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何言宏 对话者：王家新诗 人、翻译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宋炳辉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副主编
高兴诗 人、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副主编
何言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的话：新世纪以来，我们的外国文学翻译与出版工作非常繁荣，国外的很多文学作品，毋论地区、年代与国别，都受到了我们不同程度的重视。很多翻译实践，甚至在翻译界、文学界、文化界以至于整个社会都引起了反响，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引人注目的热点。我们现在越来越认识到，翻译文学实际上是我们汉语文学中的一个相当重要和非常独特的组成部分，而且它对我们的汉语写作和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与生存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所以我们对“新世纪文学”的反思，理应包含着翻译文学。大致地说，借用鲁迅“拿来主义”的说法，我以为首先比较重要的，还是要回顾一下新世纪以来我们究竟“拿来”了些什么？我们又如何去“拿来”？“拿来”以后，即这些作品在翻译过来以后，又有着怎样的意义与影响？
我们拿来了什么？
宋炳辉：外国文学翻译与出版的繁荣，确实可以成为近代以来中外文学交流中一个整体判断，大概只有全面抗战和“文革”期间才成为例外。新世纪以来虽然“文学边缘化”的声音常常不绝于耳，但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却更加热闹，更加“繁荣”了，至少在数量上如此，仅专门出版译作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南京的译林出版社历年翻译出版的数量就够惊人的了。如果把这边风景与美国相比较，对比就更加明显。美国对外语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最高不过占所有文学作品出版总量的百分之三。这是数年前来自一家名为鲍克公司的统计数字，指每年在美国出版的图书中，译作仅占百分之三。这一数字被广泛引用，用以哀叹美国文化界的孤立主义和自闭传统。但纽约罗切斯特大学的学者们怀疑，百分之三也属高估，遂决定创设“百分之三”研究计划，研究者广泛收集书目，同时向出版商咨询，终自2008年起，连续获得相对精确的数据。研究结果更加出乎人们的意料：2010年美国翻译出版的外语小说和诗歌总计三百一十七种，比前两年减少了十多个百分点。而所谓“百分之三”不过是就全门类译作而言，而在小说和诗歌领域，译作比例竟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大约只有百分之零点七！这是就数量而言的，再说内容，近几年出版了好几部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少则几十万字，多则几百万字。翻译文学足以成史，也是我国翻译文学兴盛的一个表征吧。当然，在这繁荣的背后不是没有问题，甚至问题重重。文学翻译的质量问题、翻译与对象国文学成就的对应问题、语种与国别间的偏颇问题、所译的各种文学样式之间的平衡问题，等等，当然更值得关注的，就是这种翻译与出版传播在本土所发生的实质性影响问题。所以，言宏出的题目中所说的“必要与急切”，翻译的“必要”，对于当下中国而言似乎已是共识。至于急切，我想现在的问题不是如饥似渴的急切，更不是饥不择食的急切，而是像食草动物那样需要慢慢反刍的那种“急切”。
何言宏：炳辉所提供的数据，充分显示出我们在文学翻译问题上的严重“逆差”。在经济领域，我们现在与美国往往是顺差，但是在文学，以及在更加广泛的文化领域，“逆差”得却更加严重，这种情况，无疑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学翻译浩如烟海，难以计数，要问究竟拿来了什么，其实很难说清楚的。各位都是翻译界的业内人士，而且处身于一定的高度，在统计学的分类意义上，肯定会有很好的把握。但在我的阅读和了解中，这些年来，除了那些对外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常规性翻译，我以为比较重要的，一是对每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及时翻译，二是对某些作家的集中译介，还有就是由于种种原因而对某些作品的着力推介。其中第一个方面，2001年以来的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从2001年的奈保尔，后来的凯尔泰斯、库切、耶利内克、品特、帕慕克、多丽丝・莱辛、勒・克莱齐奥、赫塔・米勒，一直到2000年的秘鲁作家略萨，我们都有集中的翻译，而且往往都很及时。比如赫塔・米勒，2009年10月宣布获奖，2010年9月，我们很快就翻译出版了她的十卷本作品集。第二个方面，像诺奖之外的一些作家如昆德拉、赫拉巴尔、克里玛、菲利普・罗思、村上春树、卡佛、奥兹、马内阿和阿多尼斯等作家与诗人，都出版了他们规模不等的作品集，并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三种类型，像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和施林克的《朗读者》这样的作品，或者是靠其实际上的文学成就及在国外的影响力，或者是依靠奥斯卡获奖电影的改编所形成的巨大的辐射力量，也被我们及时地做了翻译。实际上，这两部作品的品质相当不错，也幸亏这种特殊的影响力，才使我们没有错过。好像《朗读者》译林出版社以前就曾出版过，借助强大的奥斯卡效应，终于从众多的翻译作品中脱颖而出，摆脱了险遭埋没的命运。我的这些观察，基本上都属于现象性的泛泛而谈，没有什么深度，我想更重要的，也许是对这些年的翻译文学作更本质的把握，或者是突出一些更加值得重视的翻译实践和更具体的译作。
高兴：我们究竟拿来了什么？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我们肯定都特别有底气。因为我们确实拿来了很多很多。可以这么说，所谓的“文学大国”的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作家的作品，都及时地进入了汉语。拉美文学，美国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德语文学，日本文学……单单这些文学就已给中国文学提供了难以估量的滋养。如果我说，新时期，一批有成就的中国作家，实际上是在外国文学影响下成长的一代，应该不算过分。有一次我到新疆开会，在研讨会上，诗人沈苇就说过，“中国作家可以分成两类。一类读《世界文学》，另一类不读《世界文学》。读《世界文学》和不读《世界文学》，肯定不一样。”把读与不读《世界文学》（也就是外国文学）当做划分中国当代作家的标准，我完全同意。这意味着某种修养，某种视野，某种水准和高度。但刚才，我说到了所谓的“文学大国”，我的这一表述，其实，就已经表达了我的某种忧虑，也已经指出了文学翻译的某种偏颇和盲目。我向来对“文学大国”和“文学小国”这一概念保持警惕甚至怀疑的态度。这是个模糊的，甚至混淆的概念，常常牵扯到文学以外的因素。事实上，在读了太多的法国文学、美国文学、英国文学之后，我一直十分期盼能读到一些小国的文学，比如东欧文学，比如非洲文学，比如北欧文学。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些文学，或许还有一种清新的气息，一种质朴却又独特的气息，一种真正属于生命和心灵的气息。而全球化背景，恰恰极容易抹杀文学的个性、特色和生命力。然而，语言的障碍却明显存在着。因此，我不得不承认大语种文学和小语种文学这一现实。这一现实，更多地体现的是文学在流通上的尴尬，这也就让小语种文学显得更加难能可贵。由于诸多的原因，这些年，我们的文学翻译总体上还很不平衡。
王家新：拿来了什么，这和我们在关注什么是有着内在关联的。在我的印象里，新世纪以来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和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有所不同，那个年代是以译介欧美现代主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等为重心和时尚的，这是那个年代的需要。19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转向了对当代外国文学尤其是带有“后现代”特征的文学的关注（比如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的《福楼拜的鹦鹉》，它以小说的形式为福楼拜“立传”，但又完全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模式以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在文本形式上表现出很强的实验性），并且，在多元文化的视野和需求下，更多地转向了对非西方国家、或者说处于文化冲突交汇地带的作家和诗人的关注，比如说对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译介（虽然这和他获诺贝尔文学奖有关）。帕慕克之所以吸引了一些中国作家和读者，主要原因可能就在于“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再比如言宏提到的叙尼亚―黎巴嫩诗人阿多尼斯，在我看来他的诗歌本身并无多少卓越、新奇之处，但因为他被视为阿拉伯现当代诗歌的代表，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背景，能够满足人们对“多样性”、“差异性”的某种期盼，因此他的诗集前几年在中国也很走红。
就我本人和一些朋友的关注点来看，我们对东欧文学和苏俄文学一直感兴趣，这和我们对自身命运的认知当然也有关。令人欣喜的是，近十年来对东欧文学也有了新的“发现”，当然，这和诺贝尔文学奖也有关。比如对2002年度诺奖获得者、匈牙利犹太裔作家凯尔泰斯的译介，虽然这样的作家由于其“孤绝”和“艰涩”不可能在一般读者中走红，但他对一些中国诗人和知识分子的深度震动，仍是不可估量的。读他的作品，我就有一种犹如创伤复发，无法从疼痛中恢复过来的感觉。我震慑于他作品中那种难以形容的力量。而前年获诺奖的女作家赫塔・米勒，不仅让我们中国读者感到“亲切”，她那惊人的、毫不妥协的艺术勇气和精灵般的感受力，也实在难得。如果和凯尔泰斯、赫塔・米勒这样的作家相比照，我相信人们就会意识到中国文学最缺乏的究竟是什么。
近些年来，对早年死于纳粹枪杀的波兰犹太裔作家布鲁诺・舒尔茨的发现，也成为一个“亮点”。这样的作家与其说在讲故事，不如说在告诉我们怎样进入一种“存在之诗”。作家余华在给《鳄鱼街》（杨向荣译）的译本作序时就盛赞舒尔茨的那些描写，如“这些阁楼如同密布着肋骨似的椽子、屋梁和桁梁的漆黑的大教堂，椽梁就像冬天的阵风用来呼吸的黑黢黢的肺。随着寒冷和无聊袭来，日子开始变得更加坚硬，像陈年的面包。人们开始兴味索然、慵懒冷漠地拿钝刀切这种面包。”我想，这样的作家如果早二十年译介过来，他对一些中国作家的影响，很可能就不亚于昆德拉或博尔赫斯。
至于在诗歌译介方面，新世纪以来对英、德、法、西、日等语种当代诗歌以及对以色列诗人阿米亥的译介，对一些“小语种”诗歌的译介等等，都给中国当代诗歌提供了新的、更多的参照和资源。这里我仍想回到东欧、苏俄诗歌。继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对阿赫玛托娃、米沃什、布罗茨基等诗人的集中译介之后，近些年来对曼德尔斯塔姆、赫伯特、希姆博尔斯卡、扎加耶夫斯基的译介，也持续推动着人们对东欧、苏俄诗歌的兴趣。扎加耶夫斯基为米沃什之后又一杰出的、在当今世界卓有影响的波兰诗人。他的诗除了具有一种东欧诗歌特有的精神气质和品格外，似乎也比米沃什的诗更令人亲切，更能给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们带来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一位美国评论家曾这样赞誉，“他将世界看作一个流亡的地方，也看到它奇异的美……他的谦逊隐含着他的伟大。我喜爱他诗里人性的感觉和优美的音符，像谈论神秘之物那样谈论新洗的亚麻布或新鲜的草莓。”我想，这也正是他受到很多中国诗人关注和喜爱的原因。
我们如何去拿来？
何言宏：在谈到翻译的时候，我们会用“盗火者”或李文俊先生所说的“半个先知”来形容翻译家和翻译家的工作，我以为这样的说法非常突出地表明了翻译的意义。在著名的《拿来主义》一文中，鲁迅先生要我们“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去拿”，非常强调翻译的主体性，强调在精神上有所承担、有所关怀的“拿来”。他说：“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前几天翻资料，读到沙博理先生的一段话，“做文学翻译也要有立场、有观点、有世界观，知道自己爱什么、恨什么”，说的也是翻译家的精神承担。我想面对无边无际的外国文学，我们具体地去拿来什么，肯定是要有所选择、有所关切的。以此来反思一下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翻译，虽然也有些问题――比如译介的过于急切和文学出版市场化的影响导致出现了很多翻译界的种种乱象――但是很多可贵的努力还是应该肯定的，比如像对昆德拉、凯尔泰斯、赫塔・米勒，赫拉巴尔、克里玛和马内阿等人的翻译热情，我以为在精神上就很值得尊敬，体现出了先知和盗火者般的“沉着”与“勇猛”。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精神、命运与生存与他们有着特别的相似，在这种相似中，他们的成就――我所说的，当然不只是获奖这样的“成就”――不仅让我们羞愧，让我们清醒到巨大的落差，更是对我们构成了精神资源的意义。到底我们如何去拿来？我以为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新主人”、“新文艺”和“新宅子”，也许这正是我们所应坚守的关切。实际上，诸位在上面所提出的我们的文学翻译所面临的“大语种文学”与“小语种文学”问题、我们对翻译的选择与我们自身的命运与处境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显示出我们的翻译所必须的关怀与承担。当然，除了这些，由于翻译还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文学翻译更有其非常特殊的地方，所以说，文学翻译的承担，在精神文化之外，还有其应有的专业性要求，这是“我们如何去拿来”所必然面对的问题。
高兴：面对这一话题，我有着复杂的感受。我曾一再强调，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文学翻译的。做文学翻译，要有外文和中文功底，要有文学修养，要有知识面，还要有悟性、才情和灵气。而悟性、才情和灵气常常是天生的。此外，最最重要的是：你必须热爱。而热爱又伴生着敬畏。一种错综的情感。时间流逝，我越来越敬畏文学和文字了，越来越敬畏文学翻译了，越来越觉到它的无边无际，无止无境。什么才算完美？完美难以企及，也根本无法企及，仿佛一场永远打不赢的战争。反过来，也正是这种难以企及，让你时刻都不敢懈怠，不敢骄傲和自满。我甚至都有点惧怕。惧怕文学翻译。同样是出于热爱和敬畏。我相信，译比写更难，也更苦，正所谓“戴着脚镣跳舞”。正因如此，我现在更愿写作。也正因如此，我要向那些真正的文学翻译家们表示敬意。进一步说，大多数人读到的不是外国文学作品，而是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在这里，翻译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优秀的翻译者引导着读者，糟糕的翻译者误导着读者。因此，更进一步说，读外国文学翻译，实际上就是读外国文学翻译者。这无疑是一项创造性的劳作。说到创造性，我们又要特别警惕了，因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很可能被利用，甚至被滥用，成为众多糟糕的翻译的借口和托词。这一现象，起码在中国译坛，严重地存在。于是，我在想：文学翻译是否也该有某种“准入证”？再回到“如何去拿”这一话题，目前，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参照的基本上是欧美标准。而欧美标准，又具体体现在那些奖项上，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等等。举一例，赫塔・米勒，《世界文学》早在1992年就已译介过，而且还是以小辑这一比较引人注目的形式，但似乎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她。直到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多少目光立即就投向了她。再举一例，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她的《钢琴教师》我们早已有人译出，在出版社一搁就是好几年，迟迟没能出版，译者也几乎不抱希望了。可她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多少出版社争着抢着要出她的书啊。可以说，诺贝尔文学奖“照亮”了不少作家。这里面自然有市场规律方面的问题，但出版翻译文学，毕竟还不能完全围着市场转，毕竟还需要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因此，一些有独立判断、有开拓精神的出版社和出版家，就格外值得我们尊重。有时，反而是在读到类似《我的米海尔》、《芒果街上的小屋》、《冷皮》、《鳄鱼街》、《神谕之夜》这样的书时，有一种说不出的欣喜，意外的欣喜。
王家新：我们如何去拿来，这就要看中国的出版社和译介者们了。一般来说，出版人总是跟着市场转的，他们关心的恐怕首先是书的“卖点”而不是其文学价值，这很令人沮丧。这不仅在中国，在整个世界上可能都一样。所以在这里我只能谈谈翻译本身。说实话，纵然有一些不错的，甚至很优异的翻译，但从总体上看，我对目前的翻译质量是不满意的。翻译过来的东西很多，但很难说它们都称得上是所谓“翻译文学”，正如我们看到的很多人，不过是些“翻译机器”，很难说他们是让人敬重的“翻译家”。一两年前有一本翻译过来的费尔斯蒂纳所著的《策兰传》，大概就出自这样的商业时代的“译手”，其中错误连篇，让人不忍卒读。
文学翻译是一项严肃、艰辛的事业，也应是一种“秘密的爱”和生命的投入，在梁宗岱、戴望舒、卞之琳、冯至、穆旦、王佐良等诗歌翻译前辈那里，我们就能深切感到这一点。他们满怀着爱、责任和敬畏，把自己献给那“静默的远航和明亮的捕捞”。他们那些心血倾注的翻译，不仅忠实于原著，而且“对得起”原著，甚至使原著的生命在他们的译文中得到了“新的更茂盛的绽放”。正是以这样的翻译，这些前辈们不仅不断推进着新诗在语言和技艺上的成熟，其优秀译作也构成了新诗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可以说，正是他们把翻译提升为一门值得我们为之献身的艺术。
的确，正如本雅明在他那篇《译者的任务》中所指出的，翻译是一种有着自身特性和独特价值的“文学样式”。帕斯捷尔纳克也认为“译作应能同原作平起平坐，它本身是无可重复的”。要使翻译重获这样的尊严和意义，就有赖于我们在今天能够像那些优秀翻译家前辈那样去努力。
讲到这里，我还想说，要提升“翻译文学”的地位，还得打破那种“原著中心论”的影响。正是由于这种“原著中心论”和其他原因，长久以来翻译和译者笼罩在原作和原作者的阴影之中，这甚至也体现在我们的稿费制度和科研制度上，比如在大学里翻译不能算“科研成果”，这样，除了那些可以牺牲自己的人，谁还会在翻译中倾尽心力呢？
宋炳辉：我非常赞同高兴所说的“翻译是创造性劳作”的说法，同时，他对翻译质量的忧虑我也有同感。我想，言宏所说的“如何去拿”中，首先包含的就是文学翻译问题，问题的核心是指翻译的质量保证。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文学翻译无法确定统一的质量标准，它是一种以语言文字的对应、匹配为基本规范的创造性转换工作。它绝不限于一种翻译技术的探讨，同时也是一种涉及跨文化的语言、哲学、历史和伦理的理论问题，因此，这项工作不仅需要翻译实践者身体力行的参与，同时也需要翻译理论研究者的参与。在文学创作领域，什么是好的文学，并不只有写作者才有资格评判，普通读者、批评家即使自己并不写作文学作品，也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且与作家的创作形成良好的互动。我想，这样的互动也应该在文学翻译这项创造性劳动中形成。只有两个方面的积极推进，才可能形成对什么是好的文学翻译、如何准备如何进行好的翻译等问题逐渐形成一种共识，这方面的工作，近十多年来新兴的“译介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至少把许多争执不下的问题，从理论上作了分析、呈现。我不是翻译家，也不是翻译理论家，只是在考虑中外文学关系的过程中，涉及到其中的一些问题。我感到，在文学翻译领域整合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的经验与认知，使两者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必须建设和利用好一个平台，这就是文学翻译批评。这种批评既不是空谈理论，不是简单的“存在就是合理”的描述，同时也不是用某种固定的标准去一一对照，却不反思这种标准的来源和依据，却应该在把具体的翻译文本作为一种基本规范下的创造性劳动，在多个层面上作综合性的评价、研究。这项工作应该由翻译实践者与翻译理论工作者以及作家、文学评论家及普通读者共同参与。我想，现代中国既然有如此繁荣的文学翻译实践，就应该有相应的文学翻译批评与理论。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有关翻译问题的理论资源，本土的、外来的都有，应该很好地发掘与利用。
拿来以后……
何言宏：记得在《朗读者》刚出新版的时候，作家须一瓜就曾向我竭力推荐，要我一定得看，于是我马上就去买了一本，读后果然如其所说的非常优秀。我想这是对我们很有价值的书，对于我们如何去面对和书写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我们历史中的人性与罪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些年来，像昆德拉、凯尔泰斯、赫塔・米勒、赫拉巴尔、克里玛和马内阿这样的作家，他们对我们在精神上的唤醒、激励和鼓舞，应该说是非常巨大的。新世纪以来的很多作家开始意识到“当代史叙述”的重要性，纷纷将题材集中于“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灾难，和我们对上述作家的翻译不无关系。但是在另一方面，从现有的文学实践来看，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精神落差还是很巨大的，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在中文版的《赫塔・米勒作品集》中，赫塔・米勒曾经有一段“写给中国读者”的话。她说：“对于我既往的全部作品，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度出版发行，这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我相信很多中国读者对西方文学的阅读和体验，会丰富他们的当下生活，甚至会使他们对人性的省察与对社会现实的感知，具有了‘另一种技巧’。但我宁肯你们把我视为您身旁的一位普通写作者，你们都可能是我诸多书中人物的命运共同体。我们以相似的姿势飞翔，也极可能以相似的姿势坠落。”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致辞”，不仅揭示出我们和赫塔・米勒及其作品中的人物命运上的相似，更是近乎明确地提醒我们，我们对于自己人性的“省察”和对我们社会现实的“感知”，应该具有“另一种技巧”。
王家新：拿来之后，那就看我们自己怎么领悟、怎么消化了。那些优秀的“翻译文学”，肯定会在我们的创作和语言中产生一种回响，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有些东西是“难以仿效”或难以产生即时效应的。比如说策兰的晚期诗歌，作为一个译者，我就怀疑有多少人能够真正进入，纵然看上去有那么多人对策兰感兴趣。萨义德曾有过一部专论《论晚期风格》（阎嘉译），对阿多诺所说的“晚期风格”进行了阐发：它反映了一种“特殊的成熟性”，它不是和谐，而是不妥协、不情愿和“尚未解决”，“在人们期盼平静和成熟时，却碰到了耸立的、坚难的和固执的――也许是野蛮的――挑战”，等等。策兰的晚期，正是这种意义上的“成熟”，是一种“苦涩的”、“扎口的”、“灾难般”的成熟。他正是以这样的“晚期风格”总结了欧洲现代诗歌，也超越了他的前人。对于这种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晚期风格”，我们一时能够进入吗？
这里，我也想起了凯尔泰斯在谈论自己作品时所说的一段话：“它的主题是关于奥斯维辛的胜利；奥斯维辛的胜利是这部‘小说的精华’，而这个世界也与这部小说相仿，其精华也是关于奥斯维辛的胜利。”（《另一个人》，余泽民译）对于这样的话，我们能够理解吗？
一时不被理解，或是未产生表面的效应，这恰恰说明了“翻译文学”的价值。它以这样的方式把自己留给了未来。或者说，它有的是精神的耐力，如本雅明在谈翻译时所说，它会“寻求在诸语言的演化中将自己不断创造出来的东西”。它会成为“深入在我们之内的钟”（策兰诗句）。
另外我想说的是，真正的翻译如同真正的诗，会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它自身。由此我也想说，在现代社会，一个敏感的作家不仅是读翻译文学的人，也会是很关注翻译问题的人，比如苏珊・桑塔格、J・M・库切、赫塔・穆勒，等等，都多次探讨过翻译问题。我想，即使我们不曾涉足于翻译的领域，我们依然生活在“巴别塔”里。这已在暗中构成了我们的命运。我不太了解在中国的小说界和评论界情况如何，在诗歌界，倒是有很多人在关注翻译问题，在一些诗歌杂志和网站，诗歌翻译及译诗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更令人欣喜的是，许多诗人也都投身于诗歌翻译实践。可以说，他们的这种努力，重建了“诗人作为翻译家”这一“现代传统”。这一传统的延续和重建，在今天这个大众文化消费时代至关重要，因为这不仅体现了诗人们对其语言家园的耕耘和坚守，它还会推动更多的中国诗人通过这样的努力，达到一个可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场域和高度。
高兴：一直忙于各种事务，一直渴望进入自由阅读和自由写作状态。在阅读中，被打动，被击中，被震撼，固然是件美好的事，但更多时候，那种清醒，那种对话，那种反驳意识和批判意识，同样难能可贵。改变是肯定的，阅读中，我们都在不知不觉地改变或被改变。我在想，世界和人生都如此复杂，如此难以说清，那么，文学也该是复杂和难以说清的。因此，面对种种概念，面对各类作家和作品，我常常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说不清。
宋炳辉：如果从翻译文学之效应发挥的意义上说，拿来的过程只是开场与前奏，拿来以后才进入正题。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空间和流程中发生影响，是一个持续纵深的过程。如果从普通读者的层面而言，只要翻译作品被阅读，只要进入国人的文化生活，就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体现了它的存在价值。当然，这种影响肯定也不是单纯的，在信息爆炸，翻译文本越来越多的今天，即使是“开卷有益”这样的古训，似乎也不能一概而论了，粗制滥造不仅歪曲了原著，更败坏了胃口，罪莫大焉。但更深一层的影响与作用，应该是对于国人的文学想像、文学观念的丰富、开拓和变化。这在优秀读者那里，在文学从业者包括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文学教育特别是文学创作者那里，只要他们是借助于译本来阅读、理解或阐释外国文学，由此带来的影响将可能是持久的、理性化的、可以转化成创造性因素的。正如高兴先生提到的那样，像《世界文学》、《外国文艺》这样的专业翻译文学期刊，曾经改变了一代人的文学观念，成为一代作家写作重要的外来资源，这种现象现在虽然已经成为一种中外文学交流的常态，但其作用不仅不能低估，相反它是更加深入，更加个人化了。
在这一过程中，作家的接受是最具个人特色，也与本土文学的创造关系最直接、最密切的，别人无法包办替代，但文学的翻译、出版与阐释，可以为其创造尽可能好的条件。因此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应该担负起重要的职责。我这里所说的文学批评与研究，是一种功能意义上的划分，参与者的主体应该来自文学翻译家、文学批评家、专业文学研究者和文学教育工作者，还包括作家这样特殊的优秀读者。另一方面，翻译文学的批评与研究的对象与本土文学相比也有它的特殊性，它不像后者那样有自然的创作发生序列，翻译文学相对于外国文学的实际发生而言，是历时与共时的交织。前时代的作品往往在它的发生之后才被译介到国内来，而且不乏不断的重译，这对于批评阐释者而言，需要考虑翻译这种“二度创作”与原创发生时不同的民族、文化、语言、时代背景和审美习惯等多重复合的因素。因此，对于外国翻译文学的阐释、批评与研究，实在需要世界文学的眼光，参与其间的翻译家、批评家、研究者，都需要具有开放的文学观念、外国文学的知识背景、本土文学的现实体验、文学创作实践的了解，特别是需要跨文化、跨语言的交流与沟通的知识背景与问题意识。在这一点上，比较文学理论和学科，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它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开放的，在跨文化的文学实践中不断提问、积极沟通的学科。在我的理解中，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学科，而是跨文化的文学实践流程中所有参与者提问、思考、沟通和对话的场域。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总体而言，行业隔阂、学科壁垒日深，翻译家日益“专业化”、“职业化”，与本土文学现实之间有着不小的隔阂，像鲁迅、郭沫若、徐志摩、冯至、穆旦等集作家与翻译家于一身的大师在今天似乎没有出现的可能了。另一方面，当代文学批评家与外国文学研究者之间，更是少有问题意识和关注焦点的深度交流，像茅盾、郑振铎、钱锺书这样有着中西文化与文学视野的研究者或批评家也实在少见。这固然与现代化所带来的分工趋势有关，但现在的文学教育体制与教育方法难逃其咎，而在外语人才的培养中问题尤其严重。现在的外语院系，十有八九都已经成为工具性的语言培训机构了，人文素养的提高、文学能力的培养，已经被严重边缘化，即使在著名高校外语院系的培养方案中，人文课程也被严重弱化了。
何言宏：炳辉所说的问题，何止存在于外语院系？现在的人们，如果在社会上，就是忙于工具性地赚钱、工具性地吸金，如果在学院里――其实现在的学院和社会基本上已经同质化了，没有什么两样，有时在很多方面问题更甚――就是工具性地忙于学历、学位、“学权”（学术权力）、职称和名目繁多的种种荣誉，哪里有心思去考虑什么“人文”？具体回到我们的话题，就是应该认识到，文学翻译不仅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我们无疑应该以一种专业性的态度去“拿来”国外的“文学”，它还是对国外的精神、文化等丰富的“人文资源”（甚至是赫塔・米勒的“另一种技巧”）的“拿来”。在此方面，我们又应该以非常必要的人文关怀去很自觉地“拿来”。只有这样，我们的“拿来”对于我们的国民和我们的文学，才会真正有效和具有真正的价值。正如诸位所充分阐述的，现代以来我们在文学翻译方面的优良传统和新世纪以来我们的经验与问题，都已非常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