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常绿灌木，我国的本土物种。当它被发现并被作为茶饮时，在陆羽的《茶经》中是如此记录的：“茶之为饮发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即传说神农氏尝百草发现茶树，至商周时发明茶饮而用。
神农氏发现茶自有一段离奇美妙的传说，且不必言。更为令人惊讶的是，茶在横空出世后赢领饮坛的步履与尊席实乃让人叹为观止，尤是在文人的几案榻沿上春风得意。陆游曾这样写到：“寂寂东窗午梦残，不堪春雨作春寒。蛮童未报煎茶熟，一卷南华枕上看。”从诗中足见这位放翁先生在手持《道德经》时仍对茶恋恋不忘的痴渝。而茶在大诗人苏东坡的笔端里则更显得饱满特别，自他留下“从来佳茗似佳人”后，再也找不出与之匹敌或赶超的歌茶名句来，实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笔。言至此，需要作番注释的是此句中所指“佳人”非指美人，而是泛说那些品性美好的人。我要话的“佳人”在意进一层后，理当是这些文人名士了。当他们口念着“煎茗引杯长”的那刻，就再脱不去一壶上等香茗品留的无尽氤氲了。
文人之所以醉于茗茶，恐怕还得归于茶与生俱来的品性。茶具有托身杯怀坦然倾沸的忠烈之寓，且在它慷慨死去中依旧娉婷韵足、雅俗浑然的出凡脱尘，不免让儒、道之士们各领心志，猝然顿悟。此外，茶在暗夜里的一份香锁风月的清寂，无疑是文人们秉灯长读的苦僧素宴，杨万里就曾吟咏“一啜犹堪坐秋夕”，可见诗人把茗茶视作“留伴读书行”的修心知音，虽惴惴不安地揣着几分一啜无眠的担忧，转眼又会喜从“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的收获之乐。
就在杨万里一类的文人们视茗茶为知音时，却被另一群悠然的名士们用来或摩玩或斗智，但经典之处岂又是常人所能效颦的。在对茗茶的摩玩中首屈一指的便是大词人李清照与其丈夫赵明诚的“翻书赌茶”了。李清照与丈夫常沏上浓茶两杯，指着架上堆积的书籍，发问某一件史事或某一名篇位于哪部书第几卷第几页，答对便可品茶，输者不得饮。作为考古学家的赵明诚又怎敌清照才识，自然只有望茶兴叹了。而斗智中最能引得掌声的，却非大文豪苏东坡莫属了。一次，苏东坡、司马光等名士们比试茶艺，最终苏东坡的白茶胜出，司马光忌妒之余便有意作难：“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君何以同时爱此二物？”苏东坡思倾片许从容答道：“奇茶妙墨俱香，公以为然否？”这一答被后人称为“苏东坡茶墨结缘”。此类借茶行乐、品茗弄墨的茶事，原本还是文人们清苦的书斋生活。然而，茶在历史的长河里正是借助着文人名士这一高雅的生活方式成就了自己别具蕴涵的文骨，并一路以居士的气节舒展着自己经久的魅力。其尊宠正如范仲淹诗中写道：“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
文人就是文人，在他们与茗茶缔姻笔墨之情后，便以同样的热度与精力在历史的一隅致力起茶学来。一壶香茗，茗品自然是最让人挑剔的，对茶品的研究达到炉火纯青的非北宋的蔡襄了，当他手中那福建“小龙团”北苑贡茶推出后，这位转运使便名副其实地登上了古代茶学家的席位。茶品之后接着让人计较的该是冲茗之水了，许次纡就在《茶疏》中说到：“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谈到茗水，最具言论的首推唐朝的陆羽，王安石、欧阳修等一帮文豪稍逊，欧阳修留有的《大明水记》，就专论了烹茗之水。文人眼中的茗具自然也不容落俗，苏东坡、李笠翁于是斟酌起来。李笠翁言到：制茗壶，其嘴务直；而东坡却不动声色地做出一种提梁式紫砂壶，赋名东坡壶。茗品、茗水、茗具，文人们就这样凭着各自的信念如火如荼地开展着自己的茶学，虽历史记录者只能给他们寥寥几笔，但正因他们不经意的现身，才赋于了茗茶新的史点，使茗茶长时间地做着文化呼吸，在数千年的古老国度里以一种儒者的莫逆身份生存下来。
在茗茶与文人之间，好比西湖比西子，好比佳茗似佳人。在岁月的流年里，他们或素居雅堂，或比翼都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