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确实是历史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人是历史的主体，是创造历史的本源。如果没有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人物的准确评价，是难以正确理解某一段历史的历史真实的，从而直接影响"以史为鉴"的史学功能的发挥。所以，历朝历代的历史研究都把对特殊历史人物的评价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来对待。令人困惑的是，历史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总存在这样那样的争议，比如对秦始皇、武则天等的评价，就几经反复。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缺少一个同一的"原始"历史人物。因此，复原历史人物似乎成为评价历史人物的第一要义。２００３年第１０期《探索与争鸣》杂志就刊载了华强先生的《如何"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兼评当前影视历史人物的塑造》一文。作者以电视剧《走向共和》为例，就如何评价历史人物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批评该剧历史人物塑造是非历史的，没有"还历史人物本来面目"，坚持认为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来塑造历史人物或评价历史人物，才能"真正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对此观点，笔者不能完全苟同，试商榷之。
历史人物能否真正还原？
几乎所有的史学家都声称自己所从事的史学研究的目标之一是回归客观的历史，再现历史的真实。然而，千百年来，古今中外有几人实现宿愿？回答是否定的。这是因为，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首先，历史资料数量的局限。历史研究的一个首要的条件是拥有资料，只有掌握了充分的历史材料，才有可能探寻到历史的本来面目。然而，由于年代久远，留存下来的任何一段历史时期的资料相对于那个时期的历史真实都是九牛一毛，因此，即使对于专门从事该段历史研究的史学家来说，要还原那段历史的本来面目也是不可能的。作为历史人物，情况同样如此。比如最近，《报刊文摘》就刊载了《高尔基伪善的一面》的史料。讲的是前苏联为证明索洛维茨岛监狱管理的人道主义，对监狱进行了虚假装设后，有关方面请高尔基前往参观，在儿童教养院参观时，一个名叫伊利诺夫的男孩说出了监狱的真相，高尔基听完，泪如雨下，抽泣着离开了。回到莫斯科后他却发表了《索洛维茨岛---犯人的天堂》一文，盛赞岛上的生活无与伦比，到处都显出"寂寞和惊人的美"。这样"鲜为人知"的历史还有多少？我们过去又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了高尔基？现在又该怎样还原高尔基？
其次，历史资料的可靠性局限。除了历史资料数量稀少之外，实际上困扰史学研究的还有一个现存资料的可靠性问题。历史资料分两种：一种是客观的遗存物，真实性尚少置疑；另一种是已经经过意识加工过的史料，包括正史、野史、口头史等，其可靠性就大有问题。姑且不说野史、口头史，单就世代相传的正史而言，能说它就等于真实历史？显然不能。因为正史的编修已经渗透了当时历史学家的选择和观念，所以后世史学家实际上是在前世史学家已有的选择和观念上对那个时代的再研究，这样代代相袭，焉能还原历史、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从高尔基身上可以佐证还原历史、历史人物的艰难。
第三，政治因素的局限。有国外史学家说过：历史学是政治的附庸。这话肯定有失公允，但我们也清楚地注意到，历史上的历史学总是受到"当代"政治的左右。是故，有当朝不修当朝史的习惯。即使偶有修当朝历史的，又有多少不受政治左右而无曲笔的。曲笔的存在也往往成为史学家复原历史的最大困难之一，并引发各种争议而成久拖不决之历史悬案。特定历史人物作为那时政治漩涡中人，生平资料的遗存将取决于其政治生命的定位。胜者，极尽赞美之词；败者，则皆为贬斥之说。后世史学家也只能从这些所遗资料中评说或还原历史人物。此外，现代政治本身也影响着还原历史或历史人物的过程，毕竟在任何时代、国家，主流历史学总是该时代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历朝历代在政治支配下的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历史研究活动，必然是所谓的。
第四，治史者个人的局限。历史学是一种意识活动，史学家的好恶、政治倾向等对历史研究有决定性影响。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史学现象：同样的历史事件或人物，在不同的历史学家著作中却有着不同的描述和评价。如果再加上史学家把"成一家之言"作为奋斗目标，则更会使史实或人物复杂化，还历史本来面目的理想遂成幻影。
由上可以想见，要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何其难。华强先生批评《走向共和》是所谓的"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是有道理的，掌握有大量历史材料的史学专家尚难对历史人物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化的评判"，作为文艺工作者又在何处获得新材料可以"通过对人物内心的细致刻画，还历史人物本来面目"？同样，华先生自认为用阶级分析法评价历史人物就可以"真正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的设想也很值得商讨。
阶级分析法评价历史人物的局限性
华强先生强调："无论是文艺工作者还是历史工作者，对于历史人物的塑造和评价应当遵循一个共同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塑造和评价历史人物应该用阶级斗争史观。对于阶级斗争史观，我们并不陌生，多少年来一直被用以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毛泽东同志正是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通过对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的分析评价，认识到了工农联盟在现实阶级斗争中的重要意义，从而为指导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阶级基础。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经验教训是，当中国革命胜利之后，继续以阶级斗争史观评价历史或历史人物时，就引起了相当的混乱。从已经存在的对一些历史人物评价的反复上可以看到，恰恰是因为运用阶级分析而造成的。原因大概可以归纳如下：
首先，历史上的阶级是以经济地位来划分的，社会的变革必然改变旧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同社会阶层在新的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经济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证明了那些因社会结构变化而经济地位上升或下降的阶级，其对待事物的态度也会发生改变。比如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领袖的评价就一再反复；对秦始皇等历代统治者的评价也几经周折。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一个农民一旦变成市民，那么他对农民的评价就会发生改变，包括历史上的农民。由经济地位变化而导致形成的新的阶级阶层对历史或历史人物的评价必然会改变。所以，以阶级分析法评价历史人物的结果只能产生多层次的人物定位，不同的阶级对同一历史人物一定得出不同的结论。由此，历史人物评价真的就会成为华强先生所描述的："同样一个历史人物，有人认为是罪魁祸首，有人却认为是"女政治家"；有人认为是"卖国贼"，有人却认为是"爱国者"；有人认为是"窃国大盗"，有人却认为是"治世能臣"；有人认为是人皆可杀的贪官，有人却认为是"朝廷栋梁"。"
其次，史学家、文艺工作者阶级地位的变化影响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所谓大众历史学几乎是不存在的，人民大众的历史知识和评价历史人物的基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受专业历史工作者的影响。而史学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其个体经济地位经常会发生变化，也就是在一个社会中的阶级地位不断在变，这样他对历史及其历史人物的观念相应会改变。当他处于经济地位低下的社会下层或上层阶级中时，就会调整对历史上的社会上层或下层阶级的传统看法，对历史人物更是如此。文艺工作者塑造和评价历史人物与史学家大体雷同。所以，用阶级分析法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实际上在历史学和文艺创作者的历史上始终存在，并与历史研究者和文艺创作的阶级地位变迁相适应，历史人物与他们共沉浮。诚如华强先生所写："所有在阶级社会中生活的人都是有自己的立场的，代表着某个阶级的利益的"，因此，阶级分析法对于还历史人物本来面目和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总是有局限的。
第三，领袖人物的阶级观念或多或少左右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表面上是历史学或大众的事，有自己的自由与规律，可以自由自在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但是，实际上，由于历史学本身受"当代"政治生活的制约，学术界和艺术界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就不能不受到政治权力的约束。而作为一个社会的政治倾向又一般地受到政治领袖的引导，这样，政治领袖的历史观和阶级观对于评价历史人物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封建时代的皇权社会，皇上的评价更是一言九鼎。所以，一个时代领袖人物的家庭出身及阶级地位的更迭，都会对那个时代历史人物的评价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总之，用阶级分析法评价历史人物必然产生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分歧化。因为，每一个能够评价历史人物的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其对人物的评价不可能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所以，史学家或文艺工作者恰恰要尽量去除自己的阶级性，回到特定历史环境中，历史地而不是阶级地给予历史人物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评价历史人物需要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评价历史人物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是一个长期争议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多年来深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强调历史学的阶级性，明确历史学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自然而然地，我们的历史学研究及其成果，有着鲜明的阶级倾向。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就更加清晰：一切统治者阶级和有产者阶级几乎都是反动阶级，而一切无产者阶级都是进步阶级。此外，还受历史上封建"忠君爱国"和"正统"史学人物评价观念的传统影响，比如对曹操、武则天等，时至今日，历史评价上的偏见依然存在。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史上，真正还原历史人物本来面目的评价只是一个理想而已。原因就在于评价者由于受到各种干扰，缺乏一种超然 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切从历史史实出发，实事求是，回归历史认识历史。联系到评价历史人物，就是一切从历史人物及其所处的客观历史环境出发，内在地评价历史人物，而不是站在历史之外，并完全用今天的眼光外在地看待历史人物。
近年来，影视界拍摄了大量历史题材的剧作，把一大批在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搬上荧屏或银幕，按照编剧们的说法，就是要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把史学研究中的概念化人物活化为有血有肉的"真人"。古代题材的历史人物剧基本上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对人物的塑造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比如《唐明皇》、《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然而，不久前，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走向共和》却引来了不少的批评，重要原因就是对剧中的近代历史人物的塑造、刻画有不同看法。而不同看法的主要来源是历史学专家们，因为他们历来是历史人物的宣判者，并通过教科书广而布之。影视剧的创作未能完全按照教科书的说教，必然受到史学工作者的抨击。
照理是不应该发生矛盾的，毕竟影视剧创作的材料是历史学家提供的，问题恐怕就出在历史学家的材料是已经受到个人意识、阶级观念、政治倾向等因素干扰过的，影视剧创作者必然对这些材料进行意识再加工，试图排除过去干扰，"还原"历史人物，而这个过程又受到创作者的阶级观念、政治倾向等因素的干扰，结果是两种外在于历史本身的"干扰"相冲突。如果历史学和影视剧都是为特定目标服务，那么存在争论当然是应该的，无可非议。问题是每一方都坚持自己要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那就必须排除两种"干扰"，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人物。
华强先生对慈禧的评价就非历史唯物主义，全然不顾慈禧时期清王朝所处的客观历史环境，说："清王朝的灭亡，实际上灭亡在慈禧的手中。"难道没有慈禧，大清江山就能永不变色？事实上，慈禧听政时期，世界范围内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已经处在尖锐的对抗中，有多少封建统治崩溃，大清岂能阻挡，这里有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至于华强先生批评《走向共和》把慈禧大办生日，解释为"为朝廷争面子"，笔者以为倒也符合中国封建文化传统，可以理解。时至今日，不顾客观实际，为争面子的"形象工程"有多少？颐和园尚可成为劳动人民的旅游胜地和文化遗产，而有的"形象工程"尚未建成就已经成为劳民伤财的垃圾堆。
《走向共和》试图设身处地地"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从人物的内心世界再现历史"真实"，必然增加创作者的想象成分，结果与历史资料中的人物产生偏差。想象的也许是正确的，但难以用史料证实。这样，无论对历史人物的刻画、塑造多么形象逼真，都有非历史的成分存在，产生争议就是必然的。华强先生批评剧中对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物的评价有不合理之处，就有了一定道理。所以，历史剧的创作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历史史料为基准，方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它受到许多主客观因素的限制，无论对历史学工作者还是对文艺工作者。因为评价的标准是动态的，即使同一个人，他在不同的时代可能会对同一历史人物作出不同的评价。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应该成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准则，既不要故意拔高，也不要有意贬低。历史已经证明，华强先生强调的用阶级分析法评价历史人物，必然产生偏见，也不可能"真正"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