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看过一篇论及四十年代“土改”的文章。那个时候党的农村基层政权号召贫苦农民斗争地主，常有在“斗争会”和“忆苦会”上即对地主分子大打出手的现象，当场被拉出去枪毙的也所在多有。文章在讲了这些之后，作者站出来发了句感慨：“其实哪一个农民不想做地主啊!”这句话“幽默”到让人绝倒，又深刻到让人几乎难以腾挪。我不禁想起阿基米德的名言：给我一根杠杆，我可以撬起地球。这句简短的感慨确实让我感受到了思想的力量，它几乎道出了现代中国历史的灾难根源之一端。
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盲点曾为周作人一语道破：“中国只有一个阶级，那就是升官发财阶级。”地主想的是升官发财，农民想的不也一样?只是农民升官发财的美梦较之地主更虚无缥缈而已。
一个让人尴尬的事实是，有时我们拼命否定和反对的，恰恰是自己梦寐以求的。那年我考上大学，村子里和我家素有矛盾的杜姓人家便四处扬言，考上大学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了不起，哼……好像我考上大学成了什么罪过似的。然后他们就给自家的儿子上重点，报补习班。
最近两年新创的汉语新名词有“富二代”与“官二代”。“富二代”、“官二代”俨然已成国民公敌，几乎就是不良青年的代名词。自然没法替“富二代”、“官二代”们开脱，他们确也有以自取。但也无可否认，“二代”们的劣迹显然容易被网络给放大。而这种“放大”背后的国民心态我想就未必有多纯净，套用本文开头提及的那句感慨，谁不想成为“富二代”或者“官二代”啊!周立波在自己的微博里写道：“别怨世界，世界没让你来，来了就不要抱怨；如果你谴责的正是你想要的，那么你就是懦夫；是你想要的你还要谴责，那么你就是个病人。”话说得不好听，而且透着中上层社会的优越感，我自然未见得全部同意；但揆之顽固的国民根性，不好听的话里也未必不包含真理的颗粒。
我是N代农民出身，老父、老母如今都还在农村种地。让我这个“贫N代”悲观和丧气的一个事实是：从理论和经验上皆无法证明，如果一个农民有机会成为“官二代”或“富二代”，就能怎么怎么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山西昔阳出了个陈明珠，此人横行乡里，欺男霸女，可谓坏事做绝，当地人称之为“虎头山下一恶少”，却位居昔阳县委的宣传部长。其父即当时名噪全国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而陈氏父子短短数年之前还是昔阳乡下地地道道的农民呢。
还记得北大“好学生”马楠吗?距今十三年前的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6月29日，克林顿来到刚刚结束百年校庆的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演讲结束后，有七名学生向克林顿提问，其中就有后来被称为“反美女生”的中文系马楠。马楠的提问最后变成了演讲：“我也不认为个人的自由会与集体自由抵触。以中国为例，它的蓬勃发展实际上确是我国人民自由选择与集体努力下的成果。因此，我认为，所谓真正的自由，应该是人民有权自行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和发展方式。”“好学生”马楠“背”了一通中国政治书本上常见的教条后，就开始指责美国的人权状况，并且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至少比美国好五倍。谁知几年后，马楠即“下”嫁“人权状况比中国坏五倍”的美国，如今已育有一子一女――不仅做了美国人的老婆，而且做了美国人的妈妈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