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林纾评传》而写 四年前，张俊才同志和他的导师薛绥之先生合编一册《林纾研究资料》，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我曾在《福建论坛》上发表一文，题作《评兼论林纾对世界文学的贡献》，文末说：
林纾是福建人，他对我国现代文学和世界文学既然有了这样一些贡献，我们福建人决不应该忘记他。像《林纾研究资料》之类的书本应由我省学人负责主编，而今已被外省热心的同志“越俎代庖”了。我恳切希望今后我省文学研究者迎头赶上，把继续深入研究林纾的职责担负起来。这就是我写这篇小文的一点微意。
非常遗憾，由于体羸多病，我自己是“提倡有余，实行无力”，四年来没有写过一个字关于林纾，而省内在这方面可以有所作为的学者，虽经我的大力敦促，也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下手。现在薛先生不幸病逝，出生于山西省的张俊才同志挺身而出把深入研究林纾的担子单独挑下去。这本字数近二十万的《林纾评传》，到目前为止，是我所见的最完整详尽的一部关于林纾的专著了，其中不仅把林纾自幼而老的一生经历毫无遗漏地叙述出来，而且把他的所有精神产品――诗、文、小说、翻译等一一加以精细的评介，使读者对这位曾经雄视一代的文坛巨子的人品和才情有了较深刻的印象。应该着重指出，作者虽对林纾怀着深厚的感情，但在作评价时始终采取公正不阿的态度，该肯定的便肯定，该批判的便批判，绝不故意维护，也不哗众取宠把诬蔑不实之辞强加在林纾的身上。
这里，我想趁便把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附带说一下。我在念小学时，林纾已迁居北京将近二十年了，但他的名字和事迹仍常挂在福州人的口头上。他们称赞他才华出众，每逢文士集会赋诗，他总是首先完卷，他的一枝笔靠在福州南门城墙上简直无人搬得动。他们更钦佩他乐善好施，勇于助人，他的两位挚友王灼三和林述庵皆不幸早逝，遗下孤儿，无依无靠，林纾毅然把他们收养在家里十多年，亲自教诲。灼三的儿子名元龙在后来有点名气，我曾在福州基督教青年会的礼堂里看过他写的笔力矫健的一副对联：“座上岂容凉血辈，此间大有热心人”，这口气似乎是在歌颂他的恩师。我还曾从林纤的堂妹口里听到一件事：他长期开设私塾，以课徒为生，当地有个著名的恶霸也慕名把儿子送来就学。那孩子既蠢又顽，常常闹事，一天林纾狠狠地教训了他。翌日恶霸登门问罪，意欲动武，林纾二话不说，端起顽童的书桌摔到院子里，然后用福州方言对恶霸进行了最尖锐的“国骂”。一向横行无忌的恶霸竟然被这位懂得拳术的举人老夫子所慑服，乖乖地背着书桌牵着儿子狼狈退却。关于林纾的事，我从父亲口里听得最多。父亲一生敬仰“琴南先生”，常向我们宣扬他的学问和人品。本世纪初北京创办一所中等学校，叫“五城学堂”，那校长(当时称“监督”)是福州人，教职员多数来自福建，林纾被聘为“总教习”。我父亲因无功名，只得当个职员。他为人勤劳谨慎，林纾很快就看上了他，常请他帮助抄写译稿，给予厚酬，以资养家。父亲因此常得出入林府，眼见林老“耳受手追，声已笔止”的译书情况。他非常佩服林纾思想敏捷，文字雅畅，往往口译者声尚未止，而笔述者笔已放下，没有这样的捷才是无法达到每小时译千字的速度的。正因为译得快，所以字迹异常潦草，且常出现误字，这就需要像我父亲那样心细的人为他一一校正誊清，然后送交出版社。记得小时在我家厨房楼上的书箱里看到几册林纾的译稿和他写给我父亲的一包书信，当时不知宝爱，以后久别故土，“文革”后回福州重寻旧物，不仅译稿化为乌有，连书箱也不见了，真是“在劫难逃”啊！林杼一生勤劳，每日译书、作文、绘画，在那间被陈衍唤作“造币厂”的工作室里忙个没完没了，但他身后萧条，逝世没几年，便举家迁往北京城外南下洼的福州会馆。据父亲说，林纾收入甚丰，一半用以救助穷苦无告的人，另一半则被几个不成才的后代挥霍精光。
从人品看，林纾是无可指摘的。他出身寒微，从不忘本，中了举人后，不肯当官，一辈子自食其力；他热爱祖国，痛恨外国侵略者，也曾倾向维新，醉心改革；清帝逊位后，虽怀恋主之情，却无企图复辟的罪行，这一点是高出于康有为、严复等之上的。因此我同意本书作者的论断，林纾晚节较差主要是由于思想僵化，而与政治野心无关。他一生最大的污点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由攻击白话发展到对所有的新思想、新道德都不满，变成了十足背时的堂吉诃德。然而仅凭这一点便否定他的整个历史，也不公道，因为正如本书所说，他又是“新文学的‘不祧之祖’”，对中国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曾经起过间接的推动作用。众所周知，这作用来自他的翻译事业。林纾不识一字外文，却凭口译笔述的方式译出了将近二百种的外国文学作品，这些对后来的新文学巨子给予了启蒙教育，使他们以此为典范来创造中国的新文学。数典不应忘祖，也许是有鉴于此，“五四”时期曾经猛烈攻击过林纾的那些进步作家，后来又一个个地站出来承认自己曾受过林纾的影响，林纾并不是不可救药的顽固派。
林纾是个多方面的人才，他的诗、文、绘画都有相当造诣，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大多都逐渐被人们遗忘了。唯有他的翻译至今仍受到人们宝爱。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最近，偶而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没有丧失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尽管漏译误译随处都是。”有这种感觉的恐怕不止钱先生一人。问题在于“漏译误译随处都是”的译本何以还具有如许魔力？钱先生明确告诉我们：“林纾译本里不忠实或‘讹’的地方并不完全由于他的助手们语文程度低浅、不够理解原文”，而是因为“他在翻译时，碰见他心目中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林纾是个天分极高的人，虽然不懂外文，但在做了一些“笔述”之后，竟然“比直接读外文的助手更能领会原作的文笔”，更进而悟到“天下文人之脑力，虽欧亚之隔，亦未有不同者”(林纾语，转引自钱文)，于是便“把《左传》、《史记》等和迭更司、森彼得的叙事来比拟”，企图以我之长济彼之短，浑不管翻译和创作的区别。这样做的结果是从翻译的领域跨入比较文学的园地。林纾当然不会梦想到世间有所谓“比较文学”这门学问，但通过翻译实践他结结实实地给中西比较文学提供了许多有趣的实例和不无可取的见解，他终于成为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开山之祖。
我很抱歉，这篇浅陋的文章介绍林纾本人远比论述《林纾评传》为多，真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但这也是出于无奈，因为张俊才同志确实费了很大力气，从各方面广搜资料，精研细磨，把与林纤有关的所有问题都挖掘得了无剩义，不给别人以插嘴的余地。单凭这点，我认为本书是很值得一读的，因此我谨掬诚把它推荐给读者。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于厦门
(《林纾评传》，张俊才著，将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