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陕甘宁边区被重重封锁，直到1941年8、9月间，延安才有一辆军车获准开往重庆。 这一车人由宋平同志领队，去重庆的多数人似乎都是病号，当然也有一些是调到国统区作地下工作的(后来我在成都搞学运时遇到过，但都装作相互不认识)。
我是地地道道的病号，延安八路军门诊部的印度医生巴苏诊断，可能是患了肠结核，动手术要有X光论断才行，当时延安还没有这样的条件。我的视力急剧下降，头疼失眠，不能正常学习(当时我在延安自然科学院预科学数理化)。我需要治眼疾，配眼镜矫正视力，这在延安也办不到。经巴苏大夫建议，我不得不提出申请去国统区治病，得到中央组织部批准，宋平带的这支队伍里就有了我这个18岁的小兵。
经过沿途国民党当局的百般阻挠，我们还是在9月中旬到达了重庆红岩。我的组织关系也转到了南方局。在治病的一年里，我住在南方局机关。这是我治病的一年，也是我身心健康成长的一年。
与我同车来红岩的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同班同学小毛，也是党员，她是调到南方局工作的。可是来重庆后检查身体，发现她患了肺结核。组织上考虑我俩住在南方局大楼不方便，便让我们住到刘老太太的小洋楼三层的阁楼上去，阁楼是里外间，我俩一人一间。这是以前周恩来副主席他们常常开会的地方，1941年以后空着了。这样，我们既可以治病，又可以到大有农场的果木园里散步，呼吸新鲜空气。每次进城看病，办事处的副官岳仁和都在一处空地上等我，带我去医院。我们还可以在刘家厨房做点补充营养的饮食。我的身体逐渐好起来。
这年冬季，我在中央医院做了肠结核切除手术，但由于全身麻醉后的不良反应，加上平时就神经衰弱，我的头疼失眠就更厉害，手术后更难熬。我就请医生把我从八人一间的大病房转到了单人病房(特护病房)。我没想到应该请示组织上同意，犯了纪律错误，造成很坏的影响。外祖父徐特立在延安听说后很生气，带口信到红岩来：“如不够共产党员资格就开除她。”
这时已是1942年春夏，我的身体逐渐恢复，思想却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过去总认为自己小小年纪就参加革命，而且进步很快，没想到这次一不小心就犯了错误，心里十分苦闷。邓妈妈看到我没精打采的样子，就把我叫到她的房中，用慈爱的目光注视着我说：“你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做党员就要有坚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党组织和你外公对你严格要求是对的，是为了使你思想上更坚强起来。身体病了思想上不能病啊!”
邓妈妈的话不多，却使我猛醒。我认识到自己尽管进步很快，却滋长了娇气和骄气，自觉不自觉地把外祖父的荣誉当成了自己的荣誉，自觉不自觉地搞起了特殊化。当时南方局经费十分困难，为给我治病，已经花了不少钱，而自己还自作主张住进特护病房，给组织造成更大的耗费……
我思想通了以后，就对邓妈妈表示改正错误的决心。本来，我到延安后，名字就改成了徐周，当时我决心跟父亲黄宪章的封建地主家庭划清界限，随母亲姓。博古同志听说我想改名字，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又是徐老的外孙女，又是周副主席的‘女儿’，又徐又周，就叫徐周吧!”于是我就改名徐周了。这时，我对邓妈妈说，我怕今后不小心再犯错误，对不起周副主席，想把名字中这个“周”字改一改。
邓妈妈笑了，摇摇头表示不以为然。她想了想，拿过一张纸写划了一阵，放下笔对我说：“我给你改名徐舟吧，你是革命风浪中的一叶小舟，进步慢一点没关系，只要掌握方向，把握好自己思想上的舵，不要在漩涡中翻了船，就能和大家一起汇入到革命的汪洋大海中去。慢一点，就是要你遇事小心点，谨慎点，多加思考，少走弯路，少犯错误，这样，慢也就变成快了。”她想了想又说：“你这个‘舟’字是由‘周’而来，你还是我的好女儿!”
1942年的上半年，我真是既疗身体病又治思想病，得到了很大的收获。
在办事处大楼的后面，后山坡有一排小平房，原来是大有农场工人的宿舍，这时改成了办事处的休养所，既有病号，也有其他一些同志住到那里。我和小毛、阿叶(据说是叶剑英的亲戚)，还有紫非(南方局机要科干部，后来与童小鹏结婚)，4个病号成立了一个临时支部，由童小鹏兼任支部书记，
同住在这排平房的，还有周副主席的父亲，我们叫他周爷爷，还有跟我同车从延安来的王老头一家，原来是老两口和两个女儿大宝、小宝，这时大宝见不到人了，王老头说她到亲戚家住着养病去了。我信以为真。哪知道，半个世纪后，1994年我在武汉参加了武汉地区延安女战士联谊会，遇到一个人很像大宝，我跟她一交谈，果然是她。我这才知道，她根本不是什么王老头的女儿，而是革命先烈赵世炎的侄女赵施光，武汉大学的离休干部。
那时同住红岩办事处休养的，还有一对搞工人运动的老邱夫妇，还有华岗夫妇。这十几个人的平房，据说对外称“董公馆”。有炊事员专为我们做饭。支部每周也有学习、生活会等。办事处每次请人来作报告，我们也能去听。这半年，我等于又进了一个训练班――病号训练班。又治病又提高思想。
周爷爷因为生活不习惯，伙食不如意，有时会对炊事员发火，这就得邓妈妈来耐心安慰和做思想工作了。周副主席实在太忙，总是邓妈妈不几天就来看老人一次。我也就经常能看到邓妈妈了，能得到她的直接关怀和当面教导，是我十分高兴的事。
我的病渐渐好了，想回延安自然科学院去继续完成学业。可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加剧，边区仍被封锁，难以回延安。1942年五一节前后，我就有些事干了。红岩办事处这几十百把号人(具体多少人我不清楚)，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要开庆祝晚会，演独幕话剧和舞蹈、唱歌等节目。我就在独幕剧里当了一个配角小演员，演主角的是周副主席的秘书陈舜尧(宋平夫人)，陈舜尧在红岩人称“女状元”，参加演出的还有张剑虹等。这台晚会节目中，还有我既当教员也当演员的集体舞，参加跳集体舞的全是机要科的女同志，六至八人，因为我在延安女大时是舞蹈队员，徐以新等老师教了我们不少苏联舞蹈，这次我就派上用场了。
我回延安的希望一时难以实现，这时南方局也决定要疏散一些人员，就安排我按照“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到成都父亲那里去(父亲在四川大学当教授)。小毛的病也还没有好，她的家在成都附近的眉州(苏东坡的老家)。我俩就由刘老太以亲戚侄女的名义买好了去成都的公共汽车票。
临走前，南方局负责与我单线联系的负责人孔原，同我谈话。决定了组织联系的暗语，他说，你先去成都安心养病或上学，需要时会有人与你联系的。
就这样，我回到了成都的父亲家中。以流亡学生的身份，按同等学历考上了四川大学。以后，父亲在他许多朋友的影响和形势的教育下，也成了四川大学著名的“红色教授”，加入了民主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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