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好的时候，在我家门前抬抬头就能看见那片松树林。十里八乡的人，叫它松林子。松林子紧挨着的村庄叫大袁家。在一马平川的淮北平原，这样的村庄繁多如星。 松林子四季墨黑葱绿，参天人云，微风中响起阵阵松涛声，像智者的叹息，像上苍的吟哦。树是清朝光绪年间栽下的，沐三个世纪风雨雷电，却生命葱茏。松林子前面是袁氏祠堂，在皖北平原，像这样的大宅院已不多见。
祠堂，是袁大化在清光绪23年重修的，那时他官至河南巡抚。袁大化何许人也，恐除却我四乡八村的乡亲和殿堂之上的学者，知道的人不多。
清史淮军剿捻这一节提到过他。时任新疆巡抚的袁大化，曾经车马劳顿不辞万里回到故乡――捻军起义地涡阳。袁大化募兵团练，加入李鸿章的淮军，追击捻军残部，老乡打老乡。
辛亥革命之新疆篇有他。新疆由大清帝国迈向共和的时候，时任新疆巡抚的袁大化，曾亲率清兵和以锡伯族人为主的国民革命军，拼死搏杀捍卫清室，但终于没能抵挡住历史的车轮，落了个惨败。
汉藏关系史中有他。袁世凯窃国之后，当时作为新疆督军的袁大化，曾被袁世凯任命为“首席谈判”，与十三世达赖喇嘛订下《汉藏恢复关系五条》，理顺了西藏和当时中央政府的关系。这段历史成为研究汉藏历史的重要篇章。
家乡的地方志里有他。在清末，时任徐州道台的袁大化，曾以官势凌人，强占淮北煤田烈山矿达一年之久。与他争矿山的周姓人家，最后以钱捐官，贿赂清室，赢回矿山。这件事，让袁大化在淮北矿山一带落下骂名，至今仍有遗老念念不忘。
我所能找到的文字上的东西，有关袁大化的信息就这些，安徽的没有新疆多，正史没有野史多。在白纸黑字的史册上，袁大化的好名声没有坏名声多。
自古野史艳丽多彩，正史冷淡而单调。乡间野老，茶余饭后，多以上古年间的事情，作谈笑的资料。百年间出了个朝廷大员，袁大化自然是乡邻的口舌之乐。乡野之人粗鄙寡闻，本是很少明白什么“历史车轮”，革命性与反革命性，大家欣赏的是能耐。袁大化当官几十年，纵横了半个中国，娶了数房姨太太，盖了高宅大院，修了功德碑，建了及第坊，这就是“能耐”。
关于袁大化的功过是非，我不是史学家，没有评判的能力。我愿意以一个“乡邻”的身份，说说我从小就耳濡目染的传说。村里八九十岁的小脚老太，或鹤发的爷爷太爷爷们，有的亲眼见过袁大化坐着八抬大轿衣锦还乡的非凡气势。他们嘴里的袁大化，也许比历史更有味道。
袁大化自幼家贫，母亲曾要饭供其读书。吃得苦中苦的袁大化，读书时很用功，虽没有映雪凿壁，头悬梁锥刺股的“壮举”，但“舔雪苦读”、熬通宵夜应该是做过的，这都有村人为证。
吃过苦的人，对享受与金钱都有特别的偏好。随着官阶步步升迁，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的时候，袁大化对金钱的欲望也越来越重。在任徐州道台的时候，以手中权力，硬夺了烈山煤矿的开采权。结果临涣集士绅周玉山看不过去，一气之下捐钱买了个道台官衔，挤走袁大化，夺回烈山煤矿。这件事让袁大化很栽面子。
袁大化的孝顺是出了名的，到新疆、河南等地做官，都把老娘带着，一天三顿饭亲自送到娘案头，吹汤捧药。村人最羡慕、最盛传不衰的，莫过于袁大化的娘过六十大寿，那时袁大化刚刚接任河南巡抚，当上河南的一把手。送礼的轿子排成了长队，绵延四里地。为了安排这些人吃饭，整个大袁村的老老小小都用上了还不够，又从我们村请了半个村子的人去帮忙，四爷当时就分在伙房烧锅。四爷说：“活了八十多年，没见过那个排场，开了三百多桌酒席，光桌子板凳就用了前后十个庄的。”这之后，过一个比袁大化的娘还排场的大寿，成了许多老人人生的最高理想。
时任直隶总督的安徽老乡李鸿章，忙里偷闲，为袁大化的娘写了一个长一丈宽八尺的寿字。这个字，是这场寿宴最光彩的事情。李鸿章是谁?当时天子身边最红的人。许多人都觉得袁大化好有面子，见过这幅字的人不多，后来的下落更不甚乐观。也许这只是个传说。
“穷人暴富，挺胸凸肚”，穷人显贵的方法，就是换妻兴土木。袁大化未能免俗，而且他做的是大手笔，修了两处前后三进三出的大院子，大院不但有宏大的门楼照壁，还有飞檐斗角。一条穿过村中的小河，把几处宅院，连成一个整体。兴盛时，有花有草，有亭有榭，繁简相间，错落有致。
袁大化是见过世面的人，他硬是把他心仪的江南水乡建筑格局，活生生地原搬照抄到皖北平原。
后来“破四旧”，义愤的穷人把袁大化宅子里的花花草草，砸得七零八落，连块整的碑记都没留下。什么时候的穷人，对富人多多少少都是有些敌意的。
现在位于村东头高大的祠堂，虽经历了百年风雨，但威风不减，仍是那么高大森严。祠堂一直是权威的象征，再加上几公顷的松柏，那气势更不比一般。听说袁大化的祠堂盖好之后，离大袁村二十里的曹市集，生活着另一个举子牛大人。牛大人坐着轿子过来看，在心中与自己家的作个比较。据说牛大人看过袁大化家的祠堂之后，逡巡半天，默默而去。牛大人也是见过世面的，可是，在袁家的祠堂前，他除了叹息，没有别的办法来表达自己内心的钦羡。
人民公社把袁大化的家产充了公，拆窗堵门，砸掉斗角飞檐，砍掉木制旗杆，村头高大的祠堂被改造成地堡一样的粮仓，村中的宅院成了粮油站。粮站的名字就叫“大袁粮站”。每年的夏秋两季，交公粮的农人，把一个接一个的架子车，排成长达三里多的长龙，等待把一袋一袋的粮食倒进粮仓。缴公粮是件苦差事，因为大队常常规定要几天之内完成任务，超期要罚款，许多村人中午和夜里，就睡在粮站后面的松林子里，松林里面很凉快，湿湿的地皮上，还有小花小草，比空调房还舒服。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袁大化家三进三出的院子，做了三十多年的粮油站。吃公粮的人，每月月初，都带着小本本到这里来买面打油。我小时候，经常坐在自行车后面，跟着爸爸来这里。在土墙草顶矮小的民房簇拥下，这片独特的白墙黑瓦高大森严的院子，像污泥中的白莲，让人产生莫名的赞叹与敬畏。粮站的墙上，一面写着“毛主席万岁”，另一面写着“传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还有一面写着“严禁烟火”。那面砸得坑坑洼洼的照壁上，有一个我刚认识的字：顺。看粮站大门的人姓袁，听说是袁大化的一个孙子或远房侄儿。
现在商品粮本取消了，任何地方都可以买米买面。粮改税之后，粮站已经没有一粒粮食了，几把生着红锈的大锁，把一段历史锁进了森严大院。没有人知道这片三进三出的院子，还有没有未来，是拆还是保留下来。但风雨却年年侵蚀着它的肌体，去年掉一块瓦，今年塌一段墙，明年也许就会有一间房子在大雨之夜，悄无声息地倒下，像一个疲惫的老人。
与深宅大院相比，最有生命力的还是那片松林子。百年之后的松柏，愈加茂盛，四季如墨染样绿。小时候去十五里外的姥姥家，姥姥问：“孩儿，知道不知道家在那儿?”我就伸出手，指指松林子的方向。高人云端的松林子的树梢，在我幼小的心里，就是家的方向。
到现在我每每回家，都还是这种急切的心情。我不知道突然有一天，看不到这些在脑海里存放了几十年的标志，心里该有多么失望。
有人认为袁大化一定在家里的某个地方，藏了金条或银元宝。渴望奇迹发生的人，就拿着锹和锄头，围着袁家的祠堂，前前后后地挖。结果挖地三尺也没有发现什么。书里常说财主们把钱埋在树下，或家里的某个角落，不甘失败的人们，把松林子也挖了个底朝天，仍是一无所获。宝没挖着，树却挖倒了许多棵，倒下的树被人偷偷地拉回家，树干盖房，树枝盖猪圈。
袁大化的终老之地在天津，没有叶落归根。从此，袁大化的后人们，就在天津延续血脉。大袁家的人谈起袁大化的后代们，仍是一脸的羡慕：“他们家的人还是有能耐，美国英国台湾都有，而且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从穷乡僻壤出去的人，在城市里生根富贵之后，第一代还记得回乡祭祖，三代以后就很少谈及家在何方了。也许袁大化富在他乡的后代们，已经忘记了大袁村，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
袁大化留给大袁村老少爷们的，除了这片松林子，两片房子和一片祠堂，就只有这些谈资了。袁大化由一个乞讨者，奋斗成为大清朝廷要员的故事，成为谈资里最生动的部分，成为后来农家子弟跳出农门的榜样。
一个人能忍辱负重，吃得苦中苦，终会有所成就，即所谓“苦心人，天不负”。有了功名之后，还要心明目亮地选好路，路走错了，留下的是骂名，而非功德。所以，人生的路最难走，走错走对，就在一两步，一个念头之中。
责任编辑 苗秀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