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鸣大放大字报 大字报是张贴于墙壁上、用大字书写的墙报,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流行于中国的舆论发表形式,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之一。
1957年5月19日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大学饭厅灰色的墙壁上,内容是质疑北大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北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亦有人考证,1955年7月开始的肃反运动中广西柳州市、宾阳县均有大字报出现,见《柳州市志》第五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宾阳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9页)。接着,有人建议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以展开争鸣,协助整风。于是一张张大字报贴了出来。很快,反右斗争利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在大字报中所提的意见甚至可以成为反党罪状。在大字报的揭发下,五十余万人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革职、流放(返回原籍或下放农村、农场、边疆)、判刑等处罚。在整改、“双反”(反浪费、反保守)、“大跃进”运动中,大字报被广泛使用。毛泽东在1958年称赞它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群众创造”的“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形式”。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内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指控北大党委、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获毛泽东批准播发了聂元梓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被毛泽东褒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而毛泽东8月5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写的不点名批判刘少奇的文章《炮打司令部》,就被冠以“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副题。8月9日公布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告(简称十六条)规定:“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
大字报内容的主流与大批判一样,是政治宣判式的而非说理的。其固定格式为:以《毛主席语录》、国内外形势大好开篇,抓住被指控者的只言片语,利用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张冠李戴、无中生有的办法,上纲上线,以“砸烂狗头”、“横扫牛鬼”结尾。大字报的天头、地脚经常写上辱骂和威胁的字句。私下议论、日常琐事乃至个人习惯、好恶、情愫、隐私都被检举揭发。不讲事实证据、逻辑推导,只需大帽子乱扣,嗓门越大越好。开始是用以打倒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后来用来打派性战争。为了争夺显眼的有利位置,不同派别组织之间互相覆盖大字报,引发经常性的争吵、斗殴甚至流血冲突,最后形成“保留三天”的通例。
最高指示
“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前后,人们对上级领导甚至是单位头头的讲话和文件,都毫无例外地称为“指示”。据说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客气”,有的人主持会议时为了讨好领导,往往就在开场白里加上一句,说现在请某某领导给大家做“指示”。这种“逢场作戏”很快被人模仿并流传开来,“客气”久了如果再“不客气”就是对领导不敬了。这样一来领导讲话就成了名正言顺的“指示”了。习惯了以后不仅重要讲话叫“指示”,就连一些鸡毛蒜皮包括风马牛不相及的闲话也叫“指示”。
领导的话既然是“指示”,那么谁不听领导的话谁就成了“对抗指示”,政治运动常常把小事搞得惊天动地,许多“大事件”就是由鸡毛蒜皮的小事转化而成的。官场跟市场有着同样的规律,有赔的当然就有赚的,有倒霉的当然就有出人头地的,那些“对抗指示”的人没有好果子吃,而那些“拥护指示”和“捍卫指示”的人就吃香的喝辣的了。这样一来,拍马屁就蔚然成风了,许多人常常哀叹干得好不如拍得好。
官场上的各种不正之风的兴起,“指示”的作用自然是功不可没,老百姓对能发“指示”的人敢不敬畏吗?这就好像儿子小的时候不敢不听爹的,长大了翅膀硬了就开始瞧不起爹了;我们的官员当初也是群众的“儿子”,特别是战争年代离开了“爹”就寸步难行,那时只有“孝顺”老百姓才能取得胜利;可是当官以后就不需要“爹”了,有些干部靠愚弄和蒙蔽群众来树立威信。这“指示”两个字因为带着几分神秘感,成了包装他们的“面纱”。
由于官僚主义的大行其道,最显眼的就是腐败现象的大面积滋生:在这种环境中一些本来不错的人也很难“清高”,原来疏远的亲戚和朋友也来套近乎了,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都来找你“办事”,如果你敢铁面无私就把他们得罪了,这就可能化友为敌失掉了“群众基础”,要是碰上有“背景”的还能遭到报复,说不定以后的仕途上还有“暗礁”等着你;反过来,你如果敢给他们“解决困难”的话,上了贼船可能就再也下不来了。腐败其实跟赌博和吸毒差不多,干上了以后就很难“刹车”,不搞个身败名裂决不肯罢休。
腐败发生的根子还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封建主义思想的回潮,“四人帮”制造了那么多“牛鬼蛇神”,而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牛鬼蛇神”,中国人对鬼神从来就是又怕又恨又迷信。“文化大革命”搞得国家实在是太穷了,许多干部想腐败也没法腐败,他们只能“作威”不能“作福”。
我们曾经是一个“指示大国”,为了有别于小干部和大干部的“指示”,把领袖的话和文章叫“最高指示”就再恰当不过了。“最高指示”就是“指示”里的“最高”,如果说这就叫“个人崇拜”的话,那么没有下面的“崇拜官员”,就不会有上面的“崇拜领袖”。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群众基础,这种“疯狂的崇拜”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有了皇权思想的“群众基础”以后,就可以把“最高指示”等同于皇帝的“圣旨”了。他们的本意也许是想千方百计提高领袖的威信,实际上却严重地破坏了领袖的威信。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而不惜变本加厉,把个人崇拜推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其实我们的领袖和老百姓永远是心连心的。党中央国务院连办公大楼都不舍得建,毛主席心里时时刻刻装着老百姓,不管是吃的还是住的没有特殊化。他过了一辈子非常简朴的生活,只有跟人民血肉相连才能跟人民同甘共苦。而制造个人迷信的人动机不好,他们就是想让人民领袖脱离人民,让群众在迷信领袖的同时被他们蒙蔽。
形形色色的“忠”字
“忠”在现在看来只是一个普通的汉字,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个汉字衍生出来的事物却非常多,其核心是“三忠于”活动。什么是“三忠于”?就是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三忠于”活动像是一出“时代剧”,许多事情超出了人们的想像。记忆里人们好像得了“亢奋症”,不管是办事情还是想问题都是亢奋的,只有亢奋才是最佳的精神状态。譬如深更半夜的时候突然接到上级的通知,说是有“最新指示”要发表,马上就得叫醒人们穿好衣服上街去游行,又是呼口号又是敲锣打鼓放鞭炮,折腾了半天所谓的“最新指示”不过是老生常谈,这样的“指示”一点儿不急,然而人们脸上却没有哭笑不得的表情,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也就见怪不怪了。因为“传达最新指示不过夜”是“三忠于”的原则。
我本人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回过头看看有时连自己也觉得难以理解。我们那时好像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忠于”而“忠于”。既不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也不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改造的过程就是个“提纯的过程”,就是把思想里所有的“杂质”都过滤干净了,不让资产阶级思想的病菌繁殖和再生。为了保持无产阶级思想的“一尘不染”,想净化思想就得先净化社会环境,让所有的“封资修残余”都“扫地出门”,家家墙上都挂领袖像,户户门上都贴“忠”字,人人都唱“语录歌”、跳“忠字舞”,用“三忠于”来彻底包装每个人的“灵魂”。
“三忠于”所以能长期存在,而且有那么多人自觉地推波助澜,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奇观。人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恐怕就完全没有了自我和自我意识了。
这种封建礼教改头换面为什么能在社会主义社会出现?历史为什么能很多年以后“隔代遗传”?这个问题恐怕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但同时也是值得人深思的。
“走资派”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央分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当然那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被“指定”的。这时候的干部自然也分成了正反两大派,反面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就是“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正副司令,理所当然就成了中国最大的两个“走资派”。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运动一开始就把他们推上了风口浪尖,各地各单位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所用的词语是“打倒”、“砸烂”、“炮轰”、“火烧”之类,凡是词汇里杀伤力最强的都用上了,全国各地上上下下都在口诛笔伐,一时间他们全部成了“过街老鼠”。
“文化大革命”采取的是刚刚过去不久的社教运动经验,社教工作队每到一个村先从“怀疑一切”开始,把每一个干部都当成“假想敌”,用当时的说法就是“有枣无枣打三杆子”,打下“枣”来了是他们的胜利,打不下“枣”也没有什么关系,按群众运动的逻辑就是对这些人进行一次考验,经得住考验就说他们是真金不怕火炼,“炼”本身就是上级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干部还是很单纯的,大部分干部没有官僚意识也没有邪心思,只在“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的时候,听说过有的资本家拉拢腐蚀过干部,这可能就是行贿的开始吧。“糖衣炮弹”的叫法说起来也有它的时代特征,我们的干部多是从战场上过来的,说话打比方也离不开战场,大家把行贿行为叫做“糖衣炮弹”,是因为炮弹的杀伤力太大了,连建筑物那么大都不在话下,人更是容易被诱惑,当时把行贿比做“糖衣炮弹”还是很有威慑力的。
“走资派”这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用语,首次出现于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一部分干部都被安上“走资派”的帽子挨了整。跟刘少奇的路线走,是当时“走资派”的一大特征。毛泽东在1969年4月28日说:“他(指走资派)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阶级斗争无处不在
“文化大革命”中把所有的学问归纳为三大类,一类是阶级斗争,一类是生产斗争,一类是科学实验。阶级斗争覆盖了整个思想界和文化领域,把所有事物都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谁如果认错了“烙印”就是认错了方向,就等于是走进资产阶级的“雷区”,随时随地危及自己的政治生命。那时衡量一个人的政治品质先看他的阶级觉悟高不高,看他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能不能经受住考验,看他在“红色恐怖”面前是不是脸不变色心不跳。阶级斗争觉悟被称为一个人的“大德”,其余的问题不管多大都是“小节”,想成为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就得政治挂帅,就是重“大德”轻“小节”。
阶级斗争的最大特点就是破坏性强,当时有句话叫“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其实谁都知道“破易立难”的道理,一座大楼用现代爆破方法几秒钟就炸塌了,可是重新修建它需要几年的工夫。我们的许多文化精品都成了“文革”的“违章建筑”,被阶级斗争无情地“炸塌”了,整个精神领域里的“生态平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所造成的损失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
阶级斗争理论把中国艺术界也打了个落花流水,几乎全部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就说我们千姿百态的各种戏剧吧,只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八个字就全部否定了,因为旧戏舞台上不可能有“工农”,就是有“工农”也只能跑龙套当陪衬,不可能占领什么舞台中心。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他们是“农”,而且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但是这些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有限,而且身上还有“流寇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他们也没给广大农民带来什么好处,更不可能成为农民阶级的“大救星”,有些人起义虽然取得了成功,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而已,赶走老爷换上少爷,农民的悲惨命运照样悲惨。从这个角度讲,舞台就是现实的反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历史的代表,“文化大革命”只能改变现状不能改变历史,只能暂时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从舞台上赶出去,后来的事实证明不得不“复辟”,现在的“帝王戏”已经多得连观众都生厌了。
阶级斗争理论也否定了历史上的文学名著,《水浒》被打成宣扬投降主义错误路线的作品。后来,阶级斗争之风又刮进了《红楼梦》,说什么《红楼梦》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贾宝玉、林黛玉跟薛宝钗之间的小摩擦,是贾府里两条路线的斗争。
特殊的芒果展览
我至今还记得在“文革”中发生的一幕:毛主席把外宾送给他的芒果,转送给了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体现了毛主席对工人群众的关心,这本来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这件小事后来变成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当时还没有出现“炒作”这个词儿,这事却被“炒作”成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样板”。
关于这件事,1968年8月7日《北京日报》上,套红的头条引题是“最大关怀最大信任最大支持最大鼓舞”,文中说:“这一特大喜讯传来,清华园内一片欢腾―――万岁的欢呼声,久久地响彻天空―――”事情到此远远还没有完,又有人挖空心思把芒果拿到全国各地去展览,因为芒果保鲜比较困难,想拿真的去展览不可能,于是就想了个办法―――用塑料制品代替。我当时在胶东乡下教小学,一天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第二天停课带学生去公社驻地看“芒果”。我们教师学生中谁都没有见过芒果,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大家猜这种水果一定非同小可,是个稀世珍品,有人把它想像成了《西游记》里王母娘娘的蟠桃,吃了就可以长生不老。
第二天看芒果的场面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像赶庙会一样拥挤。塑料芒果亮相的那一幕可真够威风的,两个红卫兵捧着个玻璃箱子,里面就是一个制造粗糙的假芒果,后面有四个解放军战士持枪守卫,完全是一幅对待“超级国宝”的隆重场面。这押送“国宝”的汽车好不容易从人群中“突围”出去,他们的任务是挨个公社去“展览”和“赶场”,这一天全县几十万人停工停产停课,为了一睹“塑料芒果”的真容。
(选自《证照中国1966-1976》/许善斌 著/新华出版社/2009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