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中国与盟军在抗战时期的合作主要局限于国民政府及正规军这一层面。事实上，共产党所领导的各类武装力量与盟军之间也曾有过非常广泛的合作。情报合作，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中共利用自己在南中国广泛的活动空间和独特的社会关系，为盟军搜集了不少军事情报。
叶剑英执掌南方局军事组
1939年1月上旬，中共为加强党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领导，成立了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等人为负责人的南方局。当时的中共中央地处西北一隅，要指挥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江苏等南方省份及港澳台和海外地区的党组织活动，殊为不便。于是，就有了南方局的成立。南方局成立以后，中共在南方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活动范围和执行能力得以大大加强。与此同时，党的对日情报工作也得以迅速展开。
南方局一共有六个常委，以周恩来为书记，各负责一块。在具体分工中，博古负责组织，凯丰负责宣传及党报，周恩来负责统战，叶剑英负责联络，吴克坚负责报馆。在南方局下属的统战委员会之下，有一个名为军事组的机构。这一机构，便是南方局中专门负责敌情搜集和分析的机构。为了让军事组能够迅速打开局面，中央决定让叶剑英来领导它。叶剑英懂军事，是党内不可多得的参谋人才，另外，他还担任着八路军参谋长的职务，具有公开活动的身份，同时，他曾担任黄埔军校的教官，学生故友遍布军政两界。这样的考量，显然是相当周到的。叶剑英执掌南方局军事组的时间不长，只有两年。然而，这两年，却是具有开拓意义的两年。
初创时期，军事组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方面，它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供了诸多有关日军、伪军动向的材料，并对《敌伪广播》、《敌情通报》等材料进行深入研究和综合整理，择要报送中央领导参考。另一方面，它还积极动员沦陷区和国统区的各种力量，构建了一个广泛的情报来源网络，及时获取了各类重要讯息。1941年2月，叶剑英奉命撤回延安，军事组先后由王梓木、薛子正、童陆生等人继续负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指导所辖各游击区的情报人员与盟军合作，配合盟军作战，亦日益成为南方局情报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英美主动寻求情报合作
中共与盟军的情报合作始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194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广大共产党员加强与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联合。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同日进攻九龙。就在日军进攻香港的间隙，中共曾几次派人与港英当局接触，商讨合作事宜。对于中共释放出来的善意，港府表示，将尽量配合东江纵队的行动，并为之提供数量可观的武器。谁料，合作还没有开始，战局便急转直下。12月25日，英军放弃抵抗，港督举旗投降。
香港沦陷之后，日军将前港府官员、英军官兵和一些侨民统统关进集中营，进行强制劳役。1942年3月，共产党领导的港九游击队侦察到一个重要讯息：启德机场关有一批英军战俘。得悉这一情报之后，上级即令：要想方设法营救他们。于是，港九游击队立刻组织了一支精干的短枪队，实施营救行动。最终，短枪队员化装成小贩混进机场，从下水道中救出耐逊上尉等4人。其后，游击队还通过各种方法救出多名校尉级英军军官和他们的家属。这些被游击队员救出的英军军官历尽艰辛回到大后方之后，有感于中共在地下情报获取方面的非凡能力，向英国当局提议，可以争取中共游击队协助，成立一个专门性的战俘营救机构。这一方案很快被英国国防部采纳。很快，一个名为“英军服务团”的机构在广西桂林成立，不久，该机构在东江纵队的活动区域——惠州设立办事处。自此，东江纵队与盟军互通军事情报的常态化合作，得以正式开始。在东江纵队的帮助下，“英军服务团”迅速在香港建立起情报网，布置了一条严密的地下交通路线。
眼见英军与中共的情报合作如鱼得水，美军自然也不甘落后。1944年前后，一直都只把国民政府视为合作对象的美国情报部门开始调整方针，主动将寻求合作的手伸向了中共。1944年7月，美国《欧亚杂志》发表《东江纵队与盟军在太平洋的战略》一文，明确提出，国民党军“挡不住日军打通粤汉线的进攻”，美军必须“加强与华中、华南敌后作战的游击队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与此同时，在盟军中国战区长官史迪威亲自过问下成立的美军观察组正式成立。这个观察组的成员来自美国陆军、海军、战略情报局、驻华美军司令部和驻华大使馆，由包瑞德上校任组长。7、8月间，美军观察组先后分两批到达延安。在延安期间，观察组向中共提出了一个他们所需情报的清单。对此，中共予以了积极配合，除了指派总参谋长叶剑英具体参与指导以外，还以中央名义电令相关根据地尽力为美军搜集情报。10月，美军派出以第十四航空队欧戴义博士为首的接洽人员通过国民党余汉谋和军统戴笠的关系进入惠阳游击区，找到了东江纵队司令部，专门就情报合作事宜进行拜访。美方此行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调查东江纵队的实力，以寻求战略反攻时所需要的帮助，二是希望在游击区设立电台，为太平洋上的美军搜集情报。美军主动找上门，东江纵队不敢擅作主张，马上将情报汇报给了上级党组织。收到东纵的电报以后，中共中央和南方局都很重视。毛泽东更是亲自作出批示，将电报转抄给周恩来、任弼时、刘少奇、彭德怀等人阅读。几天之后，延安指示，要求东纵答应美方要求。接到延安指示之后，东江纵队迅速行动起来，帮助欧戴义一行在游击区架设电台，搭起了南中国游击区与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及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之间的“空中通道”。
“盟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之情报站”
自建党以来，中共就特别重视情报工作。从1927年开始武装斗争以后，地下情报搜集更成为中共得以生存和壮大的一大利器。无论是国统区、根据地、沦陷区、游击区，还是大中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党的情报触角可谓无处不在。在与日寇正面交锋的华南地区，有着“东方谍都”之称的香港，就密布着华南游击队精心编织而成的地下谍报网。
香港是国际大都市，社会环境相对宽松，在这样一个龙蛇混杂的氛围下，以粤港澳本地人为主要成员的东江纵队要想在这里打造一个高效的谍报系统，显然要比远道而来的外国人具有优势。利用中共在港多年活动所形成的关系网，东纵很快就在这里建立起了一个包括群众、中队、大队在内的三级情报网。通过这张网，游击队的情报人员渗透到日军占领区的每一个角落之中，获取到了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在内的各项情报。为得到情报，中共谍报人员以各种身份打入到日伪的行政、军事机关里面，依靠强大的活动能力，与日伪高层人员发生关系，再从与后者的交往中获取有效讯息。在当时的香港，游击队的耳目可以说是无所不能。他们既能打听到驻华日军的核心军事机密，又能从日伪军警的眼皮底下把一些重点关注对象一一解救出来，有时候，甚至还能执行破坏日伪军事设施，暗杀汉奸的军事行动。除了在香港帮盟军搜集情报以外，东江纵队还在其活动的广大区域内协助盟军建立了工作组。这些分布在群山密林之中的工作组，利用各种途径，与中国战区和盟军总部保持着全天候的联系。 随着太平洋战局的展开，东纵与盟军情报合作的规模越来越大，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在决定着太平洋战区格局的三年对垒期内，大量的重要情报经由东江纵队构建起来的情报网源源不断地达到盟军指挥室。其中不乏日军启德机场材料、日军布防香港及广州详图、日军神风特工队K2飞机图纸等核心机密。对此，无论是在华美军司令部，还是华盛顿总部，都予以了充分肯定。一位美军将领甚至惊叹：这里（东江游击区），堪称“盟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之情报站”。
然而，主流虽好，但由于双方在立场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对立，合作过程中，难免会产生摩擦。比如，游击队历经千辛万苦为英军服务团提供情报之后发现，服务团的成员不仅与香港九龙一带的土匪有联系，而且瞒着游击队员在游击区内偷偷架设了一部电台。后来，游击队发现了英军的这些小动作，便果断地把这架电台“请”了出去。又如，在游击区设立的美军工作组中，美军带过来的报务员除了用特定密码向美军发报以外，还用另一种密码向其他地方发报。经过调查，游击队发现，这个报务员是国民党“蓝衣社”的情报人员，他除了帮美军服务以外，还承担着潜入游击区为国民党窃取情报的任务。最终，愤怒的游击队员把这个报务员逐出了游击区。
关键情报影响太平洋战局
在东江纵队为盟军提供的重要情报中，有几条是特别值得一提。这些情报的获得，不仅来源相当隐秘，而且对于盟军的战略决策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有的情报，甚至起到了影响战局的关键作用。
1943年秋天，盟军制定了一个空中打击日军驻港重要补给和军事基地的计划。为了提高空袭的精确度，盟军航空部队急需一些能清晰反映攻击目标的情报。为此，通过英军服务团出面，盟军与港九游击大队取得了联系。根据来人的要求，盟军将派几个负责拍摄的技术人员过来，由游击队来带路，去日军重要的军事设施旁边进行拍摄。接到任务以后，港九大队立即动员其在港九一带的社会关系，对日军基地进行摸底调查。经过调查，游击队确定了一个重要拍摄地点——观音山。这里居高临下，隐蔽性很强，可以从极佳的角度拍摄日军启德机场、锣铜湾军火库、鲤鱼门军营等重要目标。在夜色的掩护下，英军拍摄人员和游击队员们扛着机器，安全地进入拍摄地点。伴着冉冉升起的晨光，拍摄人员依据游击队员所指的方向，不停地按动着快门，一些被日军千方百计隐蔽的目标就这样成为了盟军轰炸的重要参考依据。十多天后，盟军派出数架轰炸机，对这些目标进行试探性轰炸。由于种种原因，此次轰炸并未对日军据点造成重大损失。但是，东纵的情报人员却对这次轰炸的落弹地点逐一进行了登记，然后再绘成地图上报给了盟军司令部。又过了十多天，盟军再次出动飞机轰炸相关目标。这次，轰炸取得空前成功。日军驻港的空军基地和船厂遭到重创，10多架飞机陷入火海，两艘军舰被击沉，此外，启德机场和一些炮台也受到相当程度的打击。这一次空袭，是太平洋战争初期盟军对日军在南中国沿海空军势力的一次成功反击，为日后的战略反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军占领香港以后，试图将其打造成远东及太平洋一带的核心据点，由此，他们把港英时期的民用机场——启德机场扩充为军用机场。扩充之后的启德机场，很快成为日军在南中国最大的军用机场，从这里，日军飞机南可达东南亚及澳大利亚，东可进太平洋诸岛，西则可深入华南及西南。正因为启德机场极具战略地位，对于它的保护，日军也是费尽心思。1944年下半年，盟军情报部门在多次窥探启德机场无果之后，不得不向中共求助。经过一番调查之后，中共情报人员发现，日军在启德机场周围设置了异常严密的安保措施，围起了层层铁丝网，因此，要通过常规手段进去调查，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百密终有一疏。情报人员反复蹲点之后又有了新的发现：在机场的周围，活跃着一群名为“老鼠仔”的穷孩子。这些孩子自小就在这里成长玩耍，对机场的铁丝网、进出口，甚至地下道，都了如指掌，更为关键的是，由于这些小孩太灵活，日军根本就抓不到，久而久之，也就对这些顽皮的孩子放松了警惕。得知这一情况，情报人员如获至宝。于是，通过各种关系，情报人员找到了这群小孩中的一个，要求他去搜集有关情报。得知是要自己去为打鬼子的游击队服务，这个小孩很高兴地答应了，还主动去找了几个帮手。在情报人员的指导下，这群小孩拿着卷尺和纸笔，几天之内数次钻进机场，将探到的情况画成草图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当这些重要情报到达盟军手上时，连一些资深的军事谍报人员都惊诧不已：我们几个月都没能进去的地方，你们居然几天时间就轻松搞定了，真是了不起。
1945年初，盟军作出一个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作战计划。或许是估计到了盟军的战略意图，日军率先作出反应，将驻守在华中一带的精锐部队秘密调往广东。对于日军的反应，盟军的情报部队没有任何觉察。就在美军积极准备登陆战役的时候，他们忽然发现一个蹊跷的现象：之前一直被盟军情报机构重点监测的日军驻华中精锐师团——波雷一二九师团居然瞬间失去了踪影。这支名为“波雷”的部队，是日军之中最擅长洞穴攻击的特种部队，在太平洋岛屿争夺战中，美军曾多次吃过它的亏。得知这支部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盟军顿时陷入了紧张和犹豫之中。这时，在珠江三角洲的丛林之中，游击队设立的情报站获得一个重要信息：一支日军机动部队，关闭了所有的电台设施，昼伏夜行，正加紧往沿海一带运动。通过收买日军中的汉奸翻译，游击队证实了这支部队的番号。原来，它就是在盟军电波中消失不久的波雷一二九师团。得到这一重要情报后，游击队立刻将其传递给了盟军总部。这一情报，让一直都悬着心的盟军总部和华盛顿一下子就卸下了包袱，依据判断，他们迅速对登陆战役作出调整。所谓的盟军华南沿海登陆计划，也由此锁进了盟军的历史档案箱之中。
华南游击队与盟军在南中国情报合作中所取得的成就，为之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战时，盟军总部曾数次以电报的形式表扬东江纵队。战后，英国曾在伦敦举行盛大的纪念反法西斯胜利庆典。在庆典上，英国皇室向一些为国际反法西斯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颁发了勋章。其中，东江纵队联络处的翻译官——黄作梅作为唯一一位共产党员接受了勋章，这无疑是同盟方对中共配合盟军作战方面所予以的充分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