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初，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第一个大发展的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在与国民党军不断的战斗中，创建了许多苏区。不幸的是，就在这个时期，各个革命根据地都发生过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内部互相残杀，造成很大损失。
1935年9月，刘志丹等陕甘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在肃反运动中被关押。后来以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悄然抵达陕北，并明确表态：“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刘志丹等人才得以获释，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那么，刘志丹的冤案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1931年8月，刘志丹到了甘肃庆阳南梁。南梁活动着赵连壁、贾生财和杨培胜等几股农民武装，刘志丹与他们联系密切。
9月，刘志丹指示杨、赵、贾三人率部到甘肃东部合水县倒水湾进行整编，刘志丹任总指挥，全军共300余人，200余支枪。这就是刘志丹最早活动在陕甘边组织“南梁游击队”的基本力量。
1932年1月，南梁游击队与中共领导的陕北游击队会合，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分别就任总指挥、副总指挥。由于这支队伍成分复杂，沾染了许多不良习性，与中共建立红军的理念相距甚远，因此在组建过程中就没有打出红军的旗号。
尽管如此，“西北反帝同盟军”仍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部队中建立了中共党的组织——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在两个支队中也建立了支部。
关于如何整顿这支成分不纯的队伍，谢子长、刘志丹有很大分歧。谢予长认为：“对那些成分复杂不可靠的部队，该缴械的缴械，该解散的解散，该枪毙的枪毙。”刘志丹则主张：“采取教育、改造为主的办法，不堪改造的个别清理。”部队党组织曾几次召开会议，争论的焦点是“打红旗、改造部队”的问题，队委会每次开会都吵得没有结果。
在争吵中，队伍到了甘肃正宁三嘉原。时值春节临近，部队给养十分困难，队委会决定打土豪筹备年货，两个支队都去打土豪，听说赵连壁在打土豪过程中，连一般老百姓的猪肉吊子都提来了，群众告到谢子长跟前。
发生了抢劫群众的恶性事件后，队委会立即召开会议，但未让刘志丹参加。会议决定采取缴刘志丹旧部（主要在二支队）的枪，然后打出红旗，并决定以集合部队出发为名采取行动。
1932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一），部队集合起来，谢子长讲话后，即命令刘志丹部的赵连壁、杨培胜、贾生财三个部全部缴枪，在缴枪过程中打死了赵连壁。被缴枪后，刘志丹的二支队大部分人员被遣散回家了。
这就是陕甘边红军发展史上的“三嘉原事件”。这件事情使刚刚组建起来的队伍蒙受了巨大损失。
“三嘉原事件”后，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刘志丹被排斥在游击队的领导之外。
1932年1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派杜衡到根据地组建红军，成立红26军，期间杜衡给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原陕甘红军游击队领导人扣上了“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各种帽子，把他们排斥在红军的领导之外。
中共陕西省委肯定了杜衡的做法，并同意杜衡不切实际的关于在渭北创建根据地和扩大红26军的军事计划。由于杜衡南下关中建立根据地的错误做法，导致1933年6月，红26军在关中几乎全军覆没。
1933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因杜衡叛变遭到严重破坏后，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贾拓夫给中央写了两份报告，两份报告都涉及到红26军的问题。报告批评了原陕甘游击队中的“土匪习气”，批评虽不完全对，但也并非毫无根由。
受了贾拓夫给上海中央局报告的影响，1934年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共驻北方代表给红26军两封秘密指示信。1934年7月，阎洼子会议上，谢子长宣读了两封信。指示信和中共陕西省委对红26军批评的口气是一致的，指责红26军“梢山主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
阎家洼子会议后，谢子长给中央驻北方代表写了信，认为红26军需要派得力的政委来领导，将“老右倾同志另外调换工作”。他说的“老右倾同志”指谁是不言而喻的。
此后，陕北特委多次给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央驻北方代表打“小报告”，反映红26军存在的“问题”。这给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北方代表一些领导人形成了一种看法，刘志丹等人在陕甘苏区执行的是右倾路线，红26军是一支右倾机会主义者把持的军队，必须派人去解决红26军和陕甘边苏区的右倾问题。
1935年7月，北方代表朱理治到达陕北永坪镇。朱理治到达后，作了一个报告，提出“陕甘党的中心任务在于巩固陕北、陕甘边苏区，要将陕西与四川的苏维埃运动联系起来，并进一步地使川陕苏区与新疆、青海、甘肃的伟大革命运动联系起来。”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显然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受到了刘志丹等人的嘲弄和抵制，说“这是小寡妇梦男人——空想”。
刘志丹的嘲弄可能激怒了朱理治，以后的类似会议没有让刘志丹及其支持者参加。
9月，从上海来的临时中央局代表聂洪钧也到达陕北，他对陕甘边的印象是：“经常可以听到一些说法：从西安、太原来的‘来路不明分子’多是由张慕陶派来的右倾分子，也有西安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来路不明分子’所以能够进来，都是刘志丹的引进和受他的包庇……”
张慕陶是陕西旬邑人，曾因1931年反对王明以及在张家口工作时与以柯庆施为首的中共前线工作委员会发生意见分歧，被两次开除党籍，曾一度进行反对中共的小组织活动，并被定性为“反革命右派”。他之前担任过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常委，因此与陕甘边和红26军中的许多人有着同乡、上下级关系。
朱理治到陕北时，张慕陶和陕甘边根据地以及红26军还保持着某种联系。朱理治由此感到问题很严重，成为促使他下决心进行肃反的一个主要诱因。
对陕甘边进行肃反的另一诱因是张汉民事件。张汉民是中共地下党员，长期在杨虎城的第17路军任职，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搜集军事情报，支援陕甘游击队，掩护刘志丹、谢子长等来往陕西开展工作。
1934年底，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活动在鄂豫皖的红25军长征到达陕西，为同红军建立联系，杨虎城指派第17路军张汉民警备第3旅跟随。
不料，1935年4月9日，红25军在位于蓝田县的九间房设伏，全歼跟随的张汉民旅，并俘虏了张汉民。
在审问张汉民时，红25军主要领导人从张汉民处知道刘志丹、高岗和张有联系，从而怀疑刘、高和红26军干部有问题，种下了后来陕北错误肃反的一条根子。
因此，张汉民事件为红25军到达陕北后立即进行肃反起了催化作用。
1935年9月15日红25军长征达到陕北，17日，在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会议议题是开展反右倾，主要指红26军和陕甘边工作中存在的右倾问题。
上述一切因素的共同影响和作用，使刘志丹冤案成为历史的必然。
（摘自《燕赵老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