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晓我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赵树理。前一阵子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赵树理的名字及其早期作品又屡有提及。这不难理解，因为当年赵树理是被作为“方向性人物”加以肯定的。如1947年8月10日的《人民日报》称：“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其成果，实应成为边区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当时掌管解放区文艺工作的周扬说：“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上的一个胜利。”
这位“方向性人物”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竟然成了一个“批判性人物”，他的后期作品屡屡遭到质疑、围攻和批判。其间，素有文学修养的赵树理保持着清醒的一面，但也存有何去何从的困惑。清醒和困惑，看似两极，却在后期的赵树理身上始终并存着。
先说说赵树理清醒的一面。
纵观赵树理的作品，没有一个“高大全”式的人物。“小人物的命运”仍是赵树理后期创作的主线。虽说他的作品中也试图塑造“党的形象”，诸如元孩（《邪不压正》）、王金生（《三里湾》）、于长水（《求雨》）、潘永年（《开渠》）、李占奎（《老定额》）等，但都失于人物的平面化。倒是像“小腿疼”、“吃不饱”（《锻炼锻炼》）这样的能干、自私、落后的农业合作社社员形象有血有肉，颇为典型。然而，“小腿疼”、“吃不饱”成了“中间人物”受到质疑，《锻炼锻炼》成了“写中间人物”的黑样板受到围攻，赵树理则成了“写中间人物”的祖师爷受到批判，如当年《文艺报》编辑部文章的题目便是《“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
“写中间人物”果真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吗？赵树理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一言以蔽之：不！请看赵树理的说法——
“一些领导人要我多写写英雄人物、正面人物，批评我过去的作品写中间人物多。我也想着这回下来搜集些材料，写写英雄人物。可是一到实际生活中走走，英雄人物太少啦！”（与家乡晋城县委书记常三毛谈话）
“其实，还是中不溜秋的人物占绝大多数。你们想搞文学创作，想当作家，就得用普通人不一样的眼光看待社会，观察生活，认识各种人，这才能获得创作所必需的素材。”（与文学青年谈创作）
“镇压反革命条例上没有规定写了中间人物就是反革命呀！作品里既有正面人物，也有中间人物和反面人物，要全写正面人物，那怎么写成作品呢？”（1966年8月10日，回应红卫兵批斗）
赵树理笔下所成功塑造的人物都是他深入社会、观察生活的结晶，他坦言：“我没有胆量在创作中更多加一点理想，我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只是凭主观想象，按着政治风向创作，这是文学创作的大忌，很难写出好作品来”。在那个“遍地英雄下夕烟，齐声讴歌‘高大全’”的时代，赵树理能有如此的清醒，委实难能可贵！
客观而论，赵树理毕竟是一位受党教育培养多年的作家，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方向影响着他后期的创作活动。但是，鉴于他主观上强烈抗拒“创作上常有套子束缚着作家”，客观上“我没当过党的领导，连个小组长也没当过，怎么能写出领导。说我不写英雄人物，是我看不到英雄人物”，使得赵树理的后期创作无不表现着他寻找理想英雄人物而不得的困惑。
这种困惑，颇为典型地体现在两个作品的创作方面：1964年的《十里店》和1966年初的《焦裕禄》。一出《十里店》，赵树理六易其稿，足见其付出的艰辛之巨。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塑造“时代英雄”的一个良机：“自以为重新体会到政治脉搏，接触到了重大题材”；“我终于找到了一些感觉”，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其实不然，据知情者栗守田回忆：“五场戏反映的落后面太大，没有人敢负责让这戏演出。”1964年9月，晋东南上党梆子剧团带着《十里店》参加全省现代戏汇演，只在内部演了一场即被禁演。“文革”时它被批为“兜售刘少奇‘三自一包’黑货”的“大毒草”。至于《焦裕禄》，那是赵树理看了晋城县剧团排演的河南省焦作市豫剧团的同名本子，认为剧中把焦裕禄神化了，于是，他深入兰考，到群众中去采访焦裕禄事迹，并写出了前三场，但终因陷入创作困境而辍笔。
赵树理卓然不群的创作实绩自是彪炳史册。他后期的清醒给后人以启迪，而面临的困惑则给后人以警策。——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重提这位作家的理由罢。
【王翔宇荐自《联谊报》2012年7月14日/本刊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