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太太巴巴拉刚度完假，打算在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的洛雷托国际机场，驾驶我们的单引擎飞机飞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卡莱克西科镇的家。 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站在机场大楼附近，紧张地用手帕轻揩着脸上的汗。先前我们对飞机作最后准备时，我已经注意到他。
忽然他走过来，挡在门口。他年约40多岁，看样子好像已在机场大楼里呆了一夜。“对不起，”他说，一面摘下草帽，”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我是美国人，刚才没赶上去洛杉矶的班机，但我必须赶到那里转机去佛罗里达州。”
我好像很权威地对他说:“很抱歉，我已向机场主任递交了飞行计划，上面写明只带我太太一人出境。你为什么不改搭下一班飞机?”
“要到明天才有班机，而我今天非走不可。”他不肯罢休。
“我们只是去边界那边的卡莱克西科镇。”
“没关系，”陌生人说，“我们去主任办公室问问我可不可以跟你出境。”他转身走进机场大楼。
“等一下，”我忧虑地说，“我没有氧气面罩给你用，而我们要飞上4400多米的高度。在这高度你会受不了的。”
“没关系。我身体很好。”
我看了他的手提箱一眼，补充说:“而且机上也没有地方放额外的行李，飞机里面都塞满了东西。”
“我会把手提箱搁在大腿上。”
这时候巴巴拉开腔了:“对不起，我们要走开一会儿，我有话要对我先生说。”
“请便。”他站在一旁，让我们走进机场大楼。
巴巴拉低声说:“你疯了吗?竟敢冒生命危险让一个陌生人搭便机，说不定他是个通缉犯或者恐怖分子呢。”她的声音越来越大，“要是他劫持我们，怎么办?”
“我觉得他是正派人，”我说，“这也许是我们偿债报恩的时候。”我想起了10年前巴巴拉和我飞到墨西哥旅行的往事。我们骑一辆小机车进入沙漠，后来迷了路。我们遇见几名美国飞行员，问他们可不可以载我俩去我们飞机停放的地方，但他们全不理睬，走开了。最后还是几个加州大学生把我俩送回我们的飞机那里。
“记得好多年前我们在这里被困的事吗?”我问道:“我们不妨去主任办公室问一问，看他怎么说。我估计他不会准那人跟我们出境，不过问了之后会觉得心安些。”
机场主任听过陌生人的陈述，又看了他的机票，随即将我们的乘客数目由“一”改为“二”。全部手续大约一分钟就办妥。
现在非带他一道飞走不可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好做的，便向飞机慢步走去。巴巴拉和我并肩走，瞪着两眼直望前面。为了缓和紧张的气氛，我转过头去问后面的陌生人叫什么名字。“维尔吉，”他说。
飞机在4420米的高度向西北航行，巴巴拉和我默默坐着，吸着面罩提供氧气。我回头望了望坐在巴巴拉后面的维尔吉了。真奇怪，他虽然没有额外的氧气，却似乎一点也不担心。他向我点头微笑。我开始相信一切都将会很顺利。引警嗡嗡响，令人平静下来。尾风异常强劲，我们可能会提前到达卡莱克西科镇。维尔吉能及时赶到洛杉矶的可能性也不断增加，也许真的会一帆风顺。
刚飞越边界，我就担心天气多于担心维尔吉。机身摇晃不定，阵阵狂风吹得这架穆尼231型飞机嘎嘎作响。
我们遇到下降气流，飞机陡降了30米。巴巴拉惶恐不安地看着我。电台发出警告，强烈的阵风正夹着沙尘扫过加利福尼亚州帝王谷，我们处在危险之中。
我向卡莱克西科镇那边望去，看见一大片暗褐色的怪云在地平线移动。是沙暴!我飞行了23年，却从没见过这样的情景。
卡莱克西科镇就在正前方不到8公里处。沙暴环绕着整个机场打转，但是跑道却清晰可见。
我艰难地驾着飞机，几经险阻最后终于降落机场。
我回头看维尔吉――真不敢相信他会那么镇定。他坐在那里阅读，读的竟是《圣经》。他把《圣经》收好，脸带微笑。
巴巴拉在卡莱克西科镇的机场内慢慢呷着咖啡，一面观看着在天空中狂舞的风沙。终于她提出了问题:“你看他是怎么回事?”而我依然无法确定。
就在这时候，维尔吉走到我们桌前。我问他有没有希望赶到洛杉矶。遇上这种天气，一般人根本连汽车都不开。
“我查出离这里不过几公里的帝王谷机场有一条定期短途航线，可惜他们不知道班机什么时候起飞。更糟的是，机票都卖光了。不过我还是召了一辆计程车，准备去碰碰运气。说不定会有人退票。”
我知道现在是进一步了解这个陌生人的好机会。“你去洛雷托市干什么?”我问道。
他凝视着面前的咖啡。”10年前，我和太太在洛雷托市交通失事。当时我们和另一对夫妇一起度假，租了露营车去游览下加利福尼亚州半岛。他们在前座，我们在后面。途中右边车轮忽然偏离了车道，汽车翻下堤岸，而车上载有600升燃料。卡式炉用的丁烷气桶立时爆炸，火势一发不可收拾。我设法从后窗逃出，我太太也从车门钻了出来。
“那一对夫妇困在车内，尖声叫嚷。我想从前窗把他们拉出来，但是办不到，已经太迟了。”
“我太太和我都严重烧伤，”他继续说，“我的脾脏也破裂了。我们当时离洛雷托市好几公里。爬上堤岸后，我们向驾车经过的人求救。终于有个墨西哥人停下来，赶紧把我们送到洛雷托市医疗中心。
“我们的命救回来了。不过那诊所设备奇差。手术台像块旧熨衣板。我在牙医椅上躺了一夜因为没有病床了。我们后来转到加利福尼亚州一所治疗烧伤的医院去医治。但是我许了个愿，说日后要回去捐钱给那诊所，添购正式的设备和药品。”
“你太太怎么样了?”我问道。
“她接受了皮肤移植手术，已经康复。后来我开始自己做生意，开了一家公司销售船只。直到上星期六，我才想起那次交通失事。”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我猛然惊醒，好像有什么提醒我必须实现10年前所许下的愿。昨天我才抵达洛雷托市。那医疗中心还是老样子。油漆剥落、床单破烂、破玻璃窗用锡纸蒙着。我开了一张支票给他们，数额虽然不大，他们却感激得不得了。”
“今天下午，飞往洛杉矶的班机客满，于是我被困了在洛雷托。后来就遇到你们。”
我们都沉默了一阵子，接着有个人走过来，是他召来的计程车司机。他匆忙抬起帽子和手提箱。“再谢谢你们，朋友，”他说。
“等一下，维尔吉，”我说着递给他一张名片，“你要是搭上了这班飞机，别忘记告诉我们。”
回家后，我们恢复日常的工作，但是我总忘不了维尔吉和他给我的启示:许多年前我们受困时，曾经接受陌生人的帮助，因此我们今次帮助了维尔吉。维尔吉和太太交通失事后，洛雷托市的人曾施以援手，因此他回去报答他们。这样的恩恩相报是不会有了期的。此外，我又懂得，我们所做的事一件好事、每一个善行，总会得到回报，有时候回报的方式会很奇妙。
有一天，我们收到维尔吉的信，信纸上端印有他公司的名称。他写道:“再略表谢忱。我搭上了帝王谷的班机。赶到时乘客正在登机。我坐上了最后一个座位。敬问安好，维尔吉谨启。”
(柳芳、单宝林摘自美国《读者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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