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泽民 译 我经常假装相信灵魂，但我只是出于游戏的心态装作这样，好像相信它们；然而现在，当我也变成了它们中的一个时，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人们总是传统地把它们描述成痛苦之物，它们总是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回到它们活着的时候熟悉的地方。事实上，它们确实经常回去。只是人们很少注意到它们，也就是我们，我们曾经住过的房屋，早被彻底改变了模样，住在那里的人对我们曾经的生活一无所知，根本无从想象。就跟小孩子一样，这些成年人也都这样觉得，好像世界只是从他们出生的时刻开始存在，他们根本不会想到，在他们生活的地方，有时也会响起一串轻盈的脚步，或许就在此时此刻，响起一串被毒死者的脚步声；他们根本不会想到，就在环绕着他们的墙壁之间，还会有人在低声耳语，或者咯咯发笑，有人在念一封信，或者掐住一个可爱生灵的脖子。真是太荒谬了，空间依旧，然而对于活人来说时间在流逝，但也很有可能，空间和时间都忠实地存在，只是陷于沉默，什么都不讲述。真是太荒谬了，在活人身上竟会发生这样的事，之后发生的事情，与我们的想象截然相反，恰恰是我们根本没做任何准备的。我想说的是，时间现在并没有过去，并没有消失，并没有流走，而是和所有的细节一起一下子变成了恒常的存在，或许“现在”只是一个误解。这是第二件最糟糕的事情：细节，因为当我们还是活人的时候，那些我们虽经历过、但是并没有对我们造成影响的东西，现在却带着多得可怕的意味呈现在我们眼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和分量。很容易脱口而出的话，习惯性的手势，和许多人一起度过的儿时午后，所有的一切都逐一浮现在我们眼前，而我们一生的努力――试图建立起能将日日夜夜统为一体的日常程序――突然变得徒然无用。我们过分清楚、准确地记得我们所活过的每日每夜，清楚得与我们目前不知道触摸为何物的状态互不相容。一切全都具体而夸张，痛苦地重现。该诅咒的正是，我们记得所有一切，所有我们活过的日子的每个小时的每一分钟，所有无聊、工作和快乐的分分秒秒，无论学习、烦恼、卑鄙和幻梦都毫无拣选地囊括其中。甚至还包括每分钟的等待，想来在人的一生中，等待的时间比什么都长。
然而，正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这只是第二件最糟糕的事情，还有的要比这个更加苦涩。我所指的是，我现在不仅记得我还是活人的时候看到的、听到的和知道的东西，而是记得整个的一切：还包括我没看到的、不知道的、没听到的和对我来说虽不可能了解、但还是对我产生过作用，对我来说十分重要，甚至将我塑造成人的那些东西。人只在这时才意识到，在一生当中曾经本能地感觉到那么多东西，尤其是在成人之后，直觉的东西越来越多；尽管我不能说自己变老，因为我未能活到老年时代。我们恍然获知，我们只知道诸多故事中的一小部分，当我们自以为能够解释，能够讲述在某一天里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实际缺少许多的信息，我们不清楚别人的愿望、动机和原因，我们对所有这些潜藏的东西浑然不知。我们看与自己最为亲近的亲友们，就像看突然在幕布前现身的演员一样；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在此刻之前都做了些什么。也许现在他们装扮成奥赛罗或哈姆雷特，但在幕后却形象不雅地叼着烟卷喷烟吐雾，烦躁不安地不断看表，当然他们现在已经激情入戏，看上去完全是另一个人。除此之外，还缺少那些我们没有在场的事件和在我们背后进行的谈话，那些谈话我们虽然没亲耳听到，但却提到了我们，甚至挑剔、品评或谴责了我们。生活是仁慈的，所有的生活都是这样，至少这是生活的规范，因此我们想起那些曾被视为暴徒的人，他们毫无掩饰、无所隐瞒、没有欺骗地讲述他们知道的、听到的以及所做所想的一切。我们说，这样的人非常残酷。现在，我也处于这样的残酷状态。
比方说，我看到过去还是孩子的自己，在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有许多个夜晚我躺在床上昏昏欲睡，我的房门半开半掩，为了能够看到光亮，在我眼皮打架，但还没有坠入梦乡之时，父母在和那些来家里吃晚餐或甜点的客人们聊天，后来那段时间，阿兰茨大夫来得很勤，他很和蔼，脸上总挂着微笑，说话的时候咬字清楚；他总是在我马上就要睡着之前出现在我床前，让我感感到十分踏实；他进到我房间，看我怎么样，几乎每天都为我检查，大夫的手令人镇静地在我的睡衣下轻轻触摸，他的手温暖而熟悉，在我们一生中，没有任何人的手会像他那样知道如何触摸，胆小的孩子会觉得，没有任何疾病和危险能够逃过他的注意，那只拯救之手可以战胜一切，他的耳朵上挂着听诊器，听筒扣在健康、冰凉、紧缩的胸脯上；有时候，他将一把祖传的、刻有字母的银勺压在人的舌头上，有一瞬间，勺柄好像要伸到人的喉咙里，之后我们都喘了口气，我在第一下触摸时就会想到：这是阿兰茨大夫的手，我在他安全、果断的大手的保护之中，他的手如同上帝用的金属器皿，当他给我做检查时，当他用手电筒照我的额头，任何倒霉事都不可能发生。短暂的检查和几句玩笑之后一我妈妈有时候倚着门框看他为我做检查，大夫很容易就能把我逗笑，她也跟着一起笑――我感到舒服放松，开始打盹，同时听到他们在不远的客厅里聊天；有时候我还能听到，他们听一会儿收音机，或打一会儿牌，那时的时间，好像根本就不流动，现在看起来是那么不真实，因为离现在并不很久远，尽管从那时到现在，毕竟有一段我活着和死亡的时间。我听到他们年轻时的笑声，不过我当时并不认为他们年轻，但是现在确实这么认为：我爸爸笑得最少，他是一个少言寡语、相貌英俊的男人，眼神里总有一股与生俱来的淡淡忧郁――也许，因为他曾是共和党人，输掉了战争；或许，那是人们永远不可能痊愈的伤口，输掉战争，而且是与同胞和邻居之间的战争。他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从来没有训斥过我，也没有奚落过我妈妈，他有许多时间都待在家里：写文章和书评，在报纸上大多以笔名发表，因为当时的情况，他最好还是不用真名，我后来重读，他是亲法派，我记得他最爱读加缪和希曼侬的小说。阿兰茨大夫是位心性活泼、爱开玩笑、语调缓慢的男人，头脑灵活，措辞机智；他是那种很容易成为孩子偶像的男人，因为他打牌时会耍小伎俩，有时突然会讲究韵律，而且喜欢谈足球――当时的科帕、里亚尔、迪・斯蒂法诺、普什卡什和亨托……他经常会想出一些可以激发灵感、刺激想象的游戏，尽管他并没有太多时间留下来玩。我妈妈通常陪着他，总是打扮得很漂亮，尽管在一个输掉战争的家庭里没有多少富裕的钱――他们确实也不富裕-我爸爸穿得稍好一些，因为他自己的父亲还在世，我爷爷花钱打扮他；我妈妈是个小个子女人，面带微笑，有时候用心疼的眼光看自己的丈夫，对我总是充满兴奋：这样的眼神后来也越来越少，因为人总会越长越大。现在我看到所有的一切，全部的场景：当我渐渐沉入梦乡，从客厅里传来的笑声从来都是我爸爸的，而收音机则是他一个人听，只有他听。 这个场景，不久前我还不可能描绘，但是现在我看得非常清楚，就像那些在我还活着的时候越放越旧的老照片，我活的时间越长，它们也变得越皱巴，越模糊。我看到，偶尔，有的时候，阿兰茨大夫和我妈妈一起出去，我现在明白了“头等票”还有许多别的意思，而在我当时的想象中，总是由体育馆或体育场门房撕它们――我从来没去过这种地方，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过别的。在没有“头等票”的那些晚上，至少他们没有提到它。有时候外头下雨，既不能出门散步，也没兴致娱乐，这种时候，我知道妈妈和阿兰茨大夫一起去卧室，当然是在他们确定我已经睡熟了之后。那只刚才还摸过我的胸脯和肚子的手，现在正在抚摸我妈妈，这时候他的手已不再温暖，而是滚烫，是一只安慰、探究、征服的手，他的嘴唇正在吻我妈妈，从牙缝中吐出的是轻柔细语。不管他们是去剧院、电影院或酒吧，还是只去隔壁的房间，我爸爸都在等待的时候打开收音机，为的是听不到别的声音。过了一段时间，他逐渐开始习惯了――夜晚变得千篇一律，一切总是持续不变地周而复始，他之所以听收音机，还为在那半个小时或三刻钟内找一些乐趣(大夫走时总是行色匆忙)，他听的东西毕竟有趣。大夫离开时没打招呼，我妈妈也没有从屋里出来，她在床上等我爸爸：穿上睡衣，钻进被窝，他从没看过我妈妈穿着漂亮裙子或长筒袜。现在我看到一次谈话，正是那次谈话导致了当时对我来说并未感到残酷、而是觉得仁慈的状态，那种状态持续于我的整个一生：谈话的时候，阿兰茨大夫留着尖翘的小胡子，那种胡子我后来在柯尔特斯的法官们脸上也看到过，直到佛朗哥去世，不光他们，就连士兵、公证员、银行家、教师、作家以及许多医生们也都留着那样的胡子，然而我爸爸从来没有留过，他是最早一批刮掉那种胡子的人。我父母坐在饭厅里，那时我还不懂事，那段时光不在我的记忆中，那时我还是个孩子，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躺在摇篮里，没有理由知道那些事情。我妈妈始终闭着眼睛，一言不发，我爸爸开始不肯相信，之后惊得目瞪口呆：他的眼神里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害怕和惊恐。阿兰茨大夫说：
“你看，莱昂，我给警察局写过许多举报信，我们家所有的人都去教堂做弥撒，从不缺席。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你，我心里很清楚，在战争期间你都干过些什么勾当，你从来没有忘记向民兵通风报信，告诉他们该去哪里。不过，即使当时不是这样，也不需要我编造太多的东西，我只需要稍稍夸大一点，你要知道，只要我说你杀掉了一半的邻居，我想这跟事实不会有太大出入吧；你甚至也曾想要我命。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年，但是只要我动动嘴，你就会挨一梭子子弹，而我没什么理由要保持沉默。所以，你说你想怎么办吧：或者接受我的条件，忍受一点点的不舒服，或者干脆一无所有，无所谓好坏，也用不着忍受。”
“你指的条件是什么?”
我看到阿兰茨大夫一声不响地朝我妈妈点了下头，好像在指一样东西。他是在战争期间认识的她，甚至在战争之前就认识她，他们是邻居，邻居里有许多人在战争中丧生。
“把她借给我。借一晚上，然后再一个晚上，直到我对她厌倦了。”
阿兰茨后来厌倦了她，就跟我们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会厌倦一切那样。他厌倦她时我仍然很小，在我的词汇库里还没有出现这个动词，也不太清楚它的含义。然而我妈妈到了开始凋谢的年龄段，已经不再放声大笑；我爸爸却处在绽放的花季，他开始在文章和书评上署自己的真名――他的真名并不是莱昂；忧郁从他困惑的眼神里逐渐消失，他也开始拿着一张张的“头等票”外出寻欢，我妈妈留在家里玩单人纸牌或听收音机，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更喜欢看电视。
那些对关于死后的世界或意识――如果我们真做为意识存在的话――在死后变得清晰等问题进行沉思的人，是不会在乎能够记起一切、知道一切的危险和恐怖的，甚至记起自己未曾意识到的东西，知道一切跟自己有关、曾经遇到或仅仅存在于自己周围的任何东西。我清晰地看到一张张面孔，那些面孔我仅在路上偶遇过一次：一个男人的面孔，我曾给过他一点施舍，但他连看都没看我一眼，一个女人的面孔，我曾在地铁里盯着她发呆，而后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一个邮递员的轮廓，他给我送过一封并不重要的信；一个小女孩的身影，我是在游泳场看到的，当时我自己也是个小孩子。过去的许多分分秒秒再次重现，在机场上等待，在博物馆排队，在遥远海岸上眺望水面，装好行李又打开行李；当然，还有那些最无聊的时刻，对人们来讲毫无意义，死亡时间的世界。我看到自己在那些城市，那些以前我曾在闲暇时开车到过的地方，我逛过它们，后来忘掉了它们：我看到自己在汉堡，在曼彻斯特，在巴泽尔，在奥斯汀，在许多地方，许多要不是因为出差自己从来不会去的地方。我还看到自己在威尼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跟妻子路易莎去度蜜月，跟她一起我度过了自己最后几年平静、舒适的岁月；我看到自己在那儿，在我生命的最后阶段，尽管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每次我从外地回家，她总在机场等着我；我们结婚的那些年里，她没有一次不去等我；哪怕我只是出差几天，无论交通多么堵塞，此举多么徒劳，而这两样总是最压抑的。这种时候我筋疲力尽，最后只剩下按遥控器的力气，看到哪儿都一样的电视节目；与此同时，她做一些饭菜，随后无聊地陪我坐着，但在我面前还是摆出一副耐心的面孔，她知道我此时只需要睡觉，休息，调整自己，明天好成为原来的我：充满能量、爱说爱笑、咬字清楚的小伙子。讽刺是一种后天修炼的形式，对每个女人都有杀伤力：在她们体内有玩笑的受体，没有抵抗玩笑的能力，即使开玩笑的是她所恨之人。等到第二天下午，当我已经恢复过来，我去找我的情人玛莉亚，她更爱嘎嘎狂笑，因为我在她那儿从来不过分动用幻觉。
我总是小心翼翼，避免暴露自己，我不想伤害任何人，尽量做得谨慎周密：我见玛莉亚只在她家里，以免在什么地方碰到谁，不给别人追问的机会，省得以后冷冰冰地抱怨我不想把情人介绍给他们。她就住在附近，好些下午我都去她那儿，当然不是总可以去，我在那儿只呆半个小时或三刻钟，有时稍微更长一些，有时我无所事事地朝窗外张望：我们情人的窗户总要比我们自己家的更令人刺激。我从来没有出过错，因为在这些问题上出错是一种轻率，甚至比轻率还要糟糕：恶意。有一次，我跟路易莎走在街上，迎面遇到了玛莉亚：我们参加一场电影首映式，站在拥挤的影院里，这时候玛莉亚出现在人群中，她尽量朝我们这边靠，轻轻碰了一下我的手；然后从我身边匆匆走过，甚至都没有看我一眼，熟悉的大腿蹭在我身上，抓住我的手揉了一下。路易莎根本没有注意，她不可能发现什么，更不会猜想到那不露声色、转瞬即逝的秘密接触，但是就因为这个，我还是决定跟玛莉亚疏远几个星期。最后，由于我在办公室内不接她的电话，她把电话打到了我家里，幸好我妻子没有在家。
“怎么回事?”她问。 “我跟你说过，你不能往这里打电话!”
“你要是在办公室接电话，我就不会往这里打。我已经等你十五天了。”她说。
这时候我突然重新感觉到十五天前感觉到的愤怒，我回答说：
“只要你敢在路易莎在场时碰我，我就永远不会接电话，你想都甭想!”
她缄口不语。
我们在生活中几乎忘掉了一切，然而在死亡中――在这个残酷的状态中，我们以灵魂的形式存在一几乎可以回忆起一切。我忘了生活中又见了她一次，之后又见了一次，就这样焦虑不安地拖了下去，我们总是以为，
“不会拖得太久”，总相信会有一个明天，我们会自己见好就收，昨天和今天的事情会悄然流逝，日子会在不知不觉中回到正轨。当然啦，这也会使日日夜夜变成一个样子，最终我们不能缺少一个自己的部件而想我们自己；最终日日夜夜最本质的部分都该变成一个样子，既不要放弃，也不要牺牲，想来谁又能承受这种结局?现在，一个人能够回忆起一切，这样我可以清清楚楚地描述自己的死亡，或者说，讲述我对自己死亡发生时所知道的东西：当然，跟我彻底的了解和情景的再现相比这算不上什么，什么都已经不再新鲜。
我又在一次疲惫不堪的旅行后回来，路易莎还是跟以前一样忍不住去接我。在汽车里我们话都不多，当我打开行李时也没怎么说话，我朝堆成小山的信件扫了一眼，然后听了一下积攒多日的电话留言。有一个留言刚一响起，我就大惊失色，当即听出玛莉亚的嗓音，她只叫了一声我的名字，电话随后就挂断了。我的恐惧很快消失，想来一个女人叫一个人的名字，之后电话挂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味。即使路易莎听到也无所谓，没有必要为此担心。我一头栽到床上，打开电视，盯着屏幕不停地换台，路易莎到商店去买了些香肠和鸡蛋细丝面方糕递给我吃，显然她连摊土豆鸡蛋饼的时间和情绪都没有。天并不是很晚，但她还是关上屋里的电灯，想要睡觉，我则躺在那里：昏昏欲睡，她轻轻的抚摸唤起记忆，她的手，即使出于挑逗或不耐烦地碰到我胸脯，都会让我感到安宁。后来，她走出卧室，我则对着电视屏酣睡，睡着之前，我肯定没有换频道。
也不知道这样过了多久，也许我在说谎，因为我现在已经清楚地知道，我整整做了七十三分钟的梦，梦里的事情发生在国外，发生在我从那里活着回来的地方。就在这时我突然醒来，朝电视屏幕发出的蓝光望了一眼，蓝色的荧光照亮床脚，我不知道当时是什么画面，我已经没有时间看电视屏幕。我看到一个黑色的东西突然朝我的额头砸来，那东西很沉，而且跟听诊器一样冰冷，只是一点没有健康的迹象，而是充满暴力。那东西朝我砸下来，然后重新举起，仅仅过了十分之一秒，那东西又血淋淋地砸下来，我的大脑里闪过一个念头，路易莎因为那个电话要杀死我，就因为一个女人叫了我一声然后挂断的电话。也许留言很长，路易莎听完后洗掉了，只剩下开头的那一句，让我回来能够听到，就像一个信息，她随后将要杀掉我。黑色的东西又砸了下来。这下结束了我的性命。我生命中最后的一个清醒的念头是，我没有反抗，我没有试着制止她，因为无法制止，或许因为我没有觉得这样死亡有什么不好，她在我心平气和的时刻杀掉我，而且在这事发生之前，我和她从来没有伤害过彼此。这话很难说出口，而且非常容易被误解，但是或许我感觉到：这是公正的死亡。
现在我已经看到了，我看到了整个过程：连同起因和结局一起，尽管后来发生的事情已经离我不是那么近，或许正因如此，后来显得并不是很疼。事发的原因与我在那个黑色物体朝我砸下、举起、又砸下来时所怀疑、猜测的截然相反。现在，我一下看到了路易莎，她在和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说话，那个人留着跟当年的阿兰茨大夫一样的胡子，不过他留的胡子并不尖翘，而是柔软、浓密，有一点灰白。那是中年男人，跟我和路易莎一样，不过她在我眼里仍是年轻人，那种直觉就跟父母和阿兰茨大夫在我眼里永远不可能是年轻人一样。他们在一栋我不熟悉的房子的客厅里，在他家：到处杂乱无序地堆着东西，书、画、装饰品，整个房间令人窒息。那家伙名叫马诺罗・列纳，他有足够的钱财，用不着工作。他们坐在一个长沙发上小声说话，午后时分，同一时刻我正在玛莉亚家约会，那是两周之前，在我出差回来之后死亡的两周之前。当时我还没有出发，尚在准备阶段。现在，我清楚地听到他们的低语，但是感觉并不真实，当然并非就我现在的状态而言，而是就我的生命而言：因为从来没有过任何情景会如此具体，如此鲜活。路易莎忽然抬高了声音，好像在为自己辩护，或在为他人辩护，她说：
“但他对我总是那么好，我实在没有理由嫉恨他。这样太难了。”
马诺罗・列纳用拖长的语调，这样回答：
“即使嫉恨也不容易，就是他把逼上生活的绝路，对你来说仍不会容易。我们决定杀一个人，就不能管他做什么，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很残酷。”
我看到路易莎将大拇指衔在嘴里，咬了一会儿：她在犹豫不决，或下决心做什么之前，总做这个下意识的举动，我看过不知道多少次。这个动作非常简单，但令人毛骨悚然，居然在这样的谈话中也能出现，虽然当时我并不在场，谈话是在我背后进行的，但是他们提到了我，指责或辩护，做出审判或判我死刑。
“那你就把他杀了，不要等我最后动手。”
后来我看到，攥着那个黑色东西的人既不是路易莎，也不是名字少见的马诺罗・列纳，而是他们雇的什么人，两次用凶器砸我的额头，准确的叫法是：职业杀手，战争时期，许多士兵被利用来做这样的事。职业杀手两次用尽全力砸我的脑袋，我不再认为自己的死是公正的和罪有应得的，更不像生活(特别是我的生活)那样仁慈。黑色的凶器是一把长柄铁锤，一把十分普通的家用铁锤。我认了出来，是我们家的。
过了很长时间，时间在那里已不再消逝，不再流走：时间静止，因为不再有什么我熟悉的人，亲近的人，不再有谁让我痛苦，让我爱。我想，所有人都已经回到这里，所有被遗忘的时间都在这里汇集，没有谁还留在那儿，那里只有陌生人：一批又一批新的男女，他们就跟小孩子一样，觉得世界只是从他们出生的时刻开始存在，对他们来讲，没有任何意义去探究我们过去已久、模糊不清的存在。路易莎现在将会回忆，将会知道无论她活着、还是死后都不知道的所有一切。我现在无法谈论白昼也无法谈论夜晚，一切都是一个模样，用不着努力，用不着习惯，我现在只想说一句话，我心平气和地承认：当我还是活人的时候，曾有那样的时间，在那里，在还存在时间的地方。
复活节星期天
我们下榻在伦德拉斯宾馆，在这座城里度过的第一个二十四小时，我们连门槛都没有出，只是走到阳台，从那里眺望贝壳湾(译者注：贝壳湾是西班牙十大著名度假海滩之首)，这座城市过于拥挤，实在看不到什么怡人的风景。我认为的怡人风景，必须是人不太多，感觉熟悉的地方，而在那里，我无法将视线停留在任何人脸上，即使用望远镜也无济于 事：太多的肉堆在一起，都一个模样。我们之所以带来了望远镜，为的是万一能在哪个星期天去看拉萨尔特赛马，在八月份星期天的圣塞巴斯蒂安(译者注：圣塞巴斯蒂安是西班牙吉普斯夸省省会，属于巴斯克自治区)，实在没有什么事好做。我们在这里度了三周的假，过了四个星期天，因为我们来的第二天是星期天，走的那天是星期一。
我比妻子路易莎更喜欢从阳台上观望，手里始终攥着望远镜，具体地说，望远镜始终挂在我脖子上，以防万一掉在地上摔成碎片。我试图在海滩上捕捉、选择一个能让我的视线相对忠诚停一会儿的面孔：我拿着望远镜眺望这个城市，看到数以百计的孩子、许多大腹便便的家伙，还有几十个女孩(但没有一个露着乳房，在圣塞巴斯蒂安也非常少)，我观察那些年轻的、中年的、年老的身体，还算不上身体的孩子的身体，由于繁殖而显得更像身体的母亲的身体。望了一会儿，很快我就感到厌烦，回到床边，路易莎躺在床上：我吻了她一下，随后又转身回到阳台，重新举起望远镜窥望。也许出于无聊，或是感到有点嫉妒，我无意中发现在我右侧隔两个房间，也站着一个手拿望远镜的家伙，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地方看，半天没将望远镜移开，看的时候纹丝不动；他把望远镜举得很高，一动不动，几分钟之后，终于垂下胳膊歇了一会儿，但很快又重新举起来，仍然盯着一个地方，目不斜视。他并没有跟我一样趴在窗台上，而是站在屋子里，我只能看见他汗毛很重的胳膊，他究竟在往哪儿看?在看什么?我心怀妒意地无声自问，因为我也很想让自己的视线停在一个目标上：人的视线只有停在一个点时，那时才是真正的休息，才可能真正被所看到的东西触发兴趣。我只是四下张望：肉和更多的肉，没将他们按个体区分；假如终于能跟路易莎一起走出房门，去海滩游泳(我们正等天气稍微再睛一点，估计中午可以出去)，我们也将变成从远处看那一大堆肉团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尚能辨别的身体会融入那片单调之中，让人想到沙子、海水和泳衣，特别是泳衣。在我右边的这个家伙根本就不会注意到我们，甚至从这里的高处看―一从我们所站的地方看一没有人能够看到我们，就好像汇入了那片令人不悦的风景里。他们之所以这样，或许正为了不让别人认出自己，或许正因如此，避暑者们才喜欢脱得赤裸一点，好跟别的半裸之人混在一起，在沙滩上，在海水里。
我试图寻找，究竟什么能让隔壁的男人稳如磐石地盯这么久?我终于选中了一块区域，不过那块区域并没有小到可以让我的视线休息并将注意力集中到所有能让我感兴趣的东西上。至少我在模仿他，至少我尽量寻找一个点，尽量排除眼前海滩的绝大部分区域。
“你在看什么?”妻子躺在床上问我。气温酷热，在她的额头上搭着―块湿毛巾，几乎盖上了她漠然的视线。
“我也不知道在看什么，”我回话的时候连头也没回，“我正想弄清，在我旁边阳台的那个家伙在看什么。”
“有什么好看的?他看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的好奇心别这么强。”
确实跟我没什么关系，可是，夏天不就是为了让人能够在不知不觉中打发时光，让人度过一个缓慢流逝，而且漫无目标的季节嘛。
据我的估计和观察，站在我右边的家伙正在盯着四个人中的某一个：四个男人站得相当近，在最后一排，远离海水。在他们的左右有一小片空地，所以我想，他肯定在看那四个之中的某一个。第一个(像照片一样从左向右)脸冲着我，或者说冲着我们，阳光从那人的身后投来：是个年轻女子，在看报纸，比基尼的上件虽然解开，但没有摘下(在圣塞巴斯蒂安即使这样也会遭人白眼)。第二个坐着，也是个女人，年龄稍微大一些，身材也显得壮实一些，身穿一件连体泳衣，头上戴着一顶草帽，正往自己身上涂防晒霜：她可能是一位母亲，估计孩子们自己在海滩上玩。第三个是个男人，有可能是她的丈夫或兄弟，身材瘦些，正裹着浴巾假装哆嗦，好像刚从水里出来(之所以说他假装哆嗦，因为海水肯定没有那么冷)。第四个人相对来说最好区分，因为身上穿着衣服，至少上身穿着：那是个老年男人(头发已经花白)，背向我坐着，身板挺直，好像他也正在注意或在看着什么人，在海边或前几排的什么人・海滩就像一个剧场。我将目光盯在他身上：他肯定是自己一个人，跟他身边那个假装哆嗦的人毫无关系。他穿着一件绿色的短袖套头衫，但看不出来他的下身穿的是泳裤还是短裤，总之――他跟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他在那种地方穿着衣裳；他这样打扮，肯定是想吸引别人注意。他一会儿抓背，一会儿挠腰，他的腰很粗，体重不轻，他属于那种要想站起来非常吃力的家伙，如果要站起来，肯定要向前猛挥两条胳膊，张开手指，好像有人拽他一样。他在挠后背，好像故意想惹人注意似的。我没来得及看到他怎么吃力地站起来，甚至还没有看到他究竟穿的是短裤还是泳裤，我就弄清了他确实是我邻居的观察目标，因为当我将望远镜终于稳稳地落在他宽阔的后背上，就突然看到他轰然倒下，他坐在那里向前栽去，就像一个牵线木偶，一直操纵它的那双手突然松开。在此之前我听到一声微弱的钝响，我甚至站在阳台上看到，从我右边的房间里，伸出来的不再拿着望远镜的手，而是一条胳膊和一杆枪。我想，没有人会察觉到他，尽管那个嗦的男人突然一动不动地僵立在那儿：他已经不冷了。
夜诊医生
我刚刚听说我的女友克劳迪娅成了寡妇――她的丈夫自然死亡，我自然而然地回忆起六个月前的巴黎一夜：在一次七人晚餐结束之后，我送一位没开车来的客人回家，她住得不远，步行去一刻钟，回来一刻钟。那是一个看上去脾气暴躁、但顿富同情心的年轻女郎，是女主人克劳迪娅的意大利女友――克劳迪娅也是意大利人，我在她的巴黎家中借宿几日，以前我也经常这样。那是我旅程的最后一晚。那位我连名字都想不起来的女士，是为调剂我的兴致应邀而来，当然也是为晚餐的人群增添色彩，具体地说，为了能让我们使用的两种语言平分秋色。
散步途中，我必须用磕磕巴巴的意大利语跟她交谈，晚餐上的一半时间我都是如此。另一半时间我说法语，但比说意大利语更令我痛苦，说实话我已经腻烦了，我无法跟任何人准确地表达我的想法。我真希望为此能得到补偿，但我估计今晚是没机会了，因为等我回去之后，我那会讲西班牙语的女友克劳迪娅肯定已跟那位年老体衰、身材魁梧的丈夫休息去了，而第二天早上我也很难有机会用结构严谨、发音准确的词句跟她交谈。我感到一股需要语言表达的欲望，但我还是忍住了。散步的时候我心不在焉：听凭我意大利女友的意大利女友用准确无误的意大利母语跟我滔滔不绝地讲话，我则忍住表达的愿望，不住点头，偶尔说一句“Certo，Certo”，但我并没有注意她在说什么：葡萄酒让我感到疲惫，实在不想再做语言上的努力。在我们气喘吁吁地行路时，我只是感觉到她在谈我们共同的女友，这个当然再自然不过，想来除了我们刚刚结束的那个 七人晚餐，我们确实没有任何的共同话题。至少我这样认为。“Ma Certo”，我继续点头，但根本不懂她在说什么，后来，她也意识到了我的沉默，但她还是自言自语或出于礼貌地继续说下去。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一句话(我们始终在谈克劳迪娅)，“Claudia sara ancora con li dottore”，这个句子我能听懂，至于意思，我可以根据当时的场景猜出来。我对她说什么并不感兴趣，我们已经来到她家门口，我急着回去，迫不及待地想讲自己的语言，至少能够一个人独处，想想自己的语言。
大门洞里等着―位男子，她说了一句“Ah肿，ecco il dottore”或类似的什么，我听懂了，这位医生是来为她丈夫看病的，他因为病了，所以未能陪她赴宴。医生和我的年纪差不多，也是一位年轻人，后来发现，他是西班牙人。我很高兴她为我们俩做了介绍，尽管只简短地寒暄了两旬(他们俩讲法语，我的那位同胞有着显而易见的西班牙口音)，我真的很想再逗留一会儿，满足一下我终于可以讲母语的愿望，可是我女友的女友并没有请我进屋去，而是急着跟我告别，她告诉我说，诺古埃拉大夫已经等很久了。这位医生(我的同胞)手提一个老式的黑皮包，他的相貌也很老派，好像来自三十年代：他是一位英俊男子，但是身体消瘦，脸色苍白，头发棕色，梳向脑后，像一名歼敌机的飞行员。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在战后的巴黎可能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流亡的共和派医生。
我回到家里，没想到工作室的灯还亮着，要想回到客人的卧室，我必然要从那门前经过。我探头朝屋里望了一眼，心想，可能是他们忘了关灯，我去把灯关上。我看到女友还没有睡，穿着睡衣、裹着浴袍蜷坐在沙发里。我从来没见她穿过睡衣和浴袍，尽管许多年来我每来巴黎都住在她的某套公寓里。睡衣和浴袍都是肉色，很显奢华。尽管那位身材魁梧、跟她已经结婚六年了的丈夫富得流油，但行为举止十分吝啬，也许出于天性、民族或他的年龄段，他的年龄要比克劳迪娅大好多，我的女友总是抱怨，她什么都不能买，如果买也只能买些可以美化这栋虽然不大但很舒适的别墅的装饰品，因为房子是唯一的财富象征。除了房子之外，他们活得要比他们所能承受的水平俭朴得多。
我几乎没有怎么接触过他，除了跟那天聚会相似的几次晚宴之外。那种场合似乎就为了让人们不要彼此接触，让那些以前不相识的人们以后也不要相识。她丈夫有一个十分华丽、具有两面性的名字――海黎(我听起来感觉有些女气)，让我想到某种附属品，那种可以忍受的附属品，许多有魅力的独身或刚离婚的、四十到四十五岁之间的女人想方设法试图得到的附属品。这里所指的是那类有极具责任心、年龄很大的男人，他们感兴趣的领域与那些女人毫无关系，他们虽然不苟言笑，但非常实用，能让那些女士继续活跃在社交圈内，能够筹办与那天的七人晚餐类似的聚会。海黎令人瞩目的身材真值得骄傲：他差不多有两米高，很胖，胸部凸起；像一个巨大的肉球，上面长出两条细腿，那么滑稽，看上去好像一条一样；当他在过道里朝我走过来时，总是脚步蹒跚，支着胳膊，扶着墙壁，万一摔倒，可以抓住什么。晚餐时，他理所当然地坐在主位，假如换别人坐在他的位置，他肥硕的躯体会让整个空间失去平衡：他是一个独立体，坐在他面前的四位客人看上去仿佛蜷缩一团。他只说法语，听克劳迪娅讲，他是自己领域里的核心人物，做律师出名。我不能说克劳迪娅在六年的婚姻后显得失望――要知道，她从来都不是那么兴致勃发，然而，她即便当着陌生人的面也难掩饰藏在体内的、通常由于多余之人造成的懊恼。
“出了什么事吗?你怎么还没有睡?”我问，同时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我终于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讲话了。
“对，我感觉很不舒服。马上会来一位医生。”
“这种时候?”
“夜诊医生，值班大夫。我晚上经常要请他来。”
“什么病?你怎么从来没跟我提过?”
克劳迪娅将电灯的亮度调弱一些，灯光照在沙发旁边，似乎在回答之前想将自己隐在朦胧之中，或者不想让我看清她不由自主的面部表情。我们说话的时候，脸上总会有许多自己无法控制的神情。
“没什么大病，妇科问题。但发作的时候非常疼。医生通常给我打一针止痛剂。”
“是这样。海黎不能给你打吗?”
克劳迪娅始终言辞谨慎，听到这句问话，她更压低了嗓音，她很少这么低声讲话：
“不行，不可能。他的手抖得太厉害，我不相信他，不是觉得他打针无效，就是疑心他给打别的毒药。常来我这儿的那位医生非常好，夜诊医生，即使半夜也会出诊。我突然想起来了，他是西班牙人。估计马上就到。”
“西班牙医生?”
“对，我记得是，好像是巴塞罗那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法国国籍，但他应该有，否则不能在这里行医。他在这儿已经住了许多年。”
从我送她的女友回家之后，克劳迪娅改变了发型。也许她只是在睡觉之前松开了发髻，但在我看来更像某种发型，而不是一天之后的蓬乱头发。
“在医生没来之前，你想不想让我留在这儿陪你，还是疼的时候，想一个人呆着?”我只是嘴上这么问，心里实际已经想好，既然她还醒着，我就不想回屋睡觉，很想满足内心的欲望，跟她聊几句天，平息语言造成的焦躁，消解葡萄酒的醉意。不等她回答，我继续说下去，为了不给她答话的机会：“你的女友很可爱，他丈夫病了。看来这里的值班大夫工作很累。”
克劳迪娅犹豫了片刻，好像是在强忍怒气，沉默了片刻。之后，她看都没看我一眼地回答说：
“对，她是有个丈夫，她丈夫比我丈夫更令人难以忍受。他丈夫年轻，比你大不了两岁，但他们结婚已经十年了，那家伙还是那么吝啬。她跟我相似，挣钱不多，她丈夫连热水都很算计。有一次他用洗澡水浇花，不过多久，花都死了。有时他俩一起出门，她丈夫连咖啡都不请她喝，每人要付自己的账，所以她有的时候什么都不点，她丈夫心安理得地吃下午茶。她挣钱很少，而她丈夫认定，在婚姻中挣钱少的一方必然会利用另一个人。这是他的癖好。他还注意她打电话：他在电话机里装了个零件，禁止从家里打长途电话。所以，如果她想跟意大利亲戚通话，必须去街上的投币或刷卡电话。”
“那他们为什么不离婚呢?”
克劳迪娅沉默了―会儿，之后回答说：
“谁知道呢。估计她不离婚的原因跟我一样，尽管我的情况并不像她的那么严重。我猜，她真的挣钱很少，确实是在利用他。当然了，那些算计钱的男人也有他们算计的道理，他们不在妻子身上多花钱，甚至从妻子身上省钱。说来说去，婚姻不就是为了这个，既然有失，就会有得。”克劳迪娅将灯光调到最弱，我们几乎坐在黑暗里。由于加重的阴影，她身上的睡衣和浴袍现在看上去变成红色。她的声调也压得更低，最终愤怒地小声道：“你说我的疼是怎么引起的?我为什么要给自己打那么多镇定剂?庆幸的是，只有在我们举行晚餐或 节庆的时候才会这样，当大家又吃又喝的开心场合才会这样。当他看到别人注意到我时，他猜想客人们知道什么，不会知道什么，但根据自己的逻辑猜想什么，推测什么，这种时候，他想让客人们脑子里的东西变成现实，不仅是猜想、推测或不为人所知的现实。不是想象之物。这种时候，想象对他来说远远不够，”她沉吟片刻，随后补充道，“这种忧郁本身很折磨人。”
尽管我和克劳迪娅的友情可以追溯到过去的许多年，但是至今为止，我们之间从来没进行过这样坦诚的自白。我并不觉得尴尬，恰恰相反：我很喜欢这样的发现。不过，我还不习惯跟她这样，我的脸有点发红(当然这个她不会看见)，所以，尽管我很想知道，但我可能还是想阳止她说下去，我只应了一声：
“我明白。”
门铃响了，声音很弱，刚能够让人听到，按铃的人很清楚屋里有人在等着他。
“是夜诊医生。”克劳迪娅说。
“我去睡了。晚安，祝你康复!”
我们一起从工作室出来，她朝大门走去，我朝相反的方向，走向厨房，我想在睡觉之前要读点什么，尽管在夜里那是这栋房子里最冷的地方。我在走向过道深处之前，稍稍驻足片刻，回头朝门口瞅了一眼，克劳迪娅正好拉开房门，肉色的浴袍挡住了医生的身影。我听到西班牙语的问候：“晚上好!”医生虽被我女友的背影挡住了，但我能看到他的左手，那只手拎的皮包跟另一位医生――跟那位我想不起名字的意大利女郎在门洞里向我介绍过的那位医生――拎的一模一样。我想，医生肯定是开车来的。
他们轻轻关上门，似乎不让别人听见。随后顺着过道走进来，克劳迪娅在走在前头，我则转身朝厨房走去。我坐下来，倒了一杯杜松子酒(这样混喝是多么愚蠢!)，摊开我下午买的一份西班牙报纸。报纸是昨天的，但新闻对我来说是新鲜的。
我听到女友和医生进到孩子的房间，因为孩子们正跟别的孩子一起在别的地方度周末。孩子的卧室正对着厨房，中间隔着一条很长的过道；几分钟后，我朝旁边拉了拉椅子，直到我可以用眼角的余光看到对屋的门框。房门半掩，里面闪着微弱的光，昏暗得就像我们两个坐在工作室里一边谈话时她一边等医生来一样，我心里暗想。我看不见他们，也听不到任何响动。我重新将注意力转移到报纸上，读了一会儿，后来我又不由自主地抬起头，因为我感觉到有人出现在对屋的门口。这时我看到了夜诊医生：看上去很职业，左手举起注射器。我只是匆匆看到一眼，由于他站在逆光中，我看不清楚他的脸。我看到他是左撇子：只是短短的片刻，就像―位医生或实习医生常做的那样，高高举起注射器，稍微推一下，看看药液是否出来，检查针头是否堵塞，甚至更严重的，针头和药液间有没有空气。在我小的时候，实习医生卡耶塔诺在家的时候也经常这样。检查好针头之后，他向前迈了一步，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克劳迪娅估计正躺在一张孩子的床上休，息呢，我想，显然这点光线对医生来讲已经足够了。我猜测，医生肯定是在往她的屁股上打针。
我的视线重新移到报纸上，之后过了很长时间，无论是她，还是那位共和派医生，都没有再从屋里出来。这时候，我隐约的猜疑变得越来越大，感觉鼻子撞到了墙上，我突然寻思，也许他们在等我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他们好从屋里出来，相互告别。之后我又在猜测，没准是自己看体育新闻太认真了，没注意到他们已经蹑手蹑脚地出来了。我想，我回屋时也要轻手轻脚别弄出响动，至少别吵醒年纪不小了的海黎，他已经睡了好半天了。我将报纸夹在胳肢窝下，出去之前先关上了电灯。就在我关上电灯，稍稍驻足的刹那(也就在我抬脚迈出厨房之前的一秒钟内)，两个人影一我的女友和夜诊医生――重又出现在对屋的门口。我站在厨房的门槛上，从隐蔽的黑暗之中看到他们俩正朝我这边走来，至少那一刻我这么想。他们看到厨房灯已经关了，又没有听到我的动静，肯定以为我回屋去了，只是没有注意到我。既然这样，我想，那我干脆就不要动弹，继续从黑暗中观察他们。医生仍站在逆光里，左手又举着一只注射器，克劳迪娅还是穿着睡衣，披着浴袍，紧紧抓住他的另一只手，好像通过这样的接触让他屏住呼吸，鼓足勇气。就这样，他们两个挨得很近，彼此拽着从孩子们的房间里出来，走了没有几步，突然从我眼前消失了，不过我听到，他们推开了她丈夫卧室的房门，海黎肯定已经睡熟了，紧接着我又听到他们随手带上了门。我脑子猛地里一闪，认为我马上将听到医生的脚步，他已经给克劳迪娅打完了针，女人回屋跟丈夫睡觉，他继续沿着过道往前走，将走向大门，离开这里。但是事情没这么发生，那天晚上我听到的倒数第二个响动，是卧室门的关门声。夜诊医生也进去了，蹑手蹑脚，左手举着一只注射器。
我小心翼翼地(我连鞋子都脱了)穿过整条走廊，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脱了衣服，躺到床上，读完报纸。在我伸手关灯之前，等了片刻，就在迟疑的几秒钟内，我终于听到大门撞上的响动和克劳迪娅的声音，她用西班牙语向医生告别：“那么两周后见，晚安!谢谢!”说老实话，那天晚上我真的很想能再用母语跟她说一会儿话，更何况当时我还错过了一个能在国外跟自己同胞聊天的机会。
翌日清晨，我启程回马德里。动身前找到一个机会问克劳迪娅，问她感觉好些了没有。她回答说，好多了，已经不疼了。不过海黎则因前晚的酒宴，身体有些不舒服，很抱歉不能起床为我送行。
后来，我跟海黎通过几次电话(也就是说，当我从马德里给克劳迪娅打电话时，有时是他接电话)，不过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那次七人晚宴之后我从他家出来前，因为我要送那个我连名字都不记得的意大利女郎回家。现在，我不知道下次我再去巴黎时要不要询问那女郎的情况，想来现在海黎已经死了，我不希望自己万一得知：自我上次离开之后，她也变成了寡妇。
责任编辑 韩 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