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历史，怎样对待其与冷战政治及民族主义的错综关系一直是颇有争议的问题。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三日出版的《泰晤士文摘》(TheTimesLiterarySupplement，No.4950)就几部历史新著从不同视点再度对社会主义国家史，冷战，民族主义做了历史梳理。其中包括瑟维斯(RobertService)所著《二十世纪俄国史》(AHistoryofTwentieth－CenturyRassia)，里罗兰(LorraineLee)的《别让铁托沉底：美国，南斯拉夫与冷战》(KeepingTitoAfloat：TheUnitedStates，Yugoslavla，andtheColdWar)，尤多维奇(JasminkaU－dovichi)和瑞知威(JamesRidgeway)合编的《放火烧房：南斯拉夫的创建与解体》(BurnthisHouse：TheMakingandUnmakingofYugoslavia)。著者和书评者关注的问题涉及到如何分析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的原因，西方冷战意识以及狭隘种族主义所应承担的历史和政治责任，以及如何思考民族主义等问题。
《二十世纪俄国史》从对苏联上层人物政治决策的研究入手，解释社会主义在俄国的产生、衰落和瓦解。书评人派普斯(RichardPipes)指出，尽管此书采取了西方苏联史研究较常见的角度，但对斯大林政治却有独到的分析，对苏联解体的解释也没有落俗套。作者有力地分析了斯大林思想与列宁思想上的相近，指出斯大林的缺乏政治安全感与其“清洗”政策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将中高层政治人物的角色引入对三十年代以后的苏联史的解释。此外，《二十世纪俄国史》从多元复杂的角度描写苏联解体的原因。这多种原因中包括上层领导人的缺乏自信，改革的紧迫感，经济波动，乃至里根在裁军会谈后立即制定的导弹军事部署。
不过派普斯提出，在这些贡献之余，《二十世纪俄国史》却疏漏了一些重大历史问题。比如书中丝毫没有分析为什么布尔什维克会取得一九一七年的胜利。作者疏忽了布尔什维克的成功不是军事成功，而首先是以民众选票为标志的。书中也没有提到一次大战与俄国革命的密切关系。此外，作者同许多西方史家一样，不愿深入研究与苏联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作者对冷战的分析开始是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后来却仍归罪苏联，尽管苏美裁军会谈的失败原因是里根不肯听从戈尔巴乔夫的建议，放弃导弹计划。最后派普斯强调指出，书中对苏联解体的描述缺乏道义和是非分析。作者甚至没有深究，何以戈尔巴乔夫急于解散一个尚有活力的政治社会经济体系。相反，由于缺乏对政治问题的介入，作者笔下的苏联解体变成一个有如自然的“客观”过程。这与全书以上层人物的决策解释苏联历史的出发点不免背道而驰。
《别让铁托沉底》和《放火烧房》分别从西方和南斯拉夫内部分析了冷战政治和南斯拉夫解体的原因。如果《二十世纪俄国史》把苏联解体写成某种理所当然的过程，这两书则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南斯拉夫解体的反客观性。对南斯拉夫政治史素有研究的韦斯特(RichardWest)因此同时对两书做了书评。《别让铁托沉底》是西方第一部把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放进冷战背景考察的专著。作者里罗兰根据美国国家档案局和CIA的有关材料，揭示了西方对南斯拉夫所作的各种冷战文章。著者和书评者提出，由此形成的一种唯分裂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是盼的冷战政策使不少西方主要政治势力同宗教及民族纷争一道，扮演了今日巴尔干战乱的助长者角色。
从二战结束到一九四八年，包括美国自由主义报纸在内的西方舆论一直将铁托描述成与斯大林不相上下的红色专制暴君。当南斯拉夫空军迫降了两架非武装美国飞机时，《纽约时报》甚至呼吁向贝尔格莱德投掷原子弹。然而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开除南斯拉夫(一九四八年六月)的四天前，华盛顿就接到情报，得知这次南苏双方有了“无法挽回”的冲突。美国一批政界人物立刻为“打破社会主义营垒”而奔走。一九五一年斯大林决定出兵南斯拉夫时，美、英、法三国首脑一同制订了军事援助铁托的各种计划。一九五二年，还策划将南斯拉夫拉入NATO联盟。
“铁托逝后在西方成了反苏英雄”，韦斯特写道，“然而，他将经历了常年内战和互相残杀的不同民族重新连结一体，建成一个和平国家的功绩却不为人知。”当八十年代南斯拉夫联邦开始出现裂纹时，忙不迭地促进其解体者大有人在。除了南斯拉夫的宿敌如德国，罗马教会，奥托曼帝国的后裔外，还有撒切尔夫人的政客。解体之后，争相支持各个小宗教国的又大有人在，包括分别前往各处的撒切尔的三任参谋。韦斯特指出，直到一九九五年，《巴尔干悲剧》等书的作者才一致提到，没有南斯拉夫的解体，就没有后来巴尔干的战乱。
如果《别让铁托沉底》分析了西方冷战政治的角色，《放火烧房》则反省了前南斯拉夫的内部分裂过程。韦斯特提到，《放火烧房》的作者大多是前南斯拉夫人，有的流亡海外，有的留在本土，不少是独立反对派报纸的撰稿人。他们的文章共同展示出导致南斯拉夫消亡和巴尔干战乱的可悲的人为制造过程。联邦的解体没有给属于前南斯拉夫的任何地区带来经济改善，却带来所有地区的经济灾难。不仅如此，联邦的解体还完全取缔了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南斯拉夫联邦曾经有过党派民主选举的机会。经济改革者，前首相马尔科维奇曾经组织了改革联盟，希望在南斯拉夫的旗帜下参加联邦选举。但赛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和克罗迪亚民族主义煽动者抢先举行了所谓“共和”选举，没有给希望投联邦票的人任何选择。这些民族主义者在得势后，反过手来却压制了最基本的宽容与自由，从此剥夺了通向联邦政治民主的可能性。作者们一致认为，如果南斯拉夫的政治改革早些出现，褊狭的民族主义可能就不会如此得势。在这一点上，作者们的历史写作同时是一种自我反省。“铁托有力地贯彻了民族平等，但也固守着那套教条与开明相混的政治体系。……然而杀死南斯拉夫的不是铁托，而在我们当中”。
这最后一点多少关系到一个书评人和作者们都不曾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即如何看待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批评传统，如冷战期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传统？这些可贵的批评遗产在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和解体后发挥过什么作用？有没有在国际政治势力的介入中产生分化？更重要的是，这些批评传统及其变体与促进苏联南斯拉夫解体的民族主义和西方冷战政治有什么不同？于今天意义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