教你。”
烟雾弥漫中,一灯如豆,气氛是粗犷和诡谲兼而有之。我乐得融入其中,便接过一支点燃的烟吸起来。不幸一口就呛得脸红脖子粗,接着咳得泪眼汪汪,十分狼狈。
罗马鼓励我再试,我赶紧宣布投降。
那是我生平唯一的抽烟经验,从此知难而退。
烟酒都不行,我熬到午夜已疲乏不堪,眼睛快睁不开了。赵君体贴,带我去小房安歇。这里只有一张单人竹床,我累得倒头就睡。梦中忽闻竹床嘎嘎作响,我一吓而醒,原来是罗英也熬不了夜,跑来和我挤一张竹床睡。
次晨,一夜不眠的诗人们尽管上下眼皮快合成一片了,有的还哈欠连连,却还要继续玩下去。明知扫人兴,我还是举起免战牌。在大学教书的朱沉冬很体贴,立即雇了车,亲自送我和罗英回台北。
比较特立独行的是周梦蝶。他在城中闹区的武昌街摆旧书摊为生,书不多,生意远比不上以贩卖旧书出名的牯岭街书店。我去看过他两三次,总是面向书摊坐在板凳上,或低头看书或闭目冥想。他自称“抓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但偏好佛经。诗人面壁的传闻早不胫而走,一些驻足书摊的多是出于好奇心,买书的少之又少。我非常佩服他的“坐功”,不管背后人来人往,他如老僧入定,一坐几小时。
他书摊的楼上是“明星咖啡厅”,卖西点面包和咖啡,当时与新公园边上的“田园咖啡厅”齐名,都是文化人流连忘返的场所。面包比馒头贵,而咖啡更是奢侈品,我自忖荷包不宽裕,人到楼下了也不敢兴起“更上层楼”的念头。我只和同学去了两回田园咖啡厅,主要是听古典音乐。后来才听黄春明说起,明星的老板甚为礼遇文化人,他曾经买一杯咖啡泡上一整天,埋头写他的小说,也没人赶他。陈映真和尉天聪也常光顾,此地俨然是《笔汇杂志》作家群的聚会点。
武昌街的这个角落,在1960年代也是台北文学拼图的一大板块。
周梦蝶喜欢来我家,但是生性木讷寡言,有时坐了个把小时,还说不上五六句话,却很有耐心地听我东聊西扯。他瘦骨嶙峋,自理的头发不成发型,衣服也少变化,四季常穿一件长袖白布衫,洗得发黄转黑了。某夏日午后上我家串门,嫌天热,他卷起袖子,胸口纽扣直开到肚脐,在竹椅上盘腿而坐,像一尊面壁的罗汉,显然把舍下当作武昌街了。父亲收工回家撞见了,事后问我:“你怎么把个乞丐请到家里来了?”
他饮食简单,有病也不吃药,等着自行痊愈。我因为办杂志而认识余光中,周表示欣赏余的才华,我自是乐得引见。那年代鲜有电话,都是即兴去串门。路上听到他抱怨头痛几天了,不知何故一直没好。到了余府,介绍完毕,我接着提起头痛事,光中取了阿司匹林给他吞服。没多久,只见他眼睛一亮,惊喜交加说:“这是什么仙丹?真灵啊!”
在台北的几个美国留学生,听说我认识一批诗人,央我介绍。于是双方敲定了日期,约好下午三点到五点来舍下茶叙。
舍下八个榻榻米大的客厅,一下子来了十位诗人(上述几位外又加上唯弦、秦松和管管等),再加上四五位美国学生,把榻榻米挤爆了,走路都插不进脚。
美国学生好奇而坦率,话题无所不包,政治、经济、文学……什么都想问个水落石出,好在也懂得避开敏感问题,不致让人太尴尬。他们坚持用不纯熟的汉语交谈,不够时比手画脚,倒也沟通无碍。
老美没人抽烟,我们的诗人却人手一根香烟,不经主人同意就吞云吐雾起来,室内顿时烟雾迷蒙,好在美国人宽容,没人抗议。我忙着张罗茶水和点心,听话都来不及,遑论插嘴。小妹秋枝来帮忙,递茶水、倒烟灰,跟着忙得团团转。
美国人准时在五点钟辞别。诗人们谈锋犹健,颇有“续摊”之意。
不知谁提醒:“胡适去世了,我们要不要到灵堂表示一下?”
当场立即对胡适的功过展开评论,一致佩服他提倡白话文和“五四”运动,又参与《自由中国》杂志;尤其1958年来台主持中央研究院,虽短短四年却为在座诸君津津乐道。
我是第一次听到胡适来台的内幕。原来中研院院长朱家骅被蒋介石逼走,胡适原不想老年移居台湾,后来传说党工张其昀有意接手,这才勉强接下聘书。
“他坚持学术自由,”诗人们同意,“维系了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精神,有功于国家和人民!”
大家决议:“我们都去灵堂,向胡适三鞠躬!”
天不早了,怕灵堂关门,十一个人决定分搭两部计程车前往。计程车规定载客不许超过四人,即前座一人,后座三人,警察抓到超载要罚司机。我们都不宽裕,便央求司机多载乘客。
“我们都是瘦子,不会超重啦!”
随和的司机想是同情我们这批穷小子,答允超载,但讲好“罚钱你们付”,还要我们碰到红灯时,多余的人头一定要藏起来。我那时体重只有三十八公斤,楚戈和罗马也是瘦竹竿,都被安排在前座。记得我和楚戈同车,我抱腿而坐,他坐地上。碰到红灯,只要有交通警察指挥,我便按一下他的头,他立即表演缩头乌龟,等接到信号才敢抬头。
到灵堂后,按指示排队等候。到时我们一字排开,随口令鞠躬如仪。
三鞠躬尚未完毕,忽然队中爆出裂帛也似的哭号,闻者莫不浑身为之一震。原来是感情丰富的楚戈,一时悲从中来,当场痛哭失声了。随着那一声哭号,左邻右舍的肩膀跟着一高一低,步出灵堂时,大家都是眼眶红红的。
为国家失去良才而哭泣,楚戈真是一位性情中人。
回家时,妹妹向我告状,说客人抽烟太凶了,有个烟灰缸当场来不及倒,事后清理才发现,热烟灰已把榻榻米烧出一个大洞来。
诗人是什么?大烟枪呀!这是家人对诗人的初浅认知。
有一天,白先勇告诉我:“嘿,你有个小读者,她叫陈平,想认识你哪。”
原来陈平是他好友顾复生的学生。顾复生和白先勇背景相似,都是将军之子。顾刚开过画展,我们都去捧场过;他画的人体拉长拉高,颇有墨迪格里亚尼的风格,在我这外行人眼里就算新潮派了。陈平向他学画,我直觉她一定是个求新求变的女孩子。
见面才知这是个被父母宠爱有加、呵护备至的孩子,应是初三学生,但休学在家养病。她的病说也奇怪,据说碰到要考试了,马上会病倒。父亲是个律师,通情达理又慈悲,绝不给女儿任何压力,而是让她自由发展。陈平很聪明,有点任性,但性格善良,同时处处流露这个年纪特有的多愁善感气质,让人想到林黛玉,但她可是健康活泼多了。
陈家住一所日式房子,有个大庭院,陈平在最远的院子角落搭个画室,自己在里面作画。顾老师画人体,她也喜欢人体。我问她模特儿的来源。
“我对着镜子画我自己嘛!”说完她嫣然一笑,颇为自得,多年后回想,那分明有一份自恋的倾向。
我的短篇小说《乔琪》,便以她作主角原型,场景也一样。
她说,顾复生老师认为她不适合绘画,更适合写作,但她拿不定主意,将来是当画家还是当作家较好。我不懂画,就鼓励她写作,表示愿意给她看稿。当时她正处于梦想多于行动的人生阶段,直到我出国,都没见到她一页稿。但是那年年底,她有一篇小说《惑》发表于《现代文学》,终于走上正途了。
我赴美留学后,她曾去我家看我妈妈,并写信告诉我近况,让我相当感激。后来知道她以“三毛”的笔名在写作上大放光彩,内容和她经历息息相关,倒是相当吻合其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