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西交流的影响下，西方的创作文化对中国和韩国文学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创作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和韩国作为发展环境和发展背景相近的两个国家，在近乎一致的文化背景下，开创现代文学创作新观念的先驱者们反映出很多的近似性。本文通过探索郁达夫和玄镇健两位先驱小说创作的时代特征，研究二者在社会背景、人生经历、文学道路以及文学观念方面的相似性，对两位作家的作品创作特色进行研究，为两位作家的忠实爱好和研究者提供阅读和研究的建议。
关键词：时代特征 民主自由 启蒙
文学观念的形成，一方面受其形成的社会背景，作家的生活经历以及其从事文学创作所选择的道路等的影响，另一方面还要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由于中韩两国在近现代史上所处的环境相似，又共同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这就决定了中韩两国的现代文学理念必然具备相似之处。作为中韩两国的代表，郁达夫和玄镇健在社会背景和人生经历近似的情况下，表现出相似的作品特色。对比较文学来说，对两位作家进行研究是势在必得的。因此，本文通过对两位作家的小说进行研究，探讨其创作的时代特征，从而研究其创作的特点，为尝试对两位作家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提供自己的看法。
郁玄二人成长的时代背景都是苦难动乱的。19世纪40年代，中国在鸦片战中遭到惨败，中国的大地也遭到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大权甚至是经济命脉在其通过各种力量的操控下最终丧失，中国的经济独立能力甚至是自卫能力都不再具备，中国至此沦为西方的半殖民地。而在韩国的近代史上，外部势力的不断角逐也在不停影响着其发展，韩国一直处于在泥泞中曲折前进的境况。随着韩日友好条约的签订，日本不停地加深其侵略韩国的行径，韩国的发展更是处在水深火热中。对中国和韩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屈辱是时代的烙印，郁玄两人的作品创作都体现了其对这种特殊时代的反抗。
两国的众多知识分子对于时代赋予的冲突，表现出相似的应变方法。为了唤醒民众，激起民众对于时代的应变能力，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启蒙意识，中韩两国在20世纪初期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这种启蒙意识的产物。具有新思想的先驱者提出要破坏旧的文化，创作新类型的小说。中国近代发生的五四运动和同一时代韩国国内的三一运动都是为了更好的追求民主和科学且具有启蒙性质的运动。
其实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前，中国晚清时代的知识分子就在从事改良社会，挽救国家的活动，他们先后为开启民智做出了不竭努力。19世纪末，梁启超的言论就反映出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这种思想正是西方在启蒙运动以后的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使五四运动时代的具有启蒙思想的知识分子深受影响。20世纪初鲁迅完成的文言论文著作中把“立人”作为考虑的核心问题，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深刻甚至激烈的践行着新文化运动中的前辈提出的个人价值的理念，他们用包括离家出走、拒不接受家庭安排的婚姻甚至逃走、学生罢课上街游行等极端的形式去实现理想。在当时的大众媒体包括新闻、著作以及文学中，更是将“个性主义”作为呼吁的主题，随后鲁迅的论作更是在理论上进一步阐释了人的主体性，他的思想给五四时代的青年一代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郁达夫在20年代的小说创作是对鲁迅小说的继承和发展。其小说以直白的语言，抒情的方式，通过内心独白以及心理描写将一个痛苦的，觉醒的灵魂形象描绘出来。这个充满人性和感情的夸张的人物形象，正是对鲁迅先生“立人”思想的呼应，也是对五四运动中宣扬的民主、自由以及人权的具体表现。赋予人物现代人的意识，使人物更加痛苦，这种痛苦，是时代的表现，是时代赋予人物的病态。当时的知识分子对这种病态都有深刻的体会，所以郁达夫的创作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变化的风向标，在他的影响下，更多的青年开始加入文化运动中，开始以笔表达自己的思想。
甲午革新后，在韩国国家内部掀起了一股向西方文化学习的运动，学习的领域涉及经济、政治及文化领域。作为日本的殖民地，在深受日本的殖民统治下，韩国的新文化运动不但追求个性解放，同时呼吁民族独立的思想也在不断发展。韩国文学的发展就是贯穿着个性解放，追求自我和进行民族独立的线索。同中国一样，韩国也是以进行文学翻译，创办报刊杂志、以及进行新小说的创作来进行新文化运动的。韩国在翻译时主要通过日译本来进行重新翻译，翻译的内容一般是宗教性质的作品；创立的报刊主要有《独立新闻》；新小说的代表则是《血和泪》。这些作品统一反映了韩国知识分子民族独立，追求民主和新教育的思想意识。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文学表现出的开化意识与人们的民族意识是相一致的，文学反映的问题也与社会反映的问题相一致，也就是说，这时候知识分子对社会还是抱有希望的。但是在启蒙者进行的民族独立运动遭到失败后，日本的殖民统治更加残酷，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在现实社会中开始处处碰壁，逐渐难以立足。针对现实情况，文学逐渐将触角转向市民生活，玄镇健在这时候的作品包括《牺牲花》等也开始反应自我与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矛盾。
通过新文化运动，文学又经历了一次启蒙，在现代文学创作中，人们摒弃了传统“人”的概念，开始构建具有主体性质的个人。郁玄二人笔下的任务都是这种在精神上最大限度享受自由的个体，如在《银灰色的死》中郁达夫刻画的坚持追求静的“我”，在《南迁》中勇敢追求女学生O的伊人；在《牺牲花》中玄镇健刻画的勇敢追求甜蜜爱情的“姐姐”，在《堕落者》中沉迷于娼妓不惜牺牲自己家庭的“我”。
这些作品的出现实际上是因为在现实中他们无法实现精神与行为相一致的自主，对自我幸福的追求也得不到满足，于是就把自己的情感倾注到作品刻画的人物上去，让他们经历重重苦难，而这些苦难的根源往往来源于他们自身政治与经济地位的低下以及传统的社会体制和道德规范。这样就造成了自我与社会的矛盾，但是，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进程，于是就产生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的阵痛。特殊的时代背景孕育特殊的文化理念，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启蒙思想家对于作品中形象的刻画已经深入到具有开化意识又深受西方先进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头脑里，他们开始把自我融入形象的想象，但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让他们意识到这种想象是不现实的。
在郁达夫看来，造成自我想象不能实现的原因除了社会环境的不允许外，更深层次是由自身原因引起的。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由于自身先天不足，在启蒙思想家强烈的精神呼唤下产生了分裂的人格。郁达夫在作品《沉沦》中就深切的表现出了这种撕裂的痛苦，通过对主人公绝望的刻画，表现了20年代知识分子对于现实世界，对于自我的绝望。
在这一时期，玄镇健在作品中却深刻研究了理想与现实冲突的社会原因。在他的笔下，理想和抱负不能在现实社会中实现的知识分子，自甘堕落毫无进取精神，这些实际都是由当时韩国社会造成的。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韩国，人事政策摒弃了新形成的知识分子阶层而采用了洋办官僚，官商勾结的殖民统治是知识分子苦恼得不到申诉的原因。玄镇健在作品《牺牲花》中刻画的主人公不能自由恋爱的原因就是由社会引起的。
20年代郁玄二人的作品出现了关注角度不同的问题，而细究中韩两国当时的社会背景可以发现，二人触角虽然不同，但是都反映了知识分子对于无法打破现实社会的束缚，不能实现个人价值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是在追求民主自由，追寻个性解放的过程中获得的，是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遗留产物。郁达夫和玄镇健在作品中对于这种无力感的刻画就是使整部作品带有颓废的色调。对于这种颓废，他们也进行了注解，无论是《沉沦》还是《银灰色的死》，郁达夫都通过人物极端的自我沉沦来反映其对于社会迫害的控诉，这种类似于鲁迅用笔杆子作斗争的形式充满了悲剧；《劝酒的社会》中玄镇健通过对人物曲折的社会经历的描写，反映了知识分子和现实社会的矛盾。
结束语：
其实，对于个人价值得不到体现的社会，“颓废”的最终目的是要走向“拯救”的。郁玄二人对于颓废的最大化宣扬，正是当时时代背景下文艺青年的呼唤，他们渴望被救赎，渴望被解放。作为为中韩两国现代文学奠定基础的文学先驱，郁达夫和玄镇健用文学向我们反映了对于社会带来的阵痛知识分子所作出的贡献，他们用实际行动来反抗社会，争取个性的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