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学语文教材中，对《谏太宗十思疏》中“九德”注释，一直备受诟疑。但都止于“九德”的实指或虚指。或许问题本身并不重要，但解决问题的态度和意识才是值得深思的。本文在质疑“对九德的存疑”的基础上，对注释工作中的态度作风和责任意识作了一些倾向性思考，并认为这是规范语文教材和语文学科建设，树立良好文风学风的关键一环。
关键词：“九德” 注释 质疑 思考
当代著名学者梁衡在《影响中国历史的九篇政治美文》一文中说，“中国从古至今，以一篇文章而影响了中华民族政治文明、人格行为和文化思想的美文为数不多。”至于是否如作者所说的“只有9篇”，笔者不敢苟同。但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名列其中，应该说当之无愧！
对于这篇形质兼备，情理并茂，被后人誉为“千古一谏”的奏章，没有人怀疑它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但从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后，对其中“总此十思，弘兹九德”中“九德”的注解一直存有争议，主要表现在：“九德”在文中是实指还是虚指？如果是实指，指的是哪“九德”？
对于第一个问题，一部分学者，主要是中学语文教师认为是虚指，不是实指。其理由是：首先，从字面上看，“宏兹九德”句中的“兹”，是“这”的意思。那么，“这”指代什么呢？倘若是指《尚书》中的“九德”，则“九德”在前文从未出现，怎么能指代呢？而古文中的“九”字，在古文中大多理解为虚数，如同“三、六、九、十二、七十二”等数字，在古书中常作虚数用，并非实指，只泛言其多，因此“宏兹九德”可理解为扩大这许多美德。其次，从章法上看，“总此十思，宏兹九德”是讲完“十思”后的总括之语，在本文中，“九德”与“十思”作同样的理解似乎更为合适，即：“总此十思”与“宏兹九德”是一个意思分成两句说，构成对偶，就像前文的“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是骈文的写法。综上，“宏兹九德”中的“九德”，课文中的注解（把“九德”解释为《尚书·皋陶谟》中的“九德”）并不恰当，“九德”应该是虚指，要么也就是指上句的十思，是一种复指[1]。
对此，笔者虽然认为课文中的注释不一定恰当，但仅以上述理由来否认“九德”的课文注释也并不充分，其对字词的理解更失偏颇。理由如次：首先，从字词来说，“兹”是多义词，在文中除了作近指代词“这”外，还可作“现在、现有”讲（查《辞海》就知道），因此“宏兹九德”可解释为“弘扬现有的（先古提倡的）九种品德”。其次，“九德”的“九”不应拆开去理解，“九德”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固定名词，一如“三纲五常，四书五经”，是一个专用名词。作为一国之君，掌治天下，不可能不熟读《尚书》《春秋左传》之类的经典，不懂为君之“德”，因此，提到九德，太宗自然知道，不需要在文中涉及（也许对皇帝甚至大臣来说，典籍中的“九德”本身就是个专用名词，就如现在所提“三个代表”，是中国人就知道）；如果以“词不离句、句不离章”的理由来否认“九德”的特指，更不成立，因为实际上古人作文更讲究不可“一词一句无来历”；再次，即就全文内容来说，《谏太宗十思疏》重在劝谏太宗施政的“行之思”，而不是灌输太宗提高执政个人素质的“君之德”！纵观魏征向唐太宗进谏的200多宗事项，几乎囊括唐朝初期内政外交的各个方面，涉及协调朝政事务、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等，而没有一篇是劝君王加强品德修养的（君德的培养是太师而非大臣）。因为对国君来说，臣子的进谏一定只是对国君的“行事”（即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而不可能对“品德”，否则有可能触“轻君之罪”！因此，所谓“总此十思，宏兹九德”中详解“思”而略提“德”，正是本谏疏的高明之处！魏征不可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教训皇帝的德性，而只能从安国服民的角度劝阻皇帝逐渐显露的骄奢忘本的奢行！因此，“九德”是实指并不是虚指或复指。
那么，真正值得质疑的是第二个问题：指哪九德？笔者发现中学语文教材一直引用的是《尚书·皋陶谟》中的“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这“九德”。实际上，如要“引经据典”，“九德”一词在《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及《逸周书·常训》中都有提及。《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的九德是“心能制义曰度，德正应和曰莫，照临四方曰明，勤施无私曰类，教诲不倦曰长，赏庆刑威曰君，慈和遍服曰顺，择善而従之曰比，经纬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无悔。”《逸周书·常训》中的“九德”是和“六极、八政”连在在一起提到的，具体是：“命、丑、福、赏、祸、罚，六极不嬴，八政和平。八政：夫妻、父子、兄弟、君臣。八政不怩，九德纯恪。九德：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因此，在古籍中至少有三种“九德”的表述。从这三个“九德”写作的背景和针对的对象来看，说的都是君王的为政之道，驭民之德。教材只用其一，是学界的定论还是编者的个人观点？不得而知。如果这篇经典美文放在其他文集中，作这样的注解，读者可以存疑而不必计较，因为他代表的可能是选编者个人的观点；但出现在教材特别是中学教材中，简单地三选一是不妥的，因为教材从学生的角度来说，意味着标准意味着权威！虽然教材也可以被质疑被否定，但窃以为对教材尤其是中小学教材来说应该是被质疑被否定的越少越好，因为中小学教材是对辨别能力不强的青少年传输知识播洒真理的工具和载体——少疑为佳！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要么三者同列，主张其一，要么如果编者觉得没有把握应干脆不作注解（以免误导）！前者的好处是能拓宽学生的视野，丰富其文史知识；后者的高明处在于为学生提供了质疑求真的素材和契机，也为教师的讲学预留了发挥的空间！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在此“小题大做”，并非因为问题答案多么关键重要，而是对该问题所涉及的治学态度有必要重视：一方面，作为拥有大量资源的教材的编者，对于选入教材的经典名文，对在理解上类似“九德”这样有争议的问题在注解时，理应秉持一种严谨的客观的同时又是开放的包容的态度，要有一种对作品对读者对教学对历史的责任意识，认真吸取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意见建议，力避在注解时因为选编者个人的学术主张而束缚甚至误导广大读者！另一方面，对于一个教师来说，除了具备上述态度和意识外，在教学中还应该消除那种人云亦云或盲从于权威的惰性，勇于并善于表明与权威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致力培养学生质疑求真的精神，同时在备课时要多做点案头工作以尽可能拓展学生视野。就本案例来说，教师虽能大胆质疑，但角度和思路欠佳；教材编者无视公众存疑依然固执己见，态度尤不可取！
对语文教材中古文的注释争议不断，究其根源来说，与教材选编者在注释工作中的态度作风有很大关系。本来，对古文的注释就是中国传统学科训诂学的范畴，解决的是古文中字音词义的历史流变。现代虽不提倡刻板迂腐的“钻故纸堆”式的方法，但训诂学注重脉络和谱系的治学态度还是应该传承的。“在古文教学中，对于一些疑难字词，不能简单地望文生义，而是要追根溯源，充分运用前人的训诂成果，对这些疑难字词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2]，语文教材的编者更应如此。因为在教师群体中，因阅历和学术水平的差异，视作权威的教材在注释方面如果简单粗糙，极易造成争议。虽学术上允许“百家争鸣”，但教材在这方面应审慎应对：一是对选入教材前学界有异议的，注释时要注重谱系和脉络的背景介绍；二是对选入出现的争议，在重印或再版时给予回应；三是古文注释应有预见性，对容易或可能出现争议的干脆不加注释力避“误判或误导”。合格的语文教材对厘清和抵制那种“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的文风以及对规范和深化现代语文学科的建设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否则诸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等因错误注解或故意曲解而形成的历史公案将不断重演。
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化，绝大部分都是浓缩在诸如《谏太宗十思疏》等经典名文之中，客观准确完整地对其注释解读，是后人能够顺利传承和发扬的关键一环。在这方面，语文教材及至一切古典文集的编者和广大的语文教师都应持有审慎的治学态度和崇高的责任意识。我想，拙文的更大意义，正在于此吧？
参考文献：
[1]鞠党生.“宏兹九德”注释商兑 [J].现代语文2008，（11）
[2]黄萍.试论训诂学在古文教学中的运用[J].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2）：93
余洋洲，江西九江职业大学副教援；胡克勤，男，江西九江长江职业大学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