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人尊重人的这一天早日到来。”金敬迈说,这是他古稀之年最大的愿望。 [金敬迈:1930年8月17日生,江苏省南京市人。1962年任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创作员,开始专业写作。1963年创作出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1967年5月,被中央任命为中央文革文艺组负责人,相当于文化部长。4个多月后,因“收集中央领导的黑材料”和“企图绑架毛主席”两个罪名,在广州被逮捕。之后,在监狱关了7年之久。1975年5月,被释放出狱,又在河南农场劳改1年半。1976年10月,正式回到广州。1978年,金敬迈被彻底平反。]
1963年,我写了30万字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用了28天。
这本小说在1965年出版,我这么一个连班长都没有当过的小兵,从此大起大落……
先是被召进京,当上了中央文革文艺组负责人;仅仅过了123天后,我因为“收集中央领导的黑材料”、“企图绑架毛主席”等罪名,在秦城监狱被单身监禁了2684天。
1975年5月20日,我被释放出狱,又被带到河南农场去劳改。
这一年10月,我第一次回到广州。这中间,隔了7年多。
1976年10月,我正式回到广州,自由了。
“四人帮”倒台,江青和我“交换场地”,她进了秦城监狱。
到1978年,我彻底平反,折腾了11年。
《欧阳海之歌》是和领导赌气写的
写《欧阳海之歌》之前,我在部队文工团。
唱过歌,跳过舞,吹过黑管,还搞过舞台灯光,都干得不怎么样。
有一回我演《南海战歌》里一个战士,结果摔了一跤。这一摔,没法演出,就调到“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创作室”正式学习写作。这是1962年10月25日。
到湖南基层体验生活时,听到了这么一件事:一个普通战士,因为和指导员闹矛盾,越级给军区一位领导写了信。信中详尽讲述了他和指导员闹矛盾而产生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后来这位战士被火车轧死了。这个战士就是欧阳海。
回来后,我就跟团里说,我想写个话剧。团里说:“很好啊!”
但就是这火车上不了舞台,我想,能不能写个小说呢?
我提出来后,领导劈头盖脸一顿批,说我好高骛远,还不会跑,就想飞,还是老老实实走吧。又说我这人是有点小聪明,但就是过于自信。
我说是。很难为情的,结果就没写了。
欧阳海的事,开始是作为一个事故,到后来要命名他为英雄,这下急了。47军的政委听说军区话剧团有个姓金的采访过这个事,就想让我写点什么,转告军区首长,首长通知剧团让我写。领导又找我谈话。
“你不是想写小说吗?现在机会来了。”
“我?不不不,我连走都还走不好,我怎么敢飞?我不会写。”
“你不会就学嘛,实践出真知嘛。”
“不不不,我没写过,我不能好高骛远。”
领导发火了:“你严肃点好不好?别东扯西扯的,这是政治任务。作为任务来写,那就不能不写了。”既然是任务,我不敢不答应。
领导又问,你看看,大概要多长时间?我心想,从来没有写过小说,总得给我两三年时间吧。没想到,领导说:“你看,一个月总够了吧?”
我以为听错了,不过我故意说:“哪用得了一个月这么长时间?不就是写个小说吗?”
我那时30多岁,写这个小说,一个是和上边赌气,一个是欧阳海里有我的故事,我把欧阳海写成一个对领导的某些作风有不同看法的人物。我还把我的童年也写进去了,欧阳海四妹子的原型就是我最小的妹妹。
我没日没夜地写,用了28天,写了差不多30万字。写完了,就被调去演话剧。小说就搁下了。到了这年的9月份,《解放军文艺》杂志社的副主编鲁易来广州约稿。买好了车票第二天就走,临走时,他听说我在搞一个东西,就把我叫去。
我跟鲁易说,那小说是我瞎写的。把稿子给他看,他说我写的字不是中国字,他猜都没法猜。鲁易叫我选几段读给他听听。一开始,我读得磕磕巴巴,这小说写得匆匆忙忙像鬼画符,很多字我自己也不认识。
但鲁易这老头还是“上当”了,我是演话剧的,越读越来劲,抑扬顿挫,拿腔拿调。遇到不认识的字,临时改一下,编一个出来。
我很投入。把第一节读完了,鲁易哭了,我自己也泣不成声。我被自己感动了。
鲁易退了车票,一连听我读了三天。他说,初稿就这么吸引人,这肯定是个很不错的作品。但要好好改一下。
请人抄好后,我就把稿寄到北京去了。鲁易把它印成一本征求意见本,不少领导都看了。
成了红笔杆子是歪打正着
要出书了,我的一个首长发话了:小说的后半部分要改,欧阳海不能反他的指导员。指导员是“党的化身”,不能有品质上的问题。
我很不情愿改,这一改,不就改变了我创作的初衷了?但是不改,就没法出书。
我只好硬着头皮,一气改了6万多字:把那个指导员“品质”上的问题,改成了仅仅是一场“误会”。
1965年7月,这部小说先是发表于文学刊物《收获》,同年10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欧阳海之歌》出来了,确实很出名。很多人为了买这本小说,出了很多故事。
听说上海有个姓王的小姑娘,把自己的辫子卖了,去买了一本。还有听说一个女孩,身体特别单薄,她没事就到一个小桥上给人家推车,推完车后人家给她两分钱,攒钱买了一本《欧阳海之歌》。
广播里头长篇累牍地播放,有些杂志从头到尾地刊载。我到各地去作报告,读者到处抓着我签名啊,围着我照相啊、采访啊。
我听说,刘少奇主席说这本书印1500万册也不算多,解放军总政治部确认印数没有超过领袖著作的数量后,才同意再版。
《欧阳海之歌》为什么会成为畅销书?
1962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定稿的“文艺八条”,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方针;那年9月,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欧阳海之歌》就恰恰适应了这个政治需要。
我写了这么一个奋不顾身的共产主义战士形象,还多少写了一些阶级斗争,特别是还写了党的思想,后来就变成了以毛主席语录来教育年轻的一代。这本小说就成为批判当时错误文艺思想的一个样本,一下子就等于为“正确路线”说了话,正好可以借助它来讨论文艺界的所谓“修正主义”、“黑笔杆子”。我就成了“红笔杆子”。这是我始料不及的,这是歪打正着。
1966年初春,我在从化温泉见到了陈(毅)老总、陶铸(时任广州军区政委)等几位领导。
我汇报说,总政文化部部长传达了江青的指示:一、不要把欧阳海写成职业乞丐。乞丐不劳而获,是“寄生虫”,和贫雇农有本质不同。我们不能歌颂流氓无产者。二、欧阳海的哥哥不要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他当了国民党兵,那欧阳海不就成了反动军人的亲属了?我们能歌颂反动军人的家庭吗?三、“最后四秒钟”的描写不好,很不好,一定要改掉。
出乎我的意料,陶铸却说,这最后四秒钟的描写很好嘛,我看很精彩嘛,为什么要改呀?他又说,不要改。不要一听到什么意见就改。文艺作品哪有十全十美的?今后,关于这本书的修改,你要先通过我。你是我的兵,我说了算!
初稿中只引用了几段“语录”,后来越加越多。我担心过于突出个人,肉麻,于是又加进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面的两段引文。我原意想稍稍“平衡”一下。
我没有料到,正是这件事,埋下了几乎置我于死地的祸根。
我有预感,我肯定要完蛋
你说,我在这种荣誉的光环下,高兴吗?不!那个时候,我跟我老伴说:“我想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我还没调到中央去,但我就有预感,我肯定要完蛋。“文化大革命”的整个酝酿过程,我是亲自参加的。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会议,我都参加了。
1966年、1967年,我的处境很好,“文革”还没有波及我。当时几乎所有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毒草”,我的小说《欧阳海之歌》很“红”,畅通无阻。
但我看到,身边不断有人自杀,包括我的好朋友,包括我不熟悉的,包括知名的、不知名的。
老舍一直在写歌颂党的作品,北京市委把“人民艺术家”的名誉赠给老舍。他是怀着这么一种淳朴的感情来歌颂新中国。可他在“浩劫”开始不久,就自杀了。
那个时候,我之所以想死,是与这个有关。我没有别的本事,我只想用死表明我的清醒。
1967年4月11日,我被召进京去了,等候首长接见。在京西宾馆的会议室,还没等我坐下,江青说话了:“金敬迈,怎么,我提的那几条意见,你不改?你真是个大作家呀!这么大的架子?”
这劈头几句,真把我吓傻了。
江青接着又说,我看你还是个解放军,想保一保你,才没有对红卫兵小将们讲。只要我说一声,他们早就来揪你的人,烧你的书了!
在江青眼中,这“最后四秒钟”,就是当时被批判的苏联电影《雁南飞》在中国的翻版,写了英雄临死前对生命的留恋,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
我把“最后四秒钟”毫不痛惜地割掉了。
在江青等人的一再敦促下,我把小说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两段引文给删了,还进行了批判,我还加了一段“黑《修养》在窗台上被风刮到垃圾箱里”的情节。
江青看后说比过去的好,可以先发行,她还要组织人写评论文章。
1967年“五一节”,我以“解放军负责人”的身份,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江青亲自向毛主席介绍我,毛主席说:“金敬迈,大作家。”
旁白:“文革”开始,整个文艺口的“当权派”都被打倒,所有文化单位都已瘫痪。1967年5月23日,金敬迈被中央任命为中央文革文艺组负责人,负责主持文化部的工作。
我夹着尾巴做人,“风光”了123天
《欧阳海之歌》把我推向了权力的顶峰,对我来说,却是一种负担,我猝不及防,我诚惶诚恐。
我在部队文工团里平时不是那么驯服的,走路不看人。到中央主管文艺口以后,我夹着尾巴做人,见谁都先敬礼。凡是去见我认识的人,我总是隔着老远就下车,步行前往,绝不屁股冒着烟去。
我当时就有了车了,当时还准备把某个领导的车配给我,我死活都不要,我说这是领导人坐的车,我怎么敢要呢?我不过是一个连班长都没有当过的小兵。
我“风光”了123天。这4个月零3天里,通常工作到两三点钟、三四点钟,有时候天亮了我才能从钓鱼台回住处去。稍微迷糊一会儿,我又该吃早饭去了,我又得上班去了,我又得把人员集中起来传达昨天晚上我请示的结果,布置第二天的工作。
一直就处在这车轱辘转的状态、昏昏沉沉的状态,哪有不完蛋的?
所以,我自己就暗自拿定主意:在我脑袋瓜不清醒的时候,绝不匆忙作任何决定。很多事放一放也就明白了。
4个来月,我肯定干过错事,但是我没有干过任何不可告人的事。中央有人(指当时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找了我们组的两个人,追问谁让收集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黑材料。我就去找了他,说这事与他们无关,是我叫他们去办的,我请示过,如果有问题由我来负责。我负责了,我也就完蛋了。
1967年底,我从北京回到广州,住在军区创作室的一个小楼里,新南路3号。我就在那个地方被抓走的。从此,我再也没有回去住过。
1968年1月14日,晚上大概十点钟,专案组到我家搜了6个小时,他们把我屋里所有带字的全部拿走,所有写给我的信、我的书、我的稿纸、我的采访笔记和有些未完成的初稿等等。他们不是说我“搜集江青黑材料”吗?
其他的东西,衣服啊被子啊床单啊,堆得满地都是。搜完了,已经是凌晨3点来钟。
他们说,你跟我们走一趟吧。我没有反抗,我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嘛。
妻子送我到楼下,那总得说几句话吧。
中国人也没那习惯说我爱你不爱你的。
我就对妻子说:“记得把鸽子喂好,别让它们饿着了。”
我很大声说,让周围的人都听见。这不是耳语,耳语不是害人吗?
那时,我在楼顶上养了一群鸽子。我是想跟我妻子表示,我很轻松,用这个话来安慰她。我没想到,这一走就是7年多。在监狱里,我一直梦着我的鸽子被饿死了。现在,我还会做这样的噩梦。
我当然不认罪,认了也是死啊
我被严刑逼供了两年。1970年1月29日,以我“收集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阴谋反对毛主席”和“趁主席南巡时,阴谋进行绑架”等罪名,投入了秦城监狱。
长达7年被单身监禁,有人迟钝了,有人疯了,我是变敏锐了。我觉得我是坐牢坐聪明的,坐牢让人没有欲望。
有人说,金敬迈,你当年坐牢时是不是考虑到哪一天要如何如何?鬼啊我。我没想到,我会活着出来,我肯定是坐死拉倒。
我的罪名很大,肯定是死罪了。我当然不能认罪了,认了也是死啊。
我在得意时就想到死,但是没试过。我研究过各种死法,都没死成。后来我发现我不能死,我死了,就害我妻子,害我两个孩子,再难我也要活下去。
旁白:金敬迈后来在自己的纪实小说里,描写了身陷囹圄的那段日子:变着法子找人说话、找书看。在室内踱方步,将各国首都的名称、中国驻各国大使馆大使的姓名一个一个回忆背下来。偶尔背不出来,就自己揪自己的头发,抓自己的衣襟,骂自己没用,但还是告诫自己“千万别疯”。
我被抓了,《欧阳海之歌》肯定也不能再出版。但是没人公开批判它。为什么?
以前他们不是说这小说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典型”、是“教科书”吗?
《欧阳海之歌》有败笔,我做人很少败笔
我在秦城监狱待到1975年5月被释放出狱,然后又被拉到河南农场去劳改,许昌郊区。我给妻子写信,她很快带着钱来看我,很快我的两个儿子也来河南看我这个多年不见的老爹了。
我们这个家庭在“文革”中没有被拆散,这也算一个奇迹。
这年夏天,河南发大水。我给农场留了个广州的地址。我说,我得带着老婆孩子回去(广州)。你们要抓就到那儿去抓我。我不会跑,要跑我早跑了。
1975年的秋天,隔了7年多,我回到广州。
在劳改这一年半时间里,我在河南和广州来回三次。1976年10月我才正式回到广州。
又耗了两年,待在家里头,就做家务活,也没心思写作。
一直到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已经展开了,“两个凡是”已经被否定了,否则我不可能被平反啊。
我自己写了一个2000多字的平反申诉材料,在邓小平的过问下,彻底平反了。我是秦城放出来的那伙人里头,唯一一个获得彻底平反的。
平反的这一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再版《欧阳海之歌》,我做了第四次修改,也是最后一次修改。恢复了那“最后四秒钟”,删去了对刘少奇《修养》的不敬之辞,也把“林副统帅”的名字勾去。
1979年,我和作家赵寰合写了话剧剧本《神州风雷》,直接写了“四人帮”。在一个晚会演出,在北京轰动一时,所有的领导人都来看了。但《神州风雷》没有达到《欧阳海之歌》那个轰动程度,《欧阳海之歌》在某种程度上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到1979年,人们已经略为理智一些了。
我1988年离休,到现在已经18年了,一直在写,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包括别人的约稿,也得过奖。去年(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欧阳海之歌》,列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
熟悉我的人都说:“老迈的水平,不止写《欧阳海之歌》。”不少人还是佩服我做人的执著。我做人比做文好。
《欧阳海之歌》里头,有精彩之处,也有败笔。我做人的败笔不多。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当然,我什么也不是,能力不高,水平很低,一块油盐不进的铁疙瘩,不是什么“料”。
你问我,假如没有《欧阳海之歌》,我会不会这么大起大落?这个没法“假如”。我这个性格,与当时的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到现在也还是这样。
(选自《我的一九七六》/南方都市报 主编/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年3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