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年仅22岁的李承雨发表了中篇小说《艾瑞思科顿的肖像》，从此登上文坛，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生涯。《艾瑞思科顿的肖像》是他患上肺结核后回故乡疗养期间创作的。当时，身为神学院学生的李承雨受到当年5月在罗马圣彼得广场发生的教皇遇袭事件的震动，第一次产生了创作小说的想法。枪击教皇的是一位名叫阿里・阿贾的土耳其青年。李承雨难以从阿里・阿贾身上摆脱出来，进而又想起了因受到诅咒而吃得再多仍会感到饥饿的艾瑞思科顿。最终，李承雨决心将头脑中挥之不去的这两个人物写入小说之中。他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篇处女作。我们从李承雨创作小说的最初动因便可得知，他的作品与自己的人生经历并无关联。
李承雨的作品大致具有三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处理神与人类问题的文学世界。作为神学大学毕业的作家，李承雨的小说中处处充斥着对人类和宗教的深层次质疑，即有关社会堕落及人类伦理的问题。就好像“载我们过河的不是船行过的痕迹而是船本身”一样，李承雨对神和人类问题的质疑非常直接，并深究其根源。包含《艾瑞思科顿的肖像》在内的许多作品，如《我身体里还有谁?》、《他的阔野》等都具有这―特征。
第二种倾向与“父亲”有关。在韩国文学史上，“父亲”是一个使用最频繁的主题。追溯一下韩国历史，父亲的存在从独立运动、“6・25”战争、越南派兵时起，经历了产业化、民主化等众多事件，遗留下清晰的“不在”的印记。事实上，作家李承雨也经历着“父亲不在”的痛苦。国外翻译后获得广泛好评的李承雨小说《生的反面》就是―部以自传性元素为基础的描写逝去父亲的小说。不过，李承雨的作品虽然大多以自传为原型，却不是在讲述“完全符合事实”的故事，就像他在随笔中写的那样，“作家要在记忆的同时发挥想象”。这不是单纯的告白，而是对他的作品为什么如此优秀的恰当解释。上文提到过，“父亲”这一主题被频繁用于韩国的小说创作，它也是李承雨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内容。但是，李承雨在以记忆为基础的“事实”中加入了“读、听、想象、创作、表现”等多种小说“装备”，使得自己的作品能够每每出新。本次发表在中日韩作家特辑中的李承雨新作《刀》，即是如此。
主人公“我”受“他”雇用，照看“他”的父亲。需要做的工作不过是与老人聊聊天，或者做做简单的家务，“我”“从来没有想过对工作怠慢或马马虎虎”。然而，委托人却偷偷用摄像机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这时，问题出现了。委托人的父亲认为儿子要谋杀自己，相反儿子也认为父亲想杀掉自己。虽然摄像机拍下了一切，但有些场景却被抹掉了，被抹掉的部分恰巧全部为主语，而正确的语句(事实)只有主人公自己知晓。其实，这对父子只不过是相互误解而已。
录像中存有“……要杀了我”的语句，却没有主语。那么，到底是谁要杀了谁呢?是“(父亲)要杀了我”，还是“(儿子)要杀了我”呢?小说以这个事件为中心展开，充满着戏剧性。不仅对于韩国文学，国外文学中关于“杀父”的主题也有许多作品。但李承雨的《刀》比它们更进一步，对儿子与父亲之间相互的伤害冲动及被害意识进行了描述。另外，由于主语缺失而引发的悖论与误解，瞬间颠倒了我们已知的信息。到处充满着悖论、误解，只有“主人公”了解事情的真相。
然而，主人公并没有说出真相。“我”虽然很希望“他就这样收起刀子，却不知为何变得退缩，始终无法开口”。刀的象征含义很容易理解，刀意味着权威，可以代指法规制度，也可以代指权力。如果再加上一种，那就是切断自己与他人沟通交流的锋利工具。
小说中对刀的持有欲望既是“为了隐藏自身的脆弱”，也是因为“如果没有刀，什么事情也做不了”。那么，为什么会脆弱?为什么会什么都做不了呢?脆弱的原因是父亲的“不在”，而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则是由于倘若没有父亲，自己也将不复存在。就像硬币有正反两面一样，这一整体自始至终可以看作两个，具有“存在的同时又不存在”的尖锐矛盾。
即使是为了对抗父亲的权威，像父亲那样成长的子女也需要“刀”。与之相悖的是，这里的刀虽然也是为了对抗，但同时也是切断父子间纽带的工具。于是，小说中的“他”正“怀揣着刀”。
当真相消失、只有误会存在的时候，必定留下紧张和遗憾。于是，收集“刀”与收集邮票变成了两种不同的东西。存在是希望存在的东西存在，不在是希望存在的东西不存在。虽然知道了真相，却不能说出来，只得传达悖论和误解。这就好像哥德尔在不完备性定理中提出的“不能因为结论无法证明而认定其无效”的命题或者高吉亚斯提出的“就算知道有人知道了某件事，也没有人会将这件事传达给别人”的命题一样。
好似主语缺失而不能知道谁要杀死谁，父子间可能也并不存在主体。父亲与儿子相互间只有他人的存在。
李承雨的第三种文学倾向是创作了许多受卡夫卡影响的作品。他是我所认识的韩国作家中，能运用纯熟手法贯穿全文的优秀作家之一。作为作家来说，如何能将平凡、熟悉的故事新颖地表达出来确实是一个令人非常苦恼的问题。而李承雨则能够出色地变熟悉的场景为陌生。《刀》这部小说也是如此。
“老人的房间全部是白色”，但“天花板和墙壁上挂满了电灯”，以至于“走到哪里都照不出影子”。“我”感到非常“刺眼”，不得不“买来墨镜，戴着它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小说中有这样异常的空间，“他”的办公室用刀装裱，“平凡的办公室也被打造成了不平凡的空间”。就这样，熟悉的东西发生扭曲，变得陌生。
不仅是空间的异常。“我”不能够随意跟“他”顶撞。因为他会立刻“抬起头，用我不可知的力量堵住我的嘴，按住我的头”。而“我”则认为“能堵住我嘴、按住我头的是他手中那把叫做‘卡特拉德’的刀”。于是，即使被要求在不合理的时间――从日出至日落――工作，“我”仍不得不服从。
李承雨曾在之前的散文中这样阐述：
“阅读卡夫卡犹如放弃宽阔的大道而走进一处没有道路的陌生树林，邀请幻想融入现实，创造出自己独特、奇妙的世界。卡夫卡通过这种高超的技艺，向我们展示了提出疑难问题的价值。如果有人能够不借鉴卡夫卡而成为作家，那么他一定非常伟大。”
李承雨虽然受到卡夫卡的影响，但他的作品更有逻辑性。在陌生的同时，他还为读者提供了尽可能充分的说服力。
有人提出疑问：
“即便贴满白色的壁纸却仍然到处挂着电灯，以至于屋内不会有影子产生的老人到哪里去找呢?”其实，这是老人对死亡的恐惧与害怕，
“老人在意识到黑暗的瞬间，恐惧便一下子窜了出来”。
如果说卡夫卡形象地刻画出了那些无法与眼睛看不到的力量和权威对抗的人物，李承雨则擅于灵活地运用讽喻手法。
从“他握着刀子的手举上头顶向我瞄准。感觉好像在问我能否承受住刀子的考验。我点点头表示接受了雇用条件”这句话可以看出，李承雨通过使用“刀”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和“刀”这一实际的危险物，为读者构建了一个既陌生而又能充分理解人物心理活动的环境。
很高兴能够将李承雨介绍给中国和日本的读者朋友。李承雨发表过许多小说，而且每部作品都有新的发展。我曾经说过，如果没有这位名叫李承雨的作家，我可能会在一张白纸前恐惧地写不出一行文字。就像许多作家从卡夫卡身上受到影响一样，包括我在内的许多韩国作家都从李承雨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如果要借用李承雨的告白来结束这篇评价，我想说，要是有人能够不借鉴李承雨而成为作家，那么他一定非常伟大。
责任编辑 陈 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