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虚赋》和《上林赋》收在《文选》“畋猎”类,分作两篇。但在此前,《史记》和《汉书》的司马相如传业已收录,但是并没有分篇。《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 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悦。……赋�奏,天子以为郎。
这段文字首先让我们了解到司马相如的才情,他正是以游梁时作的《子虚赋》得到武帝赏识,继作的天子游猎之赋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赋奏,天子以为郎”。此后,他奉诏出使西南,因功得到武帝欣赏。又为孝文园令。所著封禅文,虽然在去世后才被武帝采纳,但其命运与同时代的司马迁相比要平稳顺利许多。另外,这篇文字也为我们了解《文选》所载《子虚》与《上林》两赋名称的由来具有参考意义。《史记》、《汉书》中载录的赋的内容与《文选》所载同,但《史记》、《汉书》均为一篇,篇名应称《天子游猎赋》,至《文选》始析为二,名为《子虚赋》和《上林赋》。相如游梁时就作有《子虚赋》,武帝读过后召为郎,始“请为太子游猎赋”,似乎《上林赋》是《子虚赋》的续篇,这也许是《文选》分为两篇的根据。但是,相如所说的“天子游猎之赋”,篇中包括子虚、乌有和亡是公三位虚构人物。《文选》中《子虚赋》开篇即云:“楚使子虚使于齐,齐王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田。田罢,子虚过姹乌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可见,《文选》中《子虚赋》已将代表天子观念的亡是公纳入人物对话之中。因此,我们认为,《史记》、《汉书》中所载的《天子游猎赋》即《文选》所载《子虚》、《上林》二赋,萧统析一为二,并命名《子虚赋》与《上林赋》或是根据赋作的内容拟定的。(关于相如两赋的分篇,参见刘跃进先生《〈子虚赋〉〈上林赋〉的分篇、创作时间及其意义》一文,《文史》2008年第2期)
除以上两点外,这段话对我们了解二赋的讽谏主旨非常有帮助。《子虚赋》虚设子虚、乌有和亡是公三人以关联《上林赋》,主要内容是楚使子虚与齐国乌有二位之间的对话,就畋猎之事发表各自的看法。乌有先生认为子虚不远千里造访齐国,齐王倾全国士卒,准备了众多车骑,与子虚一道出猎,目的一是对使者来访表示友好,二是以畋猎娱乐。所以乌有先生一见子虚便问:“今日田乐乎?”而子虚对这场出畋中齐王的“矜而自功”的言行甚为不满,针对齐王“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猎,孰与寡人乎”的询问,子虚也以云梦泽的阔大以及游猎享乐之盛为对,显示出争强好胜的特性。虽然乌有批评子虚所言“章君恶,伤私义,二者无一可”,但也没有忘记对齐国“游戏之乐,苑囿之大”的说明。因而,两人的辩论,倒显示出在畋猎上有着共同的认识,即畋猎确实能体现出诸侯国的实力与强大,也体现了二者以奢侈相尚的倾向。
紧承《子虚赋》而来的《上林赋》,亡是公承接二者的辩论,指出二国均有所失,都表现出不知君臣之义与诸侯之礼,因而都有“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的倾向,这是亡是公对二人的批评。《上林赋》的主要部分则是从两个方面进一步说明这一看法。首先,描写天子上林苑之巨丽与游猎之盛乐,以此说明“齐楚之事,又乌足道乎”。其次,说明太子推崇仁政德治,欲以此说明仁者游猎的政治意义,与齐楚诸侯相较,天子对田猎与仁政关系的认识,在治国理念上无疑要高出诸侯一筹。因而,我们认为,《上林赋》主要从外在规模以及内在道义上说明天子的威仪及思想上的优长。这些均为诸侯所不及。上引《史记》所说司马相如“虚借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也是着重从这两个方面来立论。所谓“推天子诸侯之苑囿”,有比较天子、诸侯苑囿之意,以证“齐楚之事,又乌足道乎”,即诸侯之事不足称道;所谓“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从全篇来看,这最后的讽谏并不是指向天子,而是针对诸侯不知诸侯之礼。亡是公最后言“齐楚之事,岂不哀哉!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辟,而民无所食也。夫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侈,仆恐百姓被其尤也”,也见出“欲明天子之义”的亡是公,最后的讽谏并不是落在天子身上,而是指向齐、楚诸侯,欲使诸侯知君臣之义与诸侯之礼。而二人“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的容态举止以及“鄙人固陋,不知忌讳。乃今日见教,谨受命矣”的自悔自责,也足见此赋的讽谏指向。
可以这样说,此赋讽谏诸侯之意甚明。这是因为,汉初诸侯王日益坐大,已威胁到中央集权的根本利益。汉景帝三年(前154),吴楚七国之乱平定,诸侯势力虽有所削弱,但对中央集权仍构成威胁。主父偃说武帝采取推恩令以削弱诸侯势力时,就提到武帝时的诸侯状况:“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谋以逆京师。”(《史记》卷一一二《主父偃传》)元朔二年(前127),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施行“藩国始分,子弟毕侯”(《汉书》卷七《武帝纪》)推恩政策,既避免了晁错削藩令带来的诸侯对抗情绪,又达到“不削而稍弱”(《史记•主父偃传》)的抑制诸侯势力的效果。元狩元年(前122)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说明推恩令颁布后,诸侯的威胁势力仍然存在。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可以说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以颂扬天子上林苑的“巨丽”方式,一方面表现无可僭越的皇权势力,另一方面也规谏诸侯应遵诸侯之礼。另外,从文化政策上看,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把持朝政的窦太后去世,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咨询董仲舒,开始实施以儒学治国的文化政策。《上林赋》最后提到汉武帝亲自提倡节俭,推崇仁政德治,与齐楚诸侯相较,表现了天子由田猎独乐向施行仁政、与民同乐的转向,在治国理念上无疑要高出诸侯一筹。刘跃进先生考证相如两赋定稿于元光元年,并认为汉武帝“真正把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是从元光元年之后开始的”(《〈子虚赋〉〈上林赋〉的分篇、创作时间及其意义》),其实就指出了两赋创作的思想文化上的意义。因而,从政治与文化策略上看,赋中对诸侯的讽谏,对皇权的歌颂,在汉武帝时代极具意义,也深契汉武之心,其所达到的“奏之天子,天子大说”的效果也就在预料之中。
过去,学术界对于这篇赋的理解颇有偏颇,认为辞赋的讽谏对象是天子,因而,对大赋这种曲终奏雅手法,多从创作主体的身份上去寻找原因,认为司马相如文学侍从的身份决定了大赋这种主旨表达上的内在矛盾,并多引《汉书•枚皋传》中枚皋对赋家“类似俳优”、“见视如倡”的自我定位,说明赋家俳优的身份地位,是汉赋作家投主上所好、曲终奏雅的重要原因。其实问题没有那样简单。就司马相如本人的仕历与个性而言,相如喜爱辞赋,此点确实与枚乘相同,故因景帝不好辞赋而游梁,游梁期间所作《子虚赋》或为武帝时所作《子虚赋》的前身。适逢武帝,不仅喜好辞赋,而且这篇赋承继了宋玉赋体讽谏的特点,而又有所变化,从外在天子苑囿的巨丽、游猎之盛以及内在的仁政德治两个方面,论证汉天子在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相对诸侯国的优势,以此规诫各诸侯国知君臣之礼、遵诸侯之制,强调了对于中央集权的归属与认可,所以得到了武帝充分肯定。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如大赋这种表达既有一定的现实背景,同时也超越了具体事项,因而,相如大赋也是政治言说的一种文学表达。另外,司马相如大赋对诸侯的讽谏,其对大一统政治与文化的认同乃至歌颂,不是相如个人的一己投主之好,应是战国以来至武帝时士人对一统政治与文化的选择与认同的反映。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争鸣,其学术都有一定的现实指向性,即构建一统的政治理念并努力服务于现实社会。秦始皇用法任吏,实现一统政治的同时,文化上也以吏为师,焚书坑儒,政治与文化政策的偏颇使秦走向速亡。汉承秦后,无论统治者还是士人都在积极寻求建立长久稳定一统的政治与文化方略。就统治者而言,从汉初的黄老政治到汉武帝时的外儒内法及文化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体现了统治者承秦之弊后的积极努力。从士人来说,对大一统政治与文化的维护,一方面固然是统治者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士人的自觉选择与认同。如邹阳与枚乘虽同游于吴王濞门下,但是对吴王濞的谋反,却都持反对与劝谏态度。从汉初思想家陆贾严肃认真地向刘邦陈述“马上得天下”,却不一定可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之后,儒学开始逐渐向权力中心渗透,汉初士人成为秦朝速亡的反思者,表现出对大一统政治的拥护;他们也是秦朝以吏为师的批判者,积极提倡儒家仁政德治。从司马相如本人来看,他的《喻巴蜀檄》及《封禅文》,可以看到他对大一统政治与文化的维护与认同。因而,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表现出的歌颂一统的意识,应是当时士人较为普遍的一种政治态度与精神取向。司马相如的文学性创造与表达,使大赋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言:“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言相如赋铺排类比,语辞艳丽夸饰。“繁类成艳”很能体现大赋的体式特征。《诠赋》论及大赋的体式特征云:“赋者,铺也,铺采�文,体物写志也。”讲究文采,铺陈摹状,借此表达作者的创作目的,是赋体的主要文体特征。从赋体创作的历史发展来看,赋体的体物写志决定了赋体的铺采�文与铺张扬厉,因为赋体不“体物”就无法“写志”,而为了达到“写志”而进行“体物”,在表现上就必须铺陈描写。从宋玉始至司马相如,都自觉地运用赋体铺陈功能,极尽夸张之能事,其目的是运用“体物”手段来“写志”。如《子虚》、《上林》赋,子虚对楚之云梦的夸述,在赋体的铺采�文与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上颇具特征。描写了云梦的山川风物,并按东南西北方位展现了云梦四方的特色。如写山,主要是突出其山的高峻,却用了许多形容的语汇,如言“其山则盘纡�郁,隆崇律�;岑�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无非就是为了突现一个高峻的意象。再如写“其土”,强调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特征,而用了一系列的表示色彩的语词,如言“丹青赭垩,雌黄白�,锡碧金银”,让人产生言过其实之感。写“其石”,又强调各种美玉的出产地而铺陈了琳琅满目的玉石名,如言“赤玉玫瑰,琳珉昆吾,�功玄厉,�石��”。“其东”突出了花卉之多。“其南”则突出了地势的“平原广泽”,为“众物所居”之地。“其西”则突出了涌泉清池及水中珍禽。“其北”则突出了珍木异树以及林中奇禽异兽。各方有各方的特色与铺陈重点。整幅画面秩序井然而又眼花缭乱。子虚不如此夸饰,对他来说不足以说明楚国之“游戏之乐”与“苑囿之大”,以亡是公来看,就失去了小人之辩的参照与批判对象了。亡是公对天子“上林苑”“巨丽”的描写,更是铺张扬厉。如写流经上林苑的八川水流,一连串用了“出、行、径、过、汩、下、赴、触、激”等动词,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八川分流之势;用了“沸乎暴怒,汹涌滂湃。�弗宓汩,�侧泌,横流逆折,转腾�洌,滂濞沆溉;穹隆云桡,宛胶�,逾波趋�,淮�下濑,批岩冲拥,奔扬滞沛,临坻注壑,��队,沈沈隐隐,砰磅訇磕,����,��鼎沸”等众多形容语词,极写水势流动之态,已非子虚“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简单一句所能比胜。接下来对上林苑中鸟兽、崇山、树木、离宫别馆、美玉以及狩猎歌舞的描写莫不如此铺陈,这就构成了刘勰所说的“繁类以成艳”。作者不如此,就不足以突出上林苑的“巨丽”,不能以巨丽压倒齐楚,就不足以证明天子与诸侯礼制的不同,不能止君臣之义,也不能责诸侯僭侈之非。《西京杂记》卷二载相如作赋体会云:“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此则记载的真实性虽常遭质疑,但此段文字描绘相如作赋之态以及赋迹与赋心之说,颇与相如大赋相合,也不妨看做是对司马相如大赋创作的理论概括,而这一理论概括,与以后的赋论相比,主要是集中于赋体创作过程、构思与表达之间的关系,“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以织锦和音乐比喻赋体描写的语词华美与赏心悦目的立体效果,与相如赋中表现的“巨丽”相吻合,体现了一种对美文的追求。因而,相如的赋体创作以及此段总结,主要是赋体的文学性方面的经验之谈,也说明赋体创作政治言说的文学性表达在司马相如创作中的重要性。
《汉书•司马相如传》赞曰:“扬雄以为靡丽之辞,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扬雄这一批评形成后世普遍认为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靡丽之辞”与“曲终奏雅”之间矛盾以及“劝百讽一”的看法。就以上我们的分析来看,繁类成艳与曲终奏雅,在司马相如的赋中是相辅相成的,繁类成艳构成的对畋猎苑囿的夸饰描写,与提倡儒学礼制的曲终奏雅似形成描写与主旨的“矛盾”,但皆因是对汉武帝的歌颂,所以并未形成扬雄所说的“劝百讽一”的反效果。扬雄以“诗人之赋丽以则”的准则评价司马相如诸赋,势必给司马相如赋贴上“辞人之赋丽以淫”的标签。关于扬雄“丽则”与“丽淫”的辨析以及带来的创作的尴尬,我们将在扬雄大赋创作的解读中进一步论述。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