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伫立在船的甲板上，面对着暮色下的纽约城，心里忐忑不安。那是1959年7月3日，经过了10天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横穿大西洋来到了美国。甲板上的风很大，祖母用一条毛毯裹住了我和七岁的兄弟亚历山大，“感谢上帝，我们终于到了!”母亲用俄语喃喃地说道。
对岸的纽约那么美，简直是人类智慧的最高体现。十一年来我一直作为一个俄国难民生活在摩洛哥，而我并没有成功地成为一名摩洛哥人，我会成为一名真正的美国人吗?我感到害怕。
“你招呼别人时该怎么说?”母亲问我。“哈罗，你好吗，我叫康士坦丁。”我带着卷舌音一口气说出了我所会的所有英语。“很好!”母亲笑了笑用俄语说:“记住，我的任务是安顿下你们，而你的任务则是学习英语，并在学校里取得好成绩。”36岁的母亲已经苍老。她手里紧紧捏着的手提袋里有300元钱，那是我们所有的财产。
我们找到了担保人罗切斯特，并在两间破旧的房子里安顿下来。妈妈第二天就去找工作。凭着她那支离破碎的英语和有限的学历，她找到的是一份制作微型电影拷贝的繁重而枯燥的活。为了多挣钱，她还常常加班加点。我看着妈妈佝偻的背影常常感到困惑，我不理解母亲为什么梦想着美国，她所干的活儿在其他国家也不是照样能干?
因为我们怀着梦想，所以我们的生活并不那么沉重。而我觉得生活很充实。虽然我还不能很自如地和其他孩子交往，但是我努力适应，到七年级时我有了许多朋友。
当时我认为作为一个美国青年仅仅意味着吃快餐、开快车、穿名牌。在高中时，大多数学生都穿校服――印着校名的白色羊毛衫。我也想有一件，但母亲嫌贵。圣诞节时，她递给我一个包裹。我打开包装拿出一件手织毛衣。显然我母亲花了不少时间，“我可以把你的校名也织上去。”母亲自豪地说。“我不想穿，它一看就知道是自己织的。”母亲脸色变得苍白，她把毛衣凑到灯下，一遍遍地寻找可能出现的瑕疵。其实，真正的瑕疵在我心中。
学校生活充实也有烦恼，我的朋友并不怎么愿意和我这么一个骨瘦如柴、戴着深度眼镜又讲着卷舌英语的异国人交谈，而和其他孩子说起来是那么畅快。我闷闷不乐。“需要时间。”母亲安慰我，并引用一句俄国谚语:走得越慢，走得越稳。
一天，我应邀到米歇尔同学家去作客，在此以前我从未到同学家去过。米歇尔的家多阔啊!每间房间都铺着地毯，所有的家具都闪闪发光，他家有两部电视机和一辆汽车。米歇尔有自己单独的卧室。那一天晚上，我简直都不想回自己的家了。在那里母亲用自己缝制的挂帘遮住了我们的破家具，地板上铺的是小拼毯。我们没有电视机、没有录音机连自行车都没有。突然，我觉得我离真正的美国生活是那么遥远。
我开始企图掩盖所有表明我是外国人的细小特征。我从不提起我们的家庭生活也不提我们的东正教信仰，我希望自己真是一个美国人。
一天，妈妈对我说:“康妮，你已经参加了好儿次其他同学邀请的聚会了，你也应该让他们到我们家作一次客。”祖母马上表示她可以为我们做蛋糕，并要帮我挪开屋里的家具，腾出地方来。“我不要同学来我家作客。别人家有约翰妮麦斯的磁带，我没有；他们有漂亮的餐具，我没有；店里定做的精美点心，我没有。”从此，妈妈再也不提此事。
可喜的是，我的英语说得越来越好，甚至有一次英语教师让我领读课文。我缓慢而又清晰地念:一个国家，在上帝指引下，不可分割，并为每个人带来公正的自由。我的发音使大家都高兴地看着我，而我并不能真正读懂这一段话的真正含义。
母亲以辛勤的劳动维持着这个家的生活，而我自己觉得越来越接近一个美国人应有的形象，但是我驱赶不走有时袭上心来的乌云，我越融入美国社会，我就越瞧不起为我辛勤操劳的家人。母亲的发音总使我感到不舒服。我对自己没有汽车也耿耿于怀，而母亲却说，我们能干成一切想干成的事，但我看到的仅是一长串我们无法办到的名目的清单。
17岁时，我已有资格获得美国籍了。在和美国移民局官员接触时，我原以为他会问我一些美国的历史问题，然而他却问:“你为什么要成为一个美国公民?”我坐在椅子上目瞪口呆，我从来都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想，我喜欢呆在这里，是……”我结巴地说，“是想得到一份入大学的奖学金。我还想有个工作，并且有一天有自己的车子和房子。”那官员用铅笔敲着桌子，我低下头，想再说些什么，但是脑子一片空白。突然那人“砰”地合上本子说:“一个星期后，法官会正式答复你。”
一星期后，我站在了法官面前。法官向我宣讲了公民的责任，然后郑重地说:“你们每个人都为这个国家带来了一份很珍贵的礼物，不要放弃你们的语言和风俗，把它们发扬光大。你将丰富我们的文化，并使之更为繁荣，没有你们所带来的文化也就不可能有美国文化!”母亲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我想着她一贯坚持让我和我的弟弟在家说俄语，而我却为此多次反对她。
几年以后，我所梦想的渐渐在变为事实。我得到了在锡拉克斯大学攻读历史学位的奖学金，并且我也买了汽车，然而我明白这一切并不意味我已经融入了美国。
在一个晴朗的天气，我来到中心广场。我抬起头见到了高高悬挂的美国星条旗，感受到这个国家所给予我的机遇，我也清楚地知道了是什么使我的母亲能勇敢地面对艰难的生活。母亲的勇气和智慧使我有可能面临各种挑战而有机会获得美国所能给予的恩泽。
我将成为历史学博士，我已经理解母亲发自本能的认识，那就是在美国没有对我们所做一切的限制，我们没有必要放弃我们的民族传统去应和它。对这一切的认识我曾走过一段迷途，而母亲，一个没有学历的妇女，却是在刚走下船舷时便理解感受了的。
(陈昌喜摘自《青年社交》1994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