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２０世纪，围绕着我国近代科技为什么落后这一问题，学者们曾进行过长期的研究和讨论，并先后形成三次大的高潮，即五四运动前后关于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科学的讨论、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关于近代科学为什么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发生的讨论（亦即为国人所熟知的"李约瑟难题"），以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很多学者，包括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与中国文化传统联系起来，认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未能给科学的发展提供适宜的土壤。
这种认识实际上亦把西方产生近代科学革命的原因与他们的文化传统联系了起来，因为西方何以发生科学革命，与中国何以没有发生科学革命，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那么，西方的文化传统又是如何孕育出其科学精神的呢？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得益于古代希腊的那种特有的"人文精神"。
对于古代希腊的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国内学术界往往只局限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在古代希腊，一切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具体表现在智者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的那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所以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所以不存在的尺度"；以及希腊神话的特征上，即在古代希腊，神、人是同形同性的，神不过是高明境界的人而已，不但具有凡人的外形，更拥有凡人所具有的七情六欲。因此，希腊的神，或者说希腊的宗教并没有对人的生活、人的思想产生束缚、禁锢作用，恰恰相反，它却成了古希腊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因此，在古代希腊，我们所看到的完全是一个人的世界，人类是一切的中心和目的。
上述这种对古希腊人文主义的认识，其实是受到了我们传统的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认识的影响。因为我们在谈及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潮时，所强调的正是它与以前基督教神学的对立，认为此前完全是神本主义的，神是世界的中心，人是神的渺小的仆役；而人文主义者们则高唱人类的赞歌，提倡人的全面发展，提倡人的物质享受、世俗生活。但是，如果仅从这样的视角去研究古希腊人文主义的话，实际上就进入了一个误区。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考察"人文主义"这一被我们用滥了的词的确切含义。
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源出英文的Ｈｕ?鄄ｍａｎｉｓｍ。根据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的研究，Ｈｕｍａｎｉｓｍ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ｈｕｍａｎｉ?鄄ｔａｓ，而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ｓ则又源自希腊人的ｅｎｋｙｋｌｉａ ｐａｉｄｅｉａ。（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５页）ｅｎｋｙｋｌｉａ ｐａｉｄｅｉａ指"全面教育"（英文的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ａ?眼百科全书?演即源出于此）。古希腊最初的教育包括两部分：锻炼体质的体操（ｇｙｍｎａｓ?鄄ｔｉｋｅ）和陶冶精神的文艺（ｍｏｕｓｉｋｅ），前者包括体育和运动，后者则涵盖了缪斯女神掌管的所有文艺活动，尤其是音乐与诗歌（从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开始，缪斯女神共有９位，分别是克丽奥女神，司历史；欧忒耳珀女神，司抒情诗；塔莉娅女神，司牧歌和喜剧；莫尔玻墨涅女神，司悲剧；特尔普西克拉女神，司舞蹈；厄拉托女神，司爱情诗；珀吕绪莫尼亚女神，司颂歌；喀丽俄珀女神，司史诗；乌拉尼娅女神，司天文）。由于这种教育最初针对的是未成年儿童（ｐａｉｄｅｓ），因此就被称为儿童体智训练（ｐａｉｄｅｉａ）。
到公元前５世纪时，随着智者的出现，这种教育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教育内容也有了增加，除原有的体育和文艺外，又加入了关于理智的、特别是政治的事务，因为智者们的目的是在于训练公民和政治家。（戴维・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２００１年版，第７４－７５页）而到公元前４世纪时，所谓的ｅｎｋｙｋｌｉａ ｐａｉｄｅｉａ（即全面教育）在雅典已逐渐系统化，并初步形成了语法、修辞、逻辑即论辩术（又称三艺）及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又称四艺）７门学科体系。
古希腊人的这种教育理念，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后来都为罗马人所全盘接受。被罗马人尊为伟大学者的瓦罗，在他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教育九卷》中，就以"美优之艺"（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被认为是适合罗马上等人的教育学科）来组织全书，并列出了九大学科：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医学和建筑学，这其中前七种学科直接就是希腊的学术体系，并最终被确定为中世纪学校的古典"人文七艺"，而瓦罗所增加的后两个学科，则被后来的学者删略掉了。
与瓦罗同时代且是他的好朋友的罗马大散文家、演说家西塞罗，可以说与瓦罗一样，都窥得了希腊人文教育或人文精神的精髓。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正是西塞罗首先使用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ｓ这个拉丁词，来对应、附和希腊语的ｅｎｋｙｋｌｉａ ｐａｉｄｅｉａ。而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ｓ在拉丁语中，原本是指"博爱"或"人道"（这或许就是现在又把人文主义翻译为"人道主义"的语源所在），而与"教育"并无干系。对这一词义的转变，公元２世纪罗马作家格利乌斯有很好的解释。他说："那些说拉丁语以及正确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并没有赋予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ｓ一词以一般以为具有的含义，即希腊人所谓的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ａ，一种一视同仁待人的友爱精神和善意。但是，他们赋予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ｓ以希腊文ｐａｉｄｅｉａ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美优之艺的教育与训练"（ｅｄ?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热切地渴望和追求这一切的人们，具有最高的人性。因为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人才追求这种知识，接受这种训练，因此，它被称作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ｓ或Ｈｕｍａｎｉｔｙ"。（侯样祥主编：《我的人文观》，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６８页）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这个概念。在古代希腊，"人"是一个特指的概念，是指与"奴隶"相对的"自由人"，奴隶则是不被看作人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人（或自由人）与奴隶的差别有两个方面：就生理或身体而言，奴隶的体格强壮，自由人的体格则俊美；就心理或灵魂而言，自由人是有理性的，而奴隶则是没有理性的。不难看出，包括"体"、"艺"训练两部分内容的古希腊人的ｐａｉｄｅｉａ（教育），正是针对"人"亦即自由人的这两个方面实施的。这也就是它为什么又被称为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即"自由人的技艺"，我们今天则把它译为"人文学科"）的原因所在，而它的训练目标，就是要使人更象人，更具有人性，更"健美"更"优秀"，更有别于动物和奴隶。
既然人文教育的目标是对人进行"美"和"优"的素质训练，那么，一切有助于达成这一目标的学科，自然都会被包容进去。于是，算术、几何、天文等这些被我们今天认为是理科的学科，在古希腊、罗马人那里被当作进行人文教育的学科，也就不奇怪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实际上是古代希腊"人文教育"或全面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尽管我们现在把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翻译为"文科"或"人文学科"，但我们决不能以我们今天的"人文"概念，去想当然地附会古希腊人的"人文"境界，他们对人文的追求，实际上也就是对科学的追求。这是古希腊人文精神孕育科学精神的表现方面之一。
另一方面，古希腊人的这种教育理念，决定了他们的人文教育必然不是形而下的，而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性活动；决定了古希腊人对知识的态度，必然是"为知识而知识"，是"不计利害的"且是永无"止境"的追求；决定了我们常说的古希腊人的那种"爱智"、"爱天"的特性。因为既然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和发展人的人性或理性，那么，知识的获得对一个人来说，本身就会是一种奖赏或回报，而不会再希求另有他获，人们就会把知识本身当作"目的"，而不仅仅当作一种"手段"或"工具"，尤其是获取物质利益的工具。
古希腊人对知识的这种态度，这种不计利害的追求，在他们的哲人亦即知识分子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反映。如德谟克里特就曾指出，"人类的幸福在于理解力的正确与丰富，而不在于肉体的快乐和财富"，并声称，他"宁愿发现一个科学事实，也不愿成为波斯的国王"；阿那克萨哥拉则指出，"人活着之所以值得，是因为它能使我们去思想太空和宇宙的秩序"。而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纯粹知识的获得，亦同样被视为人类的理想境界：柏拉图的理想国首先是一个追求知识的国度，而在他主持开办的"学园"门口，据说就立有一块"不懂几何者勿入内"的牌子。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实用技术的发明对人类的至善来说，根本无法与纯科学相比拟。他指出，"起初，任何人如果发明了一种为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技艺，他将受到尊敬是很自然的，但这决不只是因为他的发明所具有的实用价值，而是因为他被认为比其他的人聪明、优秀。随着技术发明的逐渐进步，有些发明能够增加我们的生活必需品，而另一些发明则能增加我们的空暇时间。因此，我们认为后者（那种能增加我们的空暇时间的发明）要比前者更富于智慧，因为科学的目的并不在于实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一卷，第五章）
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观点，实际上代表了整个古希腊思想家们的普遍看法。在他们看来，科学或对知识的追求，是人类思想的一种自然的和杰出的活动，将它用于实用功利目的是非常可耻的，即使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发明家，对此亦抱有同样的看法。如著名科学家阿基米德，他并不认为"发明各种军用机械是值得他认真研究的，而仅仅把它们看作是自己研究几何学时的消遣"（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科院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４６－２４７页）。古希腊人的这种将科学与应用完全对立起来的做法固然有其偏颇性，但他们对知识本身的真正探索，却是有助于科学的发展，有助于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的形成的。
上述古希腊人对知识的这种"不计利害的"追求，是其人文精神有别于我们传统"人文精神"的又一重要特征。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人文"的目的，是为了"化成天下"，所谓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贲卦・彖传》），所注重的是"礼仪教化"，是一个"德"字。这就不可避免地把学问、求知引向一种道德目标，知识于是不再是对自然万物的无限认识，而应有所止，它的"止境"就是"德"，这就是所谓的"知止论"。用先贤的话说，就是"学者以圣王为师"，而圣人则"不求知天"（《荀子・天论》）；"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庄子・齐物论》）；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另一方面，求知既是为"用"，那么人们之读书、做学问，便颇似叶公之好龙，或醉翁之对酒，根本就不是为了书、知识或学问本身，而是在书本、学问之外，就是说，知识只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古希腊人文精神与我国传统人文观念之间的这种差别，直接决定了双方科学精神的有无。关于这一点，我国当代许多著名哲学家、科学家都给出了明确的论述。如，冯友兰先生在其《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一文中就认为，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它自己的价值标准，它毫不需要；希腊力求、现代欧洲正在力求认识自然、征服自然，但中国力求认识在我们自己内部的东西，在心内寻求永久的和平。"总之一句话，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在一切哲学中，中国哲学是最讲人伦日用的。"（侯样祥主编：《传统与超越---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９页）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在其《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中亦认为，"中西文化的一个根本差异，是中国人对实际活动的兴趣，远在其对于纯粹活动兴趣之上……中国人讲好德如好色，而绝不说爱智爱天。西方人说爱智爱天……"；中国人"在学校所习科目，只问其出路之好，待遇之丰……把利害之价值，放在是非价值之上。而社会上一般提倡科学的人们，亦只求科学之应用"。（同上，第４３－４４页）台湾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则指出，我国未能发展出科学，是因为"我国偏重实用过甚"，而"科学的探索者的主要原动力，多不是以求物质的收获为目标"，而是"无止境的"求知""。杨振宁先生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出现自然科学，主要是由于对自然现象没有发生正面的兴趣。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古希腊的人文精神与我们今日所说的人文精神是存在着不少差别的，或者说，我们对源自古希腊的"人文精神"一词，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读。古希腊人文精神对科学精神的孕育，主要体现在其"人文"对"科学"的包容，以及对知识的"不计利害的"、"无止境"的追求上。今天，很多人都在谈论人文与科学的对立，谈论人文精神的沦落等，在这种情况下，重新玩味古希腊的人文精神状态，或许对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会有所启发。至于古希腊人何以会发展出如此一种精神来，就更值得我们深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