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问题再次成为即将到来的日本大选的焦点。选情占优势的自民党在竞选纲领中，以日本与中国和韩国的岛屿纠纷为引题，要求变更宪法解释，赋予日本集体自卫权，大幅扩充军事预算；通过扩充自卫队、海上保安厅的人员及装备，来强化领海警备，加强对钓鱼岛的“有效控制”。
这一变化意味着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较量将是一场持久战，中国应做好长期应对的战略和策略。
在最初第一轮的较量中，中方拿出了多层次、及时有力的反应，阻断了日本政府试图借机加强对钓鱼岛的主权并推动其新海洋战略的企图。但接下来如何应对，应立刻提上决策者的日程。目前，政策目标并不明确。
根据当前局势，中国有三种选项：一是坚持要求日本撤销“国有化”钓鱼岛的决定，回到原来的状况，继续搁置争议；二是乘机彻底解决钓鱼岛问题，明确钓鱼岛主权归中国所有；三是维持日本完成国有化，中国随即派出渔政船的新现状，即中国已经打破了日方的实际控制，发展成中方参与管控的新局面。
现在中方的官方态度是“希望日本回到谈判桌前”。但谈判内容是什么，中方希望从谈判中获得什么，似乎并不清楚。
笔者认为，处理钓鱼岛问题有四点需要注意：
第一，政策目标一定要清晰明确且可操作，不能过于笼统抽象，不能把解决问题的主动权交予日本。
坚持让日本撤销“国有化”决定，或坚持要求日本承认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如果东京坚持拒绝，中国会非常被动难以转圜，而碍于日本当下的国内政治状况，东京也几乎不可能做出退让。
利用此次争端收回钓鱼岛，彻底解决主权争议固然最好，但考虑到当前的亚太局势和美国重返亚太的因素，这并不现实。而搁置争议，待十年后再做处理，对中方最为有利，因为时间优势在中国一边。
有鉴于此，中国应把维持9月日本国有化后中日双方实际管控钓鱼岛的现状作为首选政策目标，把这一局面固定下来，使其常态化，并以此设计战略和策略。
要达成这一目标，重回谈判桌也不是必要途径，原因是这无需取得双方的共识，目前的实际情况便是如此。中方只需不承认钓鱼岛是日本领土，并以实际行动维持钓鱼岛主权的争议状态，继续参与管控钓鱼岛列岛及附近海域。而要做的准备，就是对日本对钓鱼岛的行动保持警惕，并具备及时给予相应反应的能力。
第二，中国对钓鱼岛危机的处理，要谨慎，有全局观念，不可意气用事。恰当的反应应是逐渐升级的，反应程度也应对等，切忌过度。如果将行动烈度从一到十排列，要根据日方的下一步动作，做出适当的反应，不可对日本的三度动作，做出七度应对。特别是当下两国船只都在相关海域逡巡，今后两国执法船相撞的几率由此增加，要充分估计到各种擦枪走火的可能。
前一阶段中国对日本的施压是在事件发生的初级阶段给予的还击，但下一步就要避免铺天盖地的乱拳相加，不分轻重秩序，可能过犹不及，反而陷入被动。要留有余地，做好进行长期应对的准备。
当前中日贸易已受到影响，日本对华出口出现一定降幅。如果中日爆发贸易战，虽对日本打击大，但中国也不会安然无损，因此，不必轻言贸易制裁。日本在华企业上万家，雇佣中国员工达1000多万，这种深度依赖的经济关系是多年努力的结果，于双方有利。中国应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和其他领域的利益纳入到全盘考虑，不要让中日关系的大局失控。
第三，要把中日钓鱼岛博弈的焦点从目前仅局限于中日之间扩大到国际社会。中国崛起之时，外交大战略要求的是全球视野和胸怀。对于钓鱼岛问题，中国可以综合历史、法理、战后国际秩序安排中的道义原则来争取国际支持。
特别要避免各说各话。日本正在强化国际宣传，辩解称中方误解日本的“善意”，且以暴力相加，将中国刻画为狂妄专横的形象。对此，中方应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击，明示中国的反制措施是对日本“购岛闹剧”的公然挑衅做出的自卫式反应。
这场国际舞台上的舆论争夺刚刚拉开序幕，国际社会正密切关注着中国，中国需用行动表明，有能力维持东亚区域秩序的和平稳定，并愿意为此承担义务。例如对反日暴力违法行为的惩处要坚决，要让国际社会了解：“无论有任何理由，都不容忍暴力行为。”而在这场道义博弈中，中国不要轻言动武，不可打第一枪，即使不得不做出军事反应，也应出于自卫。
第四，要把钓鱼岛问题放在更大的棋局，尤其是近两年险象环生的中美关系中考虑。美国在军事战略上重返亚洲，目前最大的担忧是中国借机大幅增加军费，整军扩容，而这会从根本上改变亚太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和战略格局。所谓中国“威胁论”，主要意图也在遏制中国的军力扩张。
1996年台海危机后，台湾因素促进了中国的军事加强，海峡两岸关系缓和后中国似乎失去了强军的理由。由于钓鱼岛问题，中国有必要让国际社会知道，如果领土主权受到威胁，中国众多的核心利益就会越来越需要军事实力的支撑。十八大报告以相当篇幅涉及中国强军的需要，并首次提出中国要“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东亚出现军备竞赛是美国也是亚洲其他国家所不愿看到的，如果这一趋势发生，将威胁到整个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美国应该表明其继续搁置争议、缓和东亚紧张局势的立场。
奥巴马总统成功连任后，美国会继续奉行对华政策的两面下注，即“接触”与“防范”并进。中国也应该在采取反制措施的同时，顾及中美关系的大局，努力避免这一事件成为中美关系中又一个紧张因素。
总之，中国在与日本就钓鱼岛问题的博弈中需要有全局性的战略思维，中国的战略利益远超钓鱼岛，甚至超越中日关系本身。
中国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已经进入瓶颈期，过去在廉价劳力、原材料、资本、技术引进和制度性等方面的后发优势都基本释放完毕，而改革伴生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正在集中。要想保持高速增长，缓和社会矛盾，需要加大改革力度，打破央企在主要经济领域中的垄断，进一步引入市场机制。同时，中国也应借机理顺多部门共同管理海洋事务的乱象，整合资源，以清晰声音应对迭出的海洋争端。
作者为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