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元好问的论诗观是针对江西诗派诗歌实践的弊端，提出了诗歌创作要以“诚”为本，以“情”为指归，崇尚“自然、真淳”的诗歌语言，主张复古反对变古，面对外族入侵的现实，在诗风上崇尚刚健雄浑的诗风。这一系列诗论的提出，既有着现实意义对后代的诗歌创作也有着指导作用。
关键词：以诚为本 以情为指归 自然 真淳 复古 刚健雄浑
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继承了杜甫《戏为六绝句》以诗歌论诗的体式，言简意赅，同时又因三十首的篇幅而在表面上显得散乱无章。因此本文结合元好问的所处的时代背景、当时的诗歌实践以及元好问其他文论著作对《论诗三十首》进行梳理，作一概括总结。
一、作诗以“诚”为本
“唐诗所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而矣。何谓本？诚是也。……故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也。三者相为一。（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
元好问推崇唐诗，因为唐诗知本，而本就是诚，就是指诗人内心的真诚，只有诗人内心真诚，付诸于言语实践所做出的诗才能打动人。在其六中，所论述的就是一个作诗要有一颗真诚心的问题，“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里用潘岳虽写出了《闲居赋》这样表达引退闲居之心的文章，但现实的政治仕途却参与了废太子事件，因此元好问感叹文章并不与人的道德品质相符，但是“文章宁复见为人”是有前提条件的，就如元好问在《杨叔能小亨集引》中所说：“夫惟不诚，故言无所主，心口别为二物；”之所以出现“心画心声总失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人心“不诚”所导致的。可见，元好问所提倡的诗歌是那些作者以真诚心来写作的，如若不如此，则诗歌就会“人之听之，若春风之过马耳，其欲动天地、感鬼神，难矣。”
二、作诗以“情”为指归
“虽然，方外之学（指佛学）有‘为道日损’之说，又有‘学至于无学’之说；诗家亦有之。……诗家圣处，不离文字、不在文字；唐贤所谓‘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陶然集诗序》”。
这里，元好问点出“诗家圣处”在于“不离文字”而又“不在文字”，这是因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不离文字”是要通过文字来写出诗人之情，“不在文字”说明作诗不在于表面的语言，是以“情”作为指归的。其五中也写到，“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垒平？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阮籍的七十二首咏怀诗以隐晦见著，而元好问推崇阮籍则是因为从阮籍的笔下可以看出“高情”。
当然，上述的诗情不是没有节制的，而是要符合儒家所提倡的“发乎情，止乎礼义。”如其在《杨叔能小亨集引》中所说：“唐人之诗，其知本乎，何温柔敦厚，蔼然仁义之言之多也！……而其阨穷而不悯，遗佚而不怨者故在也。”这里，他将“温柔敦厚”也归为“诗本”，可以见出，元好问的诗论是以儒家思想作为后盾的，这一点在他的《论诗三十首》中也可以见出。如其在其八中，“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着黄金铸子昂。”以沈宋指代唐代宫体诗，其继承了齐梁年间的浮靡文风，而陈子昂标举复古的旗帜，一改初唐文坛的艳靡文风，依照范蠡平吴的功绩而得以塑成金像至于勾践座旁，元好问认为陈子昂之于初唐诗坛的功绩，也当为其塑金像来标举他对于扫除齐梁艳靡诗风所作出的贡献；其九中“斗靡夸多费览观，陆文犹恨冗于潘。”一句，用讽刺的手法表明自己反对诸多华丽词藻堆砌的诗。而其十“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则指出反对的是排比铺张的诗。元好问之所以反对这类诗风淫靡艳丽的诗，就是由于这类诗有违了“温柔敦厚”的诗本。
元好问所提倡的“诚”与“情”以及“温柔敦厚”都是针对诗歌内部所作的要求，是对创作者内心的衡量标准，是诗歌批评的根本所在，而由“诚”与“情”及“温柔敦厚”的内部规范则引出了对诗歌外部的具体要求。
三、诗歌语言崇尚自然、真淳
若是诗人内心有“诚”有“情”，表现在诗作上必是语言的自然与真淳。元好问之所以提倡陶渊明的诗，称其“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其四）”；捏出“池塘生春草”一句，称谢灵运的诗句是“万古千秋五字新（其二十九）”；又从音律的角度称赞了元结的《水乐说》，“浪翁水乐无宫徵，自是云山韶濩音。（其十七）”都是因为这些诗人作诗的语言是自然而真淳的。
四、反对江西诗派的创作方法
每一个文论的提出都是针对当时诗坛的诗歌实践、针砭时弊而得来的，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也不例外，而其所针对的就是以黄庭坚为宗的江西诗派。而之前他所提倡的“诚”与“情”以及“自然、真淳”都是针对江西诗派的弊病而提出的。其二十九中直白地讽刺陈师道，“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而其二十八中更是直接道出“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很明白地表明了诗论是针对谁而设的。“闭门”二字虽是黄庭坚在《病起荆江亭即事》：“闭门觅句陈无己。”中写出，却被元好问选用，意在指明追求闭门造车而出的诗句，不关注社会现实，一味追求“书”、“理”，则会无“诚”、无“情”，语言也就不会达到自然、真淳。其十一“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中“秦川（泛指今陕西、甘肃的秦岭以北平原地带）”暗合江西诗派，“亲到长安”暗合杜甫，整首诗以“暗中摸索总非真”讽刺江西诗派“夺胎换骨”的创作方法，以“眼处心生句自神”来否认江西诗派的“以文字为诗”，点出江西诗派虽以杜甫为祖，却只会因袭模拟，没有真正学到杜甫诗歌的创作三昧。
五、复古与变古
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其一中开宗明义就指出，“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认为汉谣魏什才是诗中“正体”，而所谓正体指的就是诗三百，其在《陶然集诗序》中认为，诗经中的诗句“皆以小夫贱妇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见取于采诗之官；……盖秦以前，民俗醇厚，去先王之泽未远。质胜则野，故肆口成文，不害为合理。”其中“满心而发”指的就是有“诚”有“情”，“肆口而成”讲的就是语言的“自然、真淳”，而“民俗醇厚”、“先王之泽”指的就是儒家所提倡的“仁义之言”。因此，元好问之所以提倡复古，就是因为在“汉谣魏什”中，江西诗派的弊病还没有出现，是其所处时代的诗作者所应学习的范式。 其二十七“百年才觉古风回，元祐诸人次第来。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直接点明了自己复古的主张，郭绍虞在《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1]郭绍虞《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P81中评道：“此首明言欧、梅甫能复古，而元祐苏、黄诸人，次第变古。学元祐者废金陵犹可，废欧、梅则必不可。”可见，元好问是主张复古的，一个“才”字点出了对元祐诸人的不满。而这一首诗论反对变古还不甚明了，而在中其二十六中，便可一目了然，“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受纤尘。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苏轼正以熔铸百家，神明变化，不免有‘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之病。故元氏之所谓新，义重在变，言其变古太甚，不免离本太甚，破坏唐体，并失风雅古意耳。”[1]元好问之所以将矛头直指苏轼，是因为苏轼变古太甚，虽然其本人的诗作比起江西诗派的诗作在因袭摹拟方面好上很多，但他却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开了先例。正如元好问在其二十二首中所云，“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虽然，认为诗歌到了苏黄手中为之一变，然而往往是变古的同时也就会失了本，作为变古的先驱者，由于其汲取了古风的长处又结合了自身的创新，因而能够做出好诗，而作为丢掉古风一味追求变古的后来者，因放弃了古风中好的一面，一条变古的路走到底，便会出现偏颇，走入变古的死胡同中。宗廷辅在《古今论诗绝句》中对其二十二评道：“自苏、黄更出新意，一洗唐调，后遂隋风而靡，生硬放佚；靡恶不臻，变本加厉，咎在作俑，先生慨之，故责之如此。”[2]事实上，苏、黄的诗在文学史上仍有其可为后来者道的作品，而元好问之所以否定二人，还是因为两人“咎在作俑，先生慨之，故责之如此。”
元好问所主张的复古，有两个古，一个是诗三百，还有一个就是唐诗，而其在《杨叔能小亨集引》又说，“唐诗所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将唐诗推高于《诗经》也是有其历史背景的，郭绍虞在《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中引了《杨叔能小亨集引》的一句，“贞祐南渡后，诗学大行，初亦未知适从，溪南辛敬之，淄川杨叔能以唐人为指归。”接着又评论道，“贞祐在兴定前，可知正是唐诗学大行之时。元好问处其间，应当是深受这种风气影响的人，所以他在《杨叔能小亨集引》中自称：“予亦爱唐诗者，唯爱之笃而求之深，故似有所得。”而实际上，从以“诚”为本，以“情”为指归的角度来看，唐诗与诗三百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元好问主张的复古仍旧是一个“古”。
六、崇尚刚健雄浑的诗风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这是《论诗三十首》中的第二首诗，元好问标举了曹植和刘桢诗歌，也就是标举了建安风骨，而刘琨的诗也以诗风悲壮而闻名，以刘琨与曹刘两人并举，就是标明了自己推崇刚健雄浑的诗风。其三“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这首诗以曹操的《龟虽寿》与张华、温庭筠和李商隐作比较，钟嵘评张华诗，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温、李新声亦如此，一个“恨”字也表明了元好问的态度，反对儿女情多、柔弱纤丽的诗风。
而这种诗风的崇向，也与元好问所处的时代背景相关。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于丁丑岁三乡作，翁方纲《石洲诗话》中说：“金宣宗于元年丁丑，先生二十八岁。自贞祐三年乙亥，蒙古兵入金燕都，四年丙子先生自秀容避乱河南，至是岁寓居三乡。”也就是说，《论诗三十首》是作于外族入侵，半壁江山沦陷的避乱时期。如其七中所写：“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后人多以为是元好问赞赏《敕勒川》一诗的语言自然、真淳，而其中，中州指的是中原地区，也就是今河南省一带，翁方纲《石洲诗话》中说：“中州云者盖斥南为偏安矣。”其实，元好问在这首诗中还含藏有一份爱国情怀，希望中州也能出现英雄人物，直逼敕勒川，也就代指了入侵的蒙古兵。其二十五“乱后玄都失故基，看花诗在只堪悲。刘郎也是人间客，枉向东风怨兔葵。”以刘禹锡“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再游玄都观〉小序》刘禹锡）”这种故地重游而物是人非之感，来表达了自己的兴亡之感。这种面对国家战争失利，外族入侵局面而产生的气节，促使元好问崇尚刚健雄浑的诗风，成为批评诗歌的一种标准。
由以上六点可以看出，元好问的论诗观是针对江西诗派诗歌实践的弊端，提出了诗歌创作要以“诚”为本，以“情”为指归，崇尚“自然、真淳”的诗歌语言，主张复古反对变古，面对外族入侵的现实，在诗风上崇尚刚健雄浑的诗风。这一系列诗论的提出，既有着现实意义对后代的诗歌创作也有着指导作用。
注释：
[1]郭绍虞·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第81页
[2]郭绍虞·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第73页
参考文献：
[1]郭绍虞·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2]翁方纲·石州诗话
[3]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
作者简介：张浣纱（1986.10-），女，辽宁省大连市人，中国传媒大学文艺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