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先生： 我曾粗粗读过你写的《徐志摩传》。该书第76页涉及我的母亲袁昌英和徐志摩的一段友情。有一个细节，我读了不大舒服。就是你引用张邦梅著《小脚与西服》一书中提到的袁昌英的“小脚”，说我母亲上身着西服，下面露出一双穿皮鞋的小脚，行文中带有揶揄意味，这与实情有出入。有些年轻朋友来信询问，我母亲果真是“小脚”吗，我的回答是，确切地说，她的脚是缠过的，但还不是地道的“小脚”，只能说是那个时代知识女性解放过程中常见的“解放足”。这是因为，她出生在乡间，幼时被祖母和母亲缠过足。但我外祖父袁家普是位饱学的开明人士，反对女子缠足。他在外面工作（担任过几省财政厅长），每次回家，就给我母亲放足，他一走，家中女人又给缠上，就这样一缠一放，致使足骨受伤变形，成了半大不小的“解放足”。作为新女性，她一直穿皮鞋，只是走路时步态不像天足那样优雅自然罢了。注意仪表的母亲为此深感遗憾。然而这不是她的错，她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是值得同情而不应成为嘲讽的对象的。有关这个问题，如你重写徐志摩传时，望加以说明解释。
关于我母亲和徐志摩的友谊，大作中很少提及，而她在世时也从不谈起，我一直不清楚。从大作以及徐本人的日记，我才得知，1921年8月，徐请一位“爱丁堡来的朋友”赴家宴，而那正是袁昌英7月获得爱丁堡大学硕士学位之后准备回国之前的事。时间对上号了。而约赴家宴，说明他们两人之间并非泛泛之交。令我不解的是，袁一直在爱丁堡读书，而徐似乎并未在爱丁堡呆过。那么他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结识并维持一段不菲的友谊的？你能帮我解开这个谜团吗？
因不知你的地址，我曾致函《中华读书报》请代转，但未获音信。今在《芳草地》上看到大作，想他们知道你的地址，故特请代转。请于百忙中复我一信为感。祝秋安。
杨静远 2005年11月3日
杨静远老师：
北京《芳草地》杂志社谭宗远先生转来您的信，收到信的当天，我就按您信上标示的住宅电话跟您通了话。今将《小脚与西服》书中“来府晚餐的女客”一节复印奉上，请看看。老师信中说：“有一个细节，我读了不大舒服。就是你引用张邦梅著《小脚与西服》一书中提到的袁昌英的‘小脚’，说我母亲上身着西服，下面露出一双穿皮鞋的小脚，行文中带有揶揄意味。”下面您说，袁先生的脚，不能说是小脚，应说是“解放足”，即缠过又放了的那种。您的这种感受，或者说心情我能理解。谁无父母，不敬之仰之？换了我也会一样的。但我要说，《小脚与西服》中，写的是张幼仪初见袁昌英的感觉，她有那样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我的引述，您看了复印件会知道，我不光没有揶揄，还有为贤者讳的地方。原文是：“那是双挤在两只中国绣花鞋里的小脚。”我为什么要在书中改为皮鞋呢，一，此处的叙述，是张邦梅转述姑婆张幼仪的话，有不准确的可能；二，袁昌英既然“穿着一套毛料海军裙装”，断无脚上穿一双中国绣花鞋的道理；三，凡小脚或解放足者，莫不欲掩饰这一“缺陷”的，穿皮鞋是最好的遮掩。本乎此，我便将绣花鞋改为皮鞋了。再看我那句话，是平静地叙述，没有加任何表示感情的词语，我真不知道您老怎么会读出揶揄的意味的。您让我重写徐志摩传时，“加以说明解释”，怕也是强人所难。您想么，我总不能写到这儿，加上一句，据袁昌英女儿说，袁先生的这种脚不能说是小脚，应说是解放足。虽说这样，我仍尊重您老人家的意愿。您看这样行不行，就是将您的信，和我的信，一并登在《山西文学》上，既尽了您我的心愿，对读者也是个交待。如何之处，恳望明示。祝文祺。
韩石山2005年11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