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骈文承晚唐五代唯美余绪，“西昆体”骈文十分流行。“西昆体”讲美学、重艺术，代表人物杨亿杨亿的时文在当时追捧尤盛。同一时期，中唐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后继乏人，韩愈弟子皇甫�等重习其刻意标新立异一路，创新矫枉过正，走入奇特怪丽歧途，古文穿蠹经传，移此俪彼，古涩艰深，甚至读或不能成句，世称“太学体”。宋初骈文呈浮艳“西昆”文风和险怪“太学”文风两种极端。
宋初的柳开、王禹�等有意矫革华靡、险怪文风，推尊韩愈，提倡古文。
柳开的古文明白晓畅，不拘句式长短。继柳开之后，王禹�也提倡“传道而明心”，文章“易道易晓”，承继韩柳的文学革新主张。他反对五代以来的颓靡之风，但并不反对秀辞俪句，他曾在《首引六经为例》中说明《诗经》俪句谐音、《春秋》属辞比类、其它各经秀辞俪句。实际上，王禹�四六骈俪在宋代文人心目中是早期最高的一家。
随后的古文家如穆修、姚铉、尹洙、石介等，同样祖述韩愈，崇尚“古文”。事实上，宋初古文家们多从理论着手，而创作实践却异常薄弱，他们的骈文创作、古文创作，均缺乏杨、刘所崇尚的艺术美，穆修之文艰涩有余而流畅明白不足，石介之文有明白晓畅，但却纯为“遇事发愤”，“无所讳忌”，慨而疾呼，缺乏艺术美。所以，宋初古文家创作上还无法与风靡一时的时文抗衡，然而他们在理论上的建树及肇启骈文散化之功不可没。
欧阳修能成为北宋骈文散化改良开创性的人物，与其个人的思想，他的社会地位，他的创作实绩的引导和他对后来者的培养、影响等多方面的因素分不开。欧阳修文道并重，骈散兼顾，具通达、兼善的态度，看到了文与道的紧密联系。他的这种兼善而通达的态度，决定其对待骈散的文体上，也兼顾兼融。对西昆骈文，欧阳修明确表示反对，但欧阳修对骈文的态度却非全盘否定，在《论尹师鲁墓志》中明确指出：“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他本人在早年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亦在骈文上下了狠功夫，具有扎实的骈文基础。欧阳修痛恨生涩怪僻的古文，且大力矫革之。《宋史》（卷三百十九）本传中记载欧阳修：“知嘉佑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
姜书阁在其《骈文史论》中从文字、属对概括，总结欧阳修四六章表的特色：“一，以文体为属对，不求切对之工；二，不用故事、陈言，纯以自己的语言，叙事明白；三，不以浮靡之辞，充塞篇章，只用平淡文字，倾吐衷曲。”而欧阳修骈文的散化还表现在篇章、语体和文气风格等属于文章整体方面。首先，欧阳修散化的骈文并没有跳出骈文之所以为骈的规范，是在特定文种的写作要求的规范下的散化，这种散化的表文，依然保持了表文的行文结构即“破题――解题――颂圣――述意”的内容结构。其次，欧阳修骈文符合各种专门文体的语气要求，如表文措词谨严、典雅、得体，谨守森严的君臣上下级关系，使用符合自身身份的委婉语气。最后，是在遣词造句上，整体语言风格上，注入古文之气，使文章在规范中却流动着一股疏逸的散气，构成骈文的布局，古文的气势，形成骈文的散化特色。
欧阳修知贡举，掌握选拔人才的权力，拥有主考官的社会地位，热衷培养新人，弃黜尚险怪奇涩之文的士子，“太学体”文风为之一变，他利用选拔人才之便，提拔了苏轼、苏辙、程颢、曾巩、张载等大批出色的后继之人，形成强大的文学集团，促进了文风的改革，开创了北宋骈文散化改良的先河。
苏轼是欧阳修的追随者，又是继欧阳修之后古文运动的主将。苏轼骈文，欧阳修同属一路。苏轼四十多年的仕途，宦海浮沉，缙绅唱和，期间大量的应用性的公私文字，多为骈文。表启之文是苏轼骈文中最有代表性、最具文采、最体现苏轼创作观的一类骈文。清代孙梅总结评价：“东坡四六，工丽绝伦中笔力矫变，有意摆脱隋唐五季蹊径。以四六观之，则独辟异境，以古文观之，则故是本色，所以奇也。”苏轼的骈体政论文以及制诰代言之作，也以显白之词，尽委曲之意，在典事征引、叙事、情理、议论、句式运用等诸方面，显示散化的特色，流利畅达，条分缕析。如《赐太师文彦博乞致仕不允批答》，是苏轼内制文书的代表作。这类文字，向来的风格都是整齐庄重严肃古板，文字艰涩生僻，充塞历史典故，征用古人言语，体现帝王威严，显示帝王的与众不同。但苏轼的这篇代言之作，却一改旧格。首先，批答意思晓畅，理由充分，虽都是整齐的骈句，却无晦涩之弊，外形体制为骈体，实际意思流畅，表达与散文无异；第二，文中偶用典事，用典目的非炫耀博才，堆积典故，更无为求工整而裁剪，述意曲折隐晦。所用均为熟典，并伴有解释典事。第三，不拘骈四俪六，随意运用，洒脱奔放，随物赋型，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充分体现苏轼恣意横生的“行云流水论”创作观，是一种在骈俪规范下的不拘束的散意。第四，在骈俪句式中，苏轼使用了不少虚词，增强了语气，使文句上下意思连贯，一气呵成，欲罢不能，使骈文带有极浓厚的散文之气，增加了骈俪中的散文的风格。
北宋骈文的散化，是古文运动、诗文改革、破体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文风的大势所趋，同时也是骈文由六朝鼎盛，到骈散消长走向衰落的发展过程的必经环节。在文学大背景的影响下，作家接受古文观念，哪怕一些守旧的作家，也有以文入骈的偿试。王安石四六骈文“深厚尔雅，俪语之工，昔所未有，”“格律精严，一字不苟措”，但也不泛参用古文笔法的作品等。
王安石的《谢翰林学士表》，是谢除授表。这篇谢表从内容结构上，与一般表文无异，其散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造语谴句上的几个方面：第一，开头便用长句对联。第二，间用虚词，不苟字数，体现出骈中有散的特色。第三，散行句中用骈，骈散结合，且对句字数多少不拘，有六字对，也有十五字句，纯粹因意谴句。第四，使用整齐的四字句，但并不以骈偶意义排出。所以，有骈文的整齐形式，却无骈文之实意，或有骈偶之实，而不拘骈偶之形式，骈中有散，散中有骈，骈散渗透运用，是本篇表文的最明显突出的特色。第五，不重事典，字句平实明白。由以上分析可见，王安石的骈文即使谨守法度，措词得体稳重，但散化的倾向是存在的，可能不是王安石的主流，但毕竟是或多或少地受古文笔法影响。无怪乎明茅坤也评价此篇表文是“内多散，非表常格”。
北宋文坛有一种特殊现象十分令人注目，即文坛的师承关系十分明显。晏殊荐范仲淹成为北宋名臣，并曾向宋庠、宋祁兄弟传授诗法，天圣八年（1030）知贡举，取欧阳修为第一，梅尧臣、张先、王琪等皆为晏殊器重选拔。而欧阳修于嘉佑二年（1057）知贡举，取苏轼、苏辙、曾巩为高第，把苏洵也推荐给枢密使韩琦，后又推荐给宰相富弼，后苏洵就任试秘书省校书郎，因此，三苏同为欧阳修门人。王安石与曾巩交友，并由曾巩介绍，得到欧阳修的赏识并荐举。
有学者整理出北宋文坛的宗师系统：“欧阳修上承晏殊，下启苏轼。出自苏轼之门的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加上陈师道、李�，为‘苏门六君子’。苏轼周围还有文同、毛滂、赵令畴、唐庚、张舜民、李之仪、孔文仲等，皆能文能诗，形成了第三代宗师系统。苏轼下开黄庭坚，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所列二十五人中，陈师道、潘大临、洪刍、洪朋、洪炎、徐俯、李彭、王直方、高荷等皆为黄的学生，形成了第四代宗师系统。”这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相互影响的文人群体，相互借鉴，互相酬唱，从柳开、王禹�、穆修、石介等肇启先声，欧阳修开创新体，苏轼、王安石积极追随，北宋骈文散化，蔚然成风。
（作者单位：蔡业共，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