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三年前，在这个寒冷的冬日里，叔父病逝。 叔父走了，这是一次和家人亲朋永远别离的远行。他不想走，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虽然他已多日不能进食，身体极度衰弱，死神似乎就在他的身边徘徊，时时要拉他离去，但他却在顽强地坚持着，抗争着，迟迟不肯上路。他不是靠药物，而是靠意志努力延续着自己的生命。直到这一天凌晨，他才停止了那已经非常微弱的呼吸。
叔父是一个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人，也是一个对我的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人。
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叔父是极了不起的。村里识字人不多，他不仅识字，还会写对联，画画，拉二胡。夏夜大院门口悠扬的胡琴声，门上贴的对联，屋里悬挂着的画有“上山虎”的中堂，叔父的这些创作和表演，给全家也给全村带来了欢乐，同时也是对我最早的文化和艺术的启蒙。上小学的时候，我经常到叔父屋里翻找书看。他的书藏在老式衣箱的二层，我把头钻进小小的箱门，连角落里的书也要翻出来。中学、师范的课本，音乐美术教材，我全都似懂非懂地翻看浏览。后来，最感兴趣的就是语文课本了，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一些名篇，我就是这时候开始阅读的。真不知道，当年叔和婶怎么就容忍了我这近乎淘气的举动，任我去乱翻乱拿。
虽说是庄户人家，但我家老宅的大院里，却氤氲着一种文化气息。叔父的父亲，我的四爷，是教过私塾的，被乡邻们尊称为张先生。还有一位叔父，后来也上二师范当了老师。我的爷爷弟兄五个，孙辈中我是老大，作为长孙，当时受到全家的宠爱。而叔父似乎对我更多了一层文化的期望。
可能正是受了叔父的影响，文学和美术是我少年时期的两大爱好。1961年我在县城上初中，叔父也调到县文化馆工作。他要求我每星期两次到他那里去学画素描。在他督促下，我还画了一幅题为《春燕》的国画参加那年春节的青少年画展。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我的学画没有坚持下去，后来就一直停留在中学阶段的画板报、画特刊的水平上了。对于我文学的爱好，叔父一直是鼓励和支持的。每当听说我的作文受到表扬了，被讲评了，他就显得特别高兴。有一年放麦假期间，叔父匆匆从县城赶回来，说是有个《河南日报》的记者来了，他让我赶快写一篇稿子，拿去试试。光着膀子写了一篇满纸学生腔的“作文”，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稿子虽没有发表，但叔父的殷殷苦心却让我感怀终生。
叔父一生的工作都与文化和教育有关。他先是在中学当教师，后来到文化馆做群众文化干部。1985年县文联成立，他又被调到文联任书画家协会副主席。叔父尽管在汝州是闻名遐迩的书画名人，尽管他在书画艺术上有着很高的造诣，但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才加入省书法家协会。我觉得，以他的勤奋和执着，他个人的创作理应取得更高的成就和更丰硕的成果。其实，他最为关注的是汝州文艺事业、书画事业的繁荣，他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的是文化传播和书画教育。培训、辅导、举办各种活动，繁杂而琐碎，他却总是满腔热情，乐此不疲。对他来说，这是一种牺牲，是一种奉献。像一支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这是一种人生境界，说实在话，如今能达到这种境界的人真的不多了。退休以后，他又发起和组织了水笔书法活动，到火车站广场手把手辅导书法爱好者黎明即起，天天不辍。后来参加者越来越多，竟达数百人之众，蔚为汝州一大著名文化景观。叔父生前和我谈及此事，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由衷地把这种活动看作是他人生价值的一种体现。
在我的印象中，叔父的身体一直是很好的，头发浓密，面色红润，总是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2002年是个转折。这一年他先是办书画展，我从洛阳赶回去参加开幕式，还讲了话。后来听家里打电话说叔父病了，是累的。我原不以为然，心想他休息一段就会好了。谁知到年底，堂弟文崇和文丰果真陪叔父到洛阳看病来了，心脏病，还很严重，需要做支架手术。他住在三院，我有两个同学在那里当大夫，由他们关照帮助，手术做得顺利成功。不久，叔父病愈出院。然而以后事情的发展竟大出我的意料，没多长时间他又被检查出食道有病，去郑州做手术也不顺利，经受了很多痛苦和折磨，身体就这样垮下来了。
十月，我回汝州接母亲来洛阳住，临走时去看望住院的叔父。他非常瘦弱，不过精神还好，见到我和母亲，很高兴，说了好多话。他说他还要创作一批书画，搞个“笑送小品”活动。又特别对我夸奖鼓励，说我有成就，为家族争了光，但以后一定要注意身体，注意健康，珍惜生命，等等。其实这时叔父体内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但家里人一直瞒着他。不过我想他自己一定很清楚自己的病情，他知道来日不多，他要抓住手中的每一缕时光，他要为社会，为朋友，为家人尽可能多地传播他的艺术，他的感悟，他的关爱。离别之际，叔父突然含泪向母亲叫了一声“嫂娘!”母亲闻声潸然泪下，一时满室怆然……
叔父向来对我母亲十分敬重。我的四奶去世很早，母亲对年少的叔父给了很多关爱呵护。这只是一个缘由，更重要的，是母亲、叔父和婶婶共同的善良、朴诚、宽厚的品性，是半个多世纪风雨人生中的相互扶携，更滋养和加深了他们的“缘”，使他们以及我们两家之间，结下了深深的亲情的纽带。我们曾经是同吃一锅饭的大家庭，土改以后才分家，分灶吃饭，但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同住在一个大院里。几十年的时光里，他们妯娌、叔嫂之间，亲如手足，互相敬重关爱，互相宽容忍让，从来没有拌过嘴红过脸，这在乡邻中传为佳话，堪称典范。
在我们家族中，对良好家风的培育和维护，对诸如孝敬父母，尊敬长辈，尊重知识，尊重文化，勤劳上进，诚信友爱这些美德的传承，都十分重视。特别是叔父，作为家族中承上启下的长者，他更是把这种传承视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家庭失和，特别是子女浮浪不肖，忤逆不孝，更被视为家门不幸。但是面对被污染的世风和耳边的噪音，他常常感到痛苦和无奈。他做心脏手术以后，家里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我没有亲历，是听说的，在此我不想也没必要赘述。这件事对叔父的刺激很大，与他后来食道的罹病和不治不无关系。但是在他病重直到临终，对这件事只字未提。他把郁闷、气愤和痛苦，深深地埋在了心底。不过，文崇、文丰、文婷、文硕几个弟妹，各有所成，对叔父十分孝敬，日夜侍奉在侧。特别是文崇，这些年在书画创作上大有长进，卓有成就，已成为河南省美术家、书法家两个协会的双重会员，叔父的事业已后继有人。这些，都是对叔父受伤的心灵的最好的抚慰。
十一月下旬，叔父病情更加严重，想再见见我。我正在郑州开会，接到弟弟们打来的电话，立即从郑州赶赴家中。叔父这时已极度衰弱，听说前几天曾数度昏迷，今日见我回来，神志却分外清醒，强挣着给我说了很多话。他仍然关心着书画活动、文艺事业，还断断续续谈了些家族历史的事，对我也表示了许多期望。
他还叫人拿来纸笔，要再教弟弟文崇如何画小鸡儿。这时他坐都坐不住，连头也抬不起来，却硬是用颤抖的手握笔在宣纸上勾画濡染，画了几只水墨小鸡儿。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光，病痛和虚弱已经过滤掉了许多烦扰他的世事，但他仍释不下自己肩上的责任，他仍然顽强地表达着他的执着和热爱。
母亲听说叔父病危，不顾自己八十多岁的高龄，非要从洛阳赶回去看看不可。在叔父生命的最后几天，母亲和家人一直陪在他的身边。母亲的回来，还有婶婶、弟弟妹妹们的日夜守护，以及市文联的领导、同事和许多亲朋的多次慰问探望，给他最后的生命带来了许多温馨和慰藉。
为叔父最后的送行非常隆重，汝州市委宣传部，特别是市文联的领导们，不仅在他生前给予他很多关心，他去世后又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张进增同志的一生，是平凡而又崇高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硕果累累的一生，是为党的文艺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留得生前身后名，是许多文化人的人生追求，特别是身后的名声，更为重要。听到这些评价，叔父冥中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了。
12月10日上午12时，在风景秀美的风穴山麓，叔父化为天空中的一缕青烟。按照家乡的习俗，他的骨灰被葬进了我家的祖坟，依偎在我的爷爷奶奶们的身边。
叔父走了，去了另一个世界，阴阳阻隔，遂成永别。再见到他的时候是在最近的梦中。叔父的音容笑貌，依然鲜明生动，宛若昨日。叔父生前，我们每年中总有几次相见，但大都因为我所谓的忙而来去匆匆。原想等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有了时间，一定要陪叔父多聊聊，关于艺术，关于人生，关于我们家族的历史，等等。但这如今都成了永远的遗憾和懊悔。
人生短暂，永恒的是业绩和精神。叔父的生命逝去了，但他为汝州书画事业、文化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将会永远载入史册，他的勤奋、敬业和执着，他的诚恳、谦逊和朴实，他的宽厚仁爱和诲人不倦的精神，将在他挚爱的事业和永远怀念他的亲人们的心中永存。
责任编辑 王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