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9年底发端於希腊的西方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既是金融危机的内容，又是金融危机的后续结果。杰索普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分析框架指出，西方国家金融化积累策略及其相应的政治策略和领导权方案，在此次债务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并不是偶然发生的现象，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金融化；积累策略；领导权方案
中图分类号：F8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8—073—07
一、问题的提出
由於金融危机爆发后，一国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通常要增加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因此，20世纪爆发的三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均伴随着主权债务危机的出现。主权债务是指一国以自己的主权为担保向外，不管是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向世界银行或是其他国家借来的债务。而主权债务危机则指一国不能偿付其主权债务而发生违约。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后，主权债务危机首先在欧元区国家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并非第一次出现，但2009年底，由希腊开始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却是首次爆发於发达国家，其特点是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从资本主义外围国家延伸到核心国家。
2009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标普、穆迪和惠誉分别下调希腊的主权债务评级。2010年上半年，希腊政府因无力偿还即将到期的债务，向欧盟和IMF紧急求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浮出水面。继希腊之后，爱尔兰的主权债务危机发生，欧盟和IMF启动了总额7500亿欧元的紧急救助机制，以帮助希腊和爱尔兰度过难关，降低主权债务违约风险。2011年5月，标准普尔将希腊的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2011年5月，葡萄牙主权债务违约风险上升，被迫向欧盟和IMF求援。由於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传染效应，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同时遭受信用危机，信用评级被调低，国债价格出现下跌压力。据估计，受主权债务问题影响的国家的GDP占欧元区GDP的37%左右。据欧盟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第三季度，在欧元区17国中，政府债务占GDP之比与第二季度的87.7%相比有所下降，但仍为87.4%。
与此同时，美国也深陷财政危机和国际收支危机之中。长期以来，美国经济发展一直为“双赤字”所困扰，即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政府采取了增加财政开支刺激经济增长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大幅度上升，2010年财政赤字超过GDP的10%，远超过3%的公认警戒线。美国政府债务规模迅速攀升，到2011年5月已经超过了14.29万亿美元的上限，占GDP的比例接近100%。从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到2010年，美国提高债务上限就达到六次之多。2011年8月5日，标普降低了美国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AA”级降至“AA+”级，这是自1917年以来美国政府信用评级首次被下调，美国国债有史以来首次失去3A评级。
二、金融危机成因分析
西方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既是金融危机的内容，又是金融危机的后续结果。对於金融危机的成因，马克思将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进行了分析，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释。
（一）马克思关於两种类型金融危机成因的分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经历了1847年和1856～1857年两次严重的货币金融危机，马克思根据金融危机的表现形式将其分为两种类型。
1.作为生产和商业危机先导阶段的金融危机
此类危机表现为商品难以转化为货币和一切商品对於货币的贬值，其根本原因并不在於货币市场本身，“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危机表现出来的，实际上不过是表现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所以，其根本原因在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体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马克思指出，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从商品世界分离出来，蕴含了危机的必然性。从资本的最一般的性质，即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出发，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生产扩大与价值增殖的矛盾，使生产过剩成为内含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且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一种经济现象，从而依靠资本主义自身的调整是难以克服的，因为“进行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地点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取决於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使生产相对过剩，导致商品难以转化为货币和一切商品对於货币的贬值，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2.独立於生产和商业过程发生在金融系统内部的金融危机
马克思将此类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归结为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而导致的虚拟资本过剩。马克思指出，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会导致资本过剩。而“所谓的资本过剩，始终只是指不能通过资本的数量来抵消利润率下降的那种资本的过剩。”由於利润率下降而产生的过剩资本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中分离出来，由於信用的作用，取得了生息资本的存在形式，“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它的最表面和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生息资本的形式造成这样的结果：“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一个资本生出。”纸质凭证成了想象的资本，从而抛弃了资本的物质属性。在生息资本的基础上产生的虚拟资本又获得了独立的存在形式，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运动方式。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尽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因而可以作为资本价值来流通，但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这种证券的市场价值是由预期收入决定的，是资本化的收益。虚拟资本特殊的运动规律极大地满足了资本家通过赌博投机实现价值增殖的要求。一方面，“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从而他人的劳动的权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的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为了实现剥夺，必然会使资本主义信用扩大化；而资本主义信用的扩大化，必然使社会财富为少数人所占有，“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信用使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由於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对当前金融危机成因的分析
1.美国垄断学派
美国垄断学派创立於1960年代，以美国垄断资本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经济剩余”概念，认为剩余增长规律代替了利润率下降规律。垄断资本在私人消费和投资上吸收剩余的能力并不足以吸收日益增长的经济剩余，从而垄断资本主义必然出现生产停滞的趋势，同时金融资本扩张成为垄断资本主义消化经济剩余的一种方式。面对1980年代开始的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他们提出了“垄断金融资本”概念，概括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本积累停滞趋势和金融资本扩张趋势的双重特征。他们把金融资本积累脱离於产业资本积累，但又必须依赖资本主义实物生产过程的矛盾，称之为资本主义双层积累体制的矛盾。虽然金融资本可以远离产业资本，但它的利润最终还是来源於产业资本循环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垄断学派认为，与资本存量相比的剩余价值量的减少，导致了投资和就业的削减，最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的长期下降，垄断造成的消费和投资不足导致了生产过剩和停滞，从而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
2.美国社会积累结构学派
社会积累结构学派发端於1970年代末，对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分析进行了具体化，把资本主义积累过程赖以进行的制度环境和制度集合体这种稳定、有利的外部环境称为社会积累结构。该学派认为，制度结构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出现过两种形态，即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和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其代表人物大卫？科茨认为，导致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积累结构放松了经济与金融管制，私有化，削减福利，打击工会和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追求低通胀率而非低失业率等措施，加大了劳资矛盾，扩大了社会不平等，利润在迅速增长，工资和政府公共开支却在下降，这导致总需求严重不足。由於没有出现有利的社会积累结构，缺少有利可图的生产性投资机会，从而导致金融投机和经济泡沫化，形成了通过金融泡沫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自由主义社会积累结构。个人、企业和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大和金融业的脆弱性不断加重，进而引发了危机。
3.法国调节学派
崛起於1970年代的法国调节学派，主要从各种制度结构及其功能上就资本积累的过程、动力、障碍因素及绩效进行分析。作为调节学派的创始人米歇尔？阿格利埃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分析延续了他之前对当代资本主义金融资产积累特征的分析，强调企业治理完成了从“福特制资本主义”向“股东价值资本主义”的转变，“在集体谈判的框架内分享生产力进步的社会契约这样一种治理模式，已经逐渐被金融在企业内部掌握权力的治理模式所取代。”而“股东价值”模式导致了三种负债的衍生结果：企业减少资本，进行债务融资；工资的压榨使家庭负债比收入增长得更快；公共债务的增加。金融危机以及债务危机的爆发主要受这些衍生结果的影响。
4.凯恩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凯恩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间寻找沟通的桥梁，海曼？明斯基自称是“金融凯恩斯主义”的阐释者，认为金融的不稳定性是经济波动的根源。这是因为投资波动是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而投资波动又是由资本主义金融的内在不稳定性决定的，因此，整体经济的稳定性取决於套期保值融资、投机性融资与庞氏融资三种融资活动所占的比重。明斯基认为，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有从强健状态向脆弱状态转化的内在倾向，原因在於经济周期中人们预期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经由金融体系传导的方式。明斯基一直批评传统凯恩斯主义提出的微调政策，认为这种政策观忽视了行为人预期和行为的调整，经济主体预期和行为的改变是稳定政策产生新的不稳定的根本原因。
三、西方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分析
2009年发端於欧元区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国家和政府行为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与影响，以及与经济系统的关系。从政治学和经济学紧密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到与政治学分离的新古典经济学，再到研究“政治的经济学”与“经济的政治学”的新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一直伴随着对经济与政治之间关联的不同认知和争论的发展与演进。政治作为一种非经济的要素以“国家”和“社会公正及道德”两种表现形式介入经济运行，此处取新政治经济学中对“政治”一词的狭义理解，将其理解为国家和政府行为。本文借鉴杰索普的国家理论分析框架，着重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积累策略以及与积累策略相对应的调节方式进行分析，以期为解释当前的主权债务危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国家的本质和职能
关於国家的本质和职能，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国家理想主义的批判的基础上，在重新考察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了国家的本质：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在国家起源二重性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国家职能的二重性理论，即政治统治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二战后的国家理论几乎都是阶级理论方法与资本理论方法两分法的变体形式，缺乏一个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分析框架。如密里本德的工具主义国家理论无法解释阶级斗争如何适应於资本主义再生产，阿芬那昔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理论没能超出葛兰西之前的“帝国主义”分析，这些理论很少联系起来考虑资本的抽象逻辑与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式。杰索普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通过国家的策略理性把“资本理论”与“阶级理论”结合起来，建立了将“资本理论”与“阶级理论”融合在一起的分析框架，把国家看成是“一个社会关系，它事实上可以作为策略的场所、产生者和结果来分析。”即国家是一个由社会关系决定的制度整体和策略选择平台，作为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制度统一体的国家，最后体现的选择形式是政治策略、积累策略和领导权方案竞争冲突后的整合结果。
（二）金融化的积累策略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所必需的资本积累的策略选择，积累策略界定了“一个特殊的经济增长模式，并兼有各种超经济的前提条件，还勾画出一个适於其实现的一般策略。”从1970年代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走上了金融化的经济增长模式，即以金融为核心并支配实体经济的积累和增长体制。新的积累和增长体制以金融资本为主导，资本积累需要同时满足增殖性和流动性两方面的要求。 1.经济金融化的驱动因素
首先，经济金融化的根本驱动因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货币资本相对於生产资本的独立。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属性和职能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资本循环和周转，阐明了他的货币资本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理论，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论述了货币资本的作用：质的方面，货币资本作为资本周转的前提是资本周转的第一形式；量的方面，要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货币量。基於货币的性质和地位，马克思认为，“货币资本在由产业资本而不是由它自己的推动完成了资本积累阶段之后，便建立起一系列机构，成功地显示了自己的自治，即面对作为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唯一源泉的资本的自治。由於这种自治，货币资本取得了一种获取金融收益（利息和红利）的能力，而这种收益的本质就是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分割。”这种植根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的对货币和金融资本的拜物特性，使金融资本的力量不断增强，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不断加大。其次，经济金融化的直接驱动因素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深化带来的经济停滞。20世纪50、60年代是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进入1970年代，资本主义陷入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停滞与高通胀同时存在的“滞胀”。资本主义生产扩大与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和人口过剩与资本过剩之间的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利润率出现了下降趋势。金融化的发展就源於实体经济利润率的长期停滞，在1970年代的“滞胀”期间，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国际化步伐大大加快。经济金融化的具体驱动因素是货币的虚拟化，随着国际货币体系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变，拉开了“黄金非货币化”的历程，全球范围内的货币被彻底虚拟化。美国和欧元区国家凭借国际本位货币的霸权地位，无约束地对外提供货币，换回实物资源和境外服务，最终使经济走上了“去工业化”和“金融化”道路。美元和欧元这种双本位国际货币体系，打破了货币统一性的需求，国际货币体系深陷“滥币陷阱”，使国际货币失去了实体经济的坚实根基和有序的运行机制。货币虚拟化与经济金融化存在一个相互强化的过程，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不断的金融化。
2.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体制
金融化使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积累体制发生了重大改变，利润主要产生於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渠道。这种以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体制建立在家庭、企业和政府不断扩大的负债基础上。
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体制生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工资上涨的限制。随着福特制工资关系向后福特制工资关系的转变，建立在凯恩斯主义上的妥协的劳资关系被以雇员的非稳定化和劳动合同的碎片化为基础的后福特制的工资关系替代。尽管家庭持股比例有了很大提高，但通过股票所有权向低收入家庭扩散财富的程度非常有限，家庭部门实际收入增长陷入长期停滞状态。长期的收入停滞提高了家庭以劳动力再生产为目的和以进一步弥补收入不足为目的的信贷需求，居民的家庭债务以人为的方式造成了一种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由此形成了抵押贷款～房地产市场一证券化一衍生品联动的金融链条，导致了家庭部门债务驱动型的消费。随着家庭收入从银行储蓄转向股票证券，并日益集中於金融中介而转化为各类息票金融资产，作为被金融化的大众收入也就具有了更高的利率敏感性，更容易受到利率变动的影响。由於实体经济利润率的停滞，金融资本从控制产业资本转向了控制个人，通过对贷方设置剥削性的信用条件实现对家庭收入的进一步掠夺。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加剧了家庭部门的负债。
从企业角度看，金融化是由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公司治理目标造成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里普纳从两个角度分析了美国经济金融化的问题：在非金融企业收入的来源中，证券收入与生产活动的收入相比越来越重要，金融化使非金融企业资本不断从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领域退出，并投身於金融市场以获取更高的利润；金融业利润的全面增长，使发达国家以金融、保险、不动产部门为主的虚拟经济部门的附加值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制造业部门，且差距在不断扩大。1990年代，斯威齐就指出，公司真正的权力不在“公司的董事会手上，而在金融市场”，这种“金融与实体之间颠倒的关系”才是“理解全球（经济）新趋势的关键”。当金融资本占据了统治地位后，金融资本家就取代了工业企业家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领导地位。金融化伴随着分享工业资本利润的大规模食利阶层和金融机构的涌现，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呈急剧分化趋势。企业为提高股东收益率而采取的增加利息支付、管理层高薪、分红或股份回购等形式，都会减少企业留存利润，使企业负债率上升。金融化的发展促使股东价值导向的公司治理弱化了实体资本的积累能力，资本积累表现为债务积累，资本越来越呈现为双重形式：真实资本和虚拟资本，形成了企业的债务驱动型投资。
以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体制是西方国家财政赤字的结构性因素。经济金融化和去工业化是分析19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最显著特征的两个不同角度，经济金融化是从积累角度，而去工业化则是从经济活动角度。与经济金融化相伴随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去工业化。工业作为财富创造和价值来源的主体，是经济增长和运行的核心。由产业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以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形式为各职能资本家所瓜分。国家和政府同样也参与经济中剩余和财富的分配，这是其发挥职能的物质基础。而由於实体经济萎缩而导致利润率下降出现的去工业化，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失去了维持其职能的物质基础。以美国为例，美国联邦支出由法定支出、利息支出和权衡性支出三部分组成，法定支出主要指社会保障基金、医疗保险基金等。在经济停滞、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下，法定支出越来越大。作为财政收入的唯一来源的税收的增加是以经济、就业和公司利润的增长为前提的，在财政收入减少而财政支出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产生的财政赤字必须依靠不断扩张的公共债务来维持，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如影随形。美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向外国借钱，美国国债的避险功能吸引了境外的大量资金，充足而又低廉的公共债务来源支持了美国财政赤字加速上升。公债功能从财政功能和金融功能不断向宏观调控功能发展，最终使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公债，可以说，“赤字财政和公共债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增长模式，而不是纯粹的宏观调节政策。”商品市场危机—金融市场危机—公共债务（市场）危机呈现递进发展的趋势，从而使资本主义国家债务危机不仅仅是个别现象或突发事件，而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或规律。 （三）与金融化积累策略相对应的政治策略
任何一种新的特殊的积累策略，都是资本主义为克服其固有的局限性所选择的手段和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力量对比关系的结果。金融化的积累策略使资本主义劳资关系、资本关系、国家关系都发生了新的变化，由此带来了国家政策与国家形式的相应变化。
1.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
新自由主义学派把1970年代“滞胀”的发生归咎於凯恩斯主义主导的国家干预政策，因此主张“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1980年代，以有效市场和理性预期为支撑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主导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核心理念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小政府大市场，把国家的角色定位为创造条件以保证市场的自由运作。1990年代初，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成为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意识形态和政策。
1980年代中期以后，美联储连续降低短期利率以刺激经济的措施使借贷成本下降，推动了金融部门的发展。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主张放松金融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改革，推动金融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1999年11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银行、证券、保险公司的业务相互交叉，标志着美国金融混业经营模式的开始。随着金融业逐步从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证券化和金融创新快速膨胀。在经济金融化的同时，美国又通过强大的军事、科技力量和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推行金融全球化。资本主义似乎总会不断找出超越“资本主义内在局限性”的方法，但它所采取的手段只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更大的障碍。短期内金融化刺激了经济增长，延缓了经济危机，但从长期来看，必然会产生更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停滞一金融化困境的出现。
2.国家形式的变化
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资本成为决定资本周期性运动占据主导地位的推动力以后，必将带来相应的技术和劳动社会组织的变化，这种变化就体现为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从凯恩斯主义的福利民族国家向熊彼特主义的竞争国家的转变。关於国家形式转变的原因，切尼和杰索普给出了各自的解释。切尼指出，面对全球化时代资本流动性增强导致的国家间的激烈竞争，竞争国家能够将这种竞争的规则内在化，从而取代福利国家。福利国家最优先考虑的是通过“将经济生活的关键要素”与“市场力量”分离，提高国民的福利水平；而竞争国家的首要战略则是“为了使国家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在国际的和跨国的条件下更具有竞争力地市场化。”根据杰索普的解释，随着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由福特制向后福特制转变，福利国家也开始向竞争国家转变。只要能够稳定、强化福特制之后的积累体制扩大的再生产，并为这种再生产创造条件，竞争国家就可能从以前嵌在大西洋福特制体系中的经济体中凸现并确立起来。杰索普将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定义为，“试图通过推进相对开放经济中持续的创新和灵活性，并通过超经济条件与经济条件之间的重新结合来强化后福特主义经济的结构性或系统性竞争。”
在以金融占主导地位的积累过程中，就业水平成为一种关键性“调节变量”。后福特主义劳动过程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化和流动性，通过“减员增效”和“结构重组”，增加关键工人尤其是管理者的比例，灵活地雇佣或解雇地位较低的边缘工人，使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两极分化加剧，中产阶层萎缩。由於受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公司治理目标影响，公司治理哲学从福特制的“保留加再投资”转向“裁员加分红”的股东价值导向偏好，使失业水平持续上升，工人收入弹性增强。由於生产过程在1990年代之前的重组和之后的弹性化，非生产工人比重上升，导致利润率下降。与福特主义相比，后福特主义的经济是基於知识的经济，知识培育和技术创新在经济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竞争国家在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此时的技术创新过程已经取代技术本身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以及资本主义再生产进行的必要条件。并通过大力发展与金融全球化相关的信息技术，不断自我仿制来延续知识产权。
（四）与金融化积累策略对应的领导权方案
领导权方案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解决资本一般与个别资本、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进行政治统治、解决特定问题的方案。1970年代的“滞胀”危机发生后，美联储将调整利息率控制通胀和稳定币值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为了突破有效需求不足的障碍，自2001年起，美联储连续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和信贷门槛，从而导致个人和政府债务的迅猛增长，形成了债务型经济增长模式。当2007年美联储提高利息率后，次贷违约率迅速提高，经济由流动性危机转化为偿付能力危机，并通过证券化引爆了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
资本主义代议选举民主制也在金融危机演化为债务危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资本主义代议民主制框架下，政治家普遍采取迎合选民的“少付多得”的竞选和政策策略，倾向於扩大公共支出的规模，用发行公债来代替税收，造成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的增长。次贷危机爆发后，一方面，美国政府动用巨额纳税人资金，拯救危机制造者——金融机构与大型企业，承揽私人机构债务，将损失社会化，最终导致主权债务危机；而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却不断削减直接关乎大众福利的社会基本保障支出，而不是对富人征税，致使劳资矛盾增加，直接导致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爆发。金融危机由“私人债务国家化”演变为“国家债务国际化”。“虚拟经济泡沫——银行危机——政府救助”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债务危机的发生。
四、结论
当前西方国家面临的主权债务危机是首次爆发於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其发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由於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加深，资本主义国家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从1970年代以来一直处於停滞和下降的趋势，作为逐利的资本为谋求更高的利润，从生产领域转移到金融领域，利润主要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渠道产生。货币的虚拟化使金融化进一步加强，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金融化的积累策略。与此相对应，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主张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国家形式实现了从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向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的转变。金融化的积累策略以及与其相对应的政治策略的改变，使个人、企业和政府负债不断扩大。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大都经历了几十年的债务经济。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及对金融危机的救助措施使西方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浮现出来。主权债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积累和深化的集中表现，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
责任编辑：孙立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