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日，纪录片《列国图志·中国篇》（后简称《中国篇》）在屏幕上热映，观摩后我久久不平、难以自抑。遂以此为契机，以中国目光来重新审视。《中国篇》作为DISCOVERY “中国题材纪录片巡展”的开幕影片，代表了该频道近年的宏大制作，作为世界看中国的最新文本，从中得到的反思也许更有时代性。
关键词：纪录片；《列国图志·中国篇》；DISCOVERY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24--01
从历史来看，外国拍摄的中国题材纪录片由来已久。“文革期间”由外国人来华拍摄并产生广泛国际影响的两部纪录片，一是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一是伊文思的《愚公移山》（和罗丽丹和拍），它们也许对我们当下的解读会有一些启示。
1972年，安东尼奥尼应中国之邀前来拍摄了纪录片《中国》，却在1974年遭到中国政府的严厉批判，成为那一代中国人对文革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这部影片诞生在1972年，中国处于文革后期极度的封闭状态，普通人们并不敢在大街上与外国人自由地交谈。该片公映之后，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的反华影片》。我们对该片的解读要有历史的、理性的态度。但是，该片中的意识形态色彩不容回避。此外，该片除了再现当时的外交政策，中国观众从这部影片中还可以了解到那个时候外国人是怎么看中国的，某种看法也许至今也没有改变，那就是“谜一般的国度”。蜿蜒的长城、方正的城楼、太极拳、街头武术、河水流经城市的苏州、交叉花园的窗棂，这些都得到了热情的、赞美般的表现。荷兰人伊文思和罗丽丹历时5年（1971—1976年）完成了纪录片《愚公移山》。这部长达12小时的12集系列片记录了文革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大庆油田》（84分钟）、《上海第三医药商店》（75分钟）等。
时过境迁，站在新世纪的中国，在外国人眼中究竟是怎样的形象。从《中国篇》中可以得到部分答案，同时我们也可从影片本体上体会中国题材纪录片的嬗变。
《中国篇》讲述了在急剧变革的当下中国，一系列小人物如何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不断拼搏、奋斗。来看片中为每个人物所做的开场白。金杨蕊娜——她记得还在幼儿园的时候，北京某体校就来挑人了。2岁多的时候开始进体校，小小的她失去了像别的孩子那样无忧无虑的童年，10年的训练、吃苦、流泪，让她体验到了一种别样的人生。孙峰——从农村来到上海打工，每天像蜘蛛人一样在上海的高楼大厦间擦玻璃。他梦想着赚很多很多的钱。梦想着买一辆车，梦想着一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的确，这里每个小人物都是很典型的。她们身处不同的领域，为了胜利、为了成功努力奋斗着。
首先，问题在于他们所传达出的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该片意识形态内容淡化，而在精神面貌上则是有些扭曲的。片中的诸位国人所表现出赤裸裸地对于成功、财富的近乎病态的执著。而生活的其他内容完全是空白。因而，片中人物形象非常符号化，没有了性别，没有了年龄、没有了性格……
如金杨蕊娜，为了奥运金牌，牺牲自己的童年也在所不惜。他的父亲在采访中，把对女儿的培养几乎视为赌博的性质，而对于女儿的童年生活很漠然。
又如孙峰，进城务工的农民，作为玻璃幕墙清洁工，从事的是高危行业，他对财富的渴望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片中的表现则是有意的夸大扭曲。片中有这样的一段：孙峰来到奥迪展厅，双眼看着、亲手抚摸着崭新光亮的高级轿车，对这镜头阐发自己类似“我也要买车”之类的感触。巨大的财富差距，造成近乎疯狂的表达语态。
诚然，中国的“社会转型”已提出近二十载，国人对财富、对成功、对地位的确有了更勇敢、更明确的表达。这种表达，大部分是健康的、积极的，而绝非病态的痴狂。
其次，疑问来自对中国当下建设成就的认识上。这种认识还停留在中国社会、经济粗放发展的阶段。片中表现中国建设成就的段落是这样展示的，以中国消耗掉世界钢材、水泥产量的巨大比例来表现发展的高速度，以核心城市的高楼、公路来展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成功。事实上，我国早已经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平衡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可见，此时再以片中的方式表现成就，有些不妥。
最后，从全片的外在形态分析。该片保持了欧美纪录片的叙事传统，选择小人物来贯穿全片。以小视角切入，来折射大的主题。原创音乐，与全片十分贴合，适时地调节了全片的节奏和氛围。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动画特技的大规模运用。对于宏大时空的全视角展现，动画特技无疑是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对于消逝历史的追忆，动画特技肯定是最为生动的手段。在西方强大的电影工业的基础上，欧美纪录片的科技运用从一开始就表现得十分活跃。我国在此领域的发展较晚，在某些纪录片中也是小篇幅的偶尔使用。在我国近来制作的大型纪录片中，这一技术已经呈现出规模运用的趋势。如《新丝绸之路》、《故宫》、《再说长江》、《圆明园》等，均收到了良好的观众反馈。
对于欧美纪录片的解读，除了外在技术层面外，更为重要的解读出影片语态等更核心、本体的内容。尤其对于欧美拍摄的中国题材的纪录片，后者的分量就更大。如果说在安东尼奥尼时代，欧美拍摄的纪录片对中国的表达是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那么当下这种曲解也许表现得更加隐晦、阴柔。随着国人媒介素养的提高，对该类影片的解读定会更加深入和个体化。但是，以中国目光、中国视角的审视，则是应该得到重视的，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