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作家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于1835年问世，中国作家鲁迅的《狂人日记》则写于1918年，二者前后相隔80多年。鲁迅承认写作《狂人日记》时“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他用同一篇名、取同一体裁、采同一人称、写同一人物，甚至连结尾以狂人呐喊“救救孩子”的呼声也是如出一辙。但说到这篇小说受果戈理同名作的影响时，鲁迅又明确指出：“后起的《狂人日记》旨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鲁迅通过这番话，自我肯定了他在借鉴中已创新超越。
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和鲁迅之作，是同中有异，异中见同。果戈理通过因精神失常而惊恐万状的狂人的内心自白，用隐喻、象征和现代意识流的手法描绘了等级森严的沙俄专制制度下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悲剧命运及个人向上爬的难填欲壑对人性的异化扭曲。忠于心理写实的果戈理塑造的狂人因不肩负沉重教育使命而呈现出一种天真的浪漫色彩，并表现出自然流畅的批判思辨力。这个小人物形象也反映了一位俄国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传统。同样地，鲁迅《狂人日记》以十三则没有日期的日记形式，用隐喻、象征与箴言相结合的意识流手法，记叙了“迫害狂”病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借狂人之口发出了“我诅咒吃人的人”和“救救孩子”的呼喊，大胆抨击了封建礼教、封建家族制度和国民劣根性、人之劣根性。同时，鲁迅所塑造的“狂人”也彰显了作家沉重的生命主义文化倾向，其小说最大程度地浓缩了鲁迅文学精神，即鲁迅的生命悲剧体验。
1. 从作家身处的时代背景看其创作出发点
1.1 等级森严的沙俄专制统治下的民间悲歌
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创作于十二月党人起义被残酷镇压后的黑暗岁月里。17世纪到19世纪的俄国，政权由贵族所垄断。法律禁止负债的农民自由迁徙，并授权地主无限期缉捕躲债逃逸的农民，这使i00多万农民沦为农奴。当时的俄国社会分化为贵族、自由民和农奴三大阶级。农奴受尽欺压剥削，其生杀大权掌控于地主手中。这一时期，西欧文化开始传入俄国，但只有贵族商人有权接受文化教育，全国90％以上的人为文盲。彼得大帝以及女皇喀德林二世的政策都处处保障贵族阶级的利益。因此，这一时期俄国社会底层阶级的生活苦不堪言。
果戈理高举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旗帜，深刻揭露俄国社会的黑暗。他适时地创作出了《狂人日记》，利用狂人的昏热呓语，生动形象地宣泄了这种增长不已的时代愤怒情绪，唱出了一曲等级森严的沙俄专制统治下的民间悲歌。小说的主人公波普里辛身为九等文官，一贫如洗，贱若仆人。但波普里辛也是“人”，也有着“人”对美好东西的向往与追求。他渴望得到司长女儿索菲的垂青，但阶级分明的现实将他这种美好的爱慕情愫宣判为歪念而给予无情地摧毁。波普里辛终于明白：世上所有的好事都让侍从官或者将军摊上了。他终于看透人生。他看透人生的代价是他被逼疯了。受尽凌辱折磨的波普里辛最后痛苦地喊出：妈妈，救救你可怜的儿子吧!
l.2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难以改变封建礼教吃人的本性
鲁迅创作《狂人日记》正值“五四”运动前夕。当时，封建势力仍然统治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封建文化仍然在腐蚀着人们的灵魂；封建礼教也依然在残害着国人的精神与肉体；“吃人”现象随处可见。面对此种丑恶社会现象，以启蒙民族的思想为己任、以改变国人的精神为职责的鲁迅愤然而起，用清醒的现实主义笔触和饱含愤懑情感的笔墨描绘了一幅“非人生活”的画面，揭露了从社会到家庭的“吃人”现象，抨击了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吃人的本性，并猜测“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进而呼唤“救救孩子……”。
1.3惨绝人寰的专制礼教俄中类似
果戈理和鲁迅虽然身处不同的国家与年代，但沙皇统治的俄国同20世纪初叶的中国却有着某种类似的地方：都是封建专制统治，都充满着惨绝人寰的迫害。
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借狂人的昏热狂语，反映了沙俄专制统治下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悲剧命运。这样的文学作品不仅对唤醒俄国人民富有现实意义，对20世纪初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民众同样富有启发意义。因此，常以“我以我血荐轩辕”为爱国志向而自励的鲁迅，在作《摩罗诗力说》时，就注意到了“对于自己的人民”像“对于俄国一样重要”的果戈理及其作品。鲁迅在介绍这位俄国重要作家时说“十九世纪前叶，俄有果戈理者起，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果戈理这种以“振其邦人”为创作出发点的思想，恰好与鲁迅的启蒙愚昧民众、改造国民精神的创作意旨相吻合。于是，善于“采用外国的照规，加以发挥”的鲁迅，“别求新声于异邦”，大胆“拿来”，巧妙“借鉴”，“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
2. 从文体结构与人物塑造上看作品内涵
2.1果戈理忠于心理写实而不刻意教育功能
果戈理的《狂人日记》采用比较正规的日记体裁，全文由20天的日记构成。由于是狂人的日记，日期大都是不连接的、混乱的。果戈理以狂人在不平等的际遇中的种种苦痛来反映当时俄国小人物的本质特点。狂人的内心痛苦，既有时代社会的愤懑情绪，又有个人情感深处的难言之隐。狂人既空虚、寂寞，又焦灼、狂躁：既情绪冲动，又理智思索。用日记体的形式来呈现狂人那种极为复杂的心理状态十分恰当。
作为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巨匠，果戈理忠于心理写实。果戈理笔下的狂人，其疯狂行动中隐含着善良的愿望，其非理性的行动里蕴涵着理性的内核。果戈理，作为“自然派”的开创者，没有为了预定的主题思想而强行改变人物的心理写实，作品中流淌着的浪漫色彩让人相信他并没有宏大的野心去教育国民。果戈理笔下的狂人，比鲁迅笔下的狂人疯狂得轻松自在些，呈现出一种天真的浪漫主义色彩。小说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单纯厉害冲突作为矛盾的主线，虽然不及鲁迅的“深广”，但仍然很有力度地在不经意的铺写中，深刻地反映了社会阶级的不平等以及小人物卑微得难以舒展个性的窒息生活空间。果戈理笔下的狂人之所以“狂”，是因为位卑身贫的他无法适应等级森严、上下层社会矛盾尖锐、小人物深受折磨屈辱的严酷现实。面对生活的贫穷、屈辱和压制，他所能做的只有无力的挣扎和与“狗”为伍，最后沦落为一个活在妄想中的疯子。因此，果戈理在《狂人日记》中，还是很深刻地反映了特定的社会现实，只不过他不刻意去教育国民。果戈理曾坦言：“事实上，说教并不是我的职责。艺术本身无须说教就有教益。我的职责是用生动的形象，而不是用议论来说明事物。我应当展示生活的真相，而不应当评论生活……”。
2.2鲁迅身负社会使命而立意教育国民
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文体上明显仿效果戈理的日记体，但却不标明年月日，而只用十三节长短不一的文字来记录狂人的荒唐之言。但在篇首，鲁迅又以中国传统笔法写了一段类似小说开篇的“楔子”的文言“小识”，交代这篇《狂人日记》的来历。这表明鲁迅在用现代 意识流的象征手法创作时仍然不愿舍弃中国传统写法。
鲁迅以狂人的呼救结尾，更是不容置疑地克隆果戈理这一深化主题之笔，只不过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声比果戈理的更加“忧愤深广”。它突破了反映个人病患、个人悲剧的局限，而上升到了社会病患乃至国民悲剧。果戈理最后那向母亲发出的求救呼声只能代表被虐待的小人物的哀鸣。鲁迅则拓宽眼界，呼吁整个社会来“毁坏这铁屋”，拯救下一代青少年。
作品以一个“迫害狂”患者为主人公，象征性地揭示了封建传统从肉体到精神都“吃人”的主题。狂人患病之后，感到周围的人都要吃他。其中有诸如赵贵翁之流的封建传统的自觉维护者，也有那些受封建传统蒙蔽的一般民众，他们自己是被吃者，同时也参与吃人。封建礼教影响的普遍性，决定了吃人的人的普遍性。
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上升为小说的主要矛盾。狂人的整套疯话，实际上是为表达主题而精心设计的有意味的形式。鲁迅是刻意要通过《狂人日记》来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弊害的。因此，《狂人日记》被鲁迅赋予了一种极其深厚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内涵，整个故事也最大限度地扩展了历史容量和思想深度。鲁迅在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土壤的基础上，将批判的利剑刺进历史的纵壑，把讽刺的力量具化为蕴涵着深刻思想的细节描写，发出“从来如此，便对么?”的反诘。鲁迅有意通过反诘来揭示这样的恶性弊端不仅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所独有，而且是整个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所积淀下来的龃龉龌龊。
3.貌似神殊的两个狂人，境界不同的志向追求
3.1为位卑身贫致狂的波普里辛
果戈理笔下的狂人是一个受沙皇森严等级制度迫害与侮辱的小人物。波普里辛妄想追求司长的女儿索菲未果受辱以致得了精神分裂症，臆想自己当了西班牙国王而被关入疯人院。位卑身贫的波普里辛对那个以官衔、权势和金钱为中心的黑暗社会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进发出不平之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等级。为什么我是九等文官，凭什么我就该是个九等文官?”
果戈理笔下的狂人，少了鲁迅笔下的狂人那种凝聚了深厚社会文化内涵的严肃冷峻，多了一种带讽刺意味的浪漫天真。小说中对狗腔狗调的狗信，描写得惟妙惟肖。而人须通过狗信来了解他人的秘密，更是对万物之灵的人类的莫大讽刺。狗信虽然狗话连篇，甚至有时血口喷人，但狂人仍然看得津津有味，并以它作为“滋养慰娱灵魂的养料”，这样的铺写展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思辨力。
狂人暗恋司长的女儿的妄想贯穿全文，充满主观抒情性的浪漫色彩。除了妄想得到司长女儿的爱情，在西班牙皇位悬空时，狂人甚至幻想自己皇袍加身。这一切的痴心狂想，恰恰折射了狂人长期受歧视、受欺压的自卑甚至窒息心理。他以一己之愿幻想翻身，但现实却将他一步步地逼入绝境，最后一则日记，尤其弥漫着沉郁浪漫的悲情意识。在不平等的社会体制下，狂人根本无力改变这个连底层小人物的一丁点儿青春生命力与自尊都要彻底压灭摧毁的体制本身，令人心酸；狂人敢于蔑视权威的狂傲之气，令人痛快；而狂人傲视世俗的无畏态度、坚毅不屈的执著精神以及天真浪漫的幻想勇气，令人欣赏。
3.2为封建制度、国民劣根性、人之劣根性致狂的狂人
鲁迅笔下的狂人，是孤独的启蒙者，是封建主义旧中国的掘墓人。
鲁迅笔下的狂人，首先是受封建制度的迫害而发狂。狂人对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吃人”性进行了彻底的批判。狂人直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都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笔下的狂人，其次是因国民的劣根性而发狂。鲁迅借狂人之口所批判的，不限于赵贵翁之流的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所提倡的“仁义道德”的吃人性，不限于因狂人和吃人的大哥有着无法摆脱的血缘关系而给其带来的原罪性，也不限于“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的狂人自己，鲁迅的批判，更深刻地对准于国民头脑中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麻木愚忠的劣根性。这些受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全面毒害的如医生、佃户、小孩子、给知县打枷过的之类的“熟睡”者，屈从于命运，忠厚到麻木。这些“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不幸”却又“不争”，甚至参与“合伙吃人”。他们是社会的巨大群体，因而也就构成了社会巨大的不幸。
鲁迅笔下的狂人，还因人之劣根性而发狂。21世纪的今天，霸权主义、环境污染、道德沦丧威胁着人类和睦相处，《狂人日记》可以解读出的新颖寓意是狂人对人之劣根性的深层批判。敢于对人生和世界做抽象思考的狂人，发现了人与人之间提防、欺诈、残杀，并且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扼制的恶性循环：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于是狂人呼吁人类和谐相处：去了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打破铁屋子暗示的不仅是消灭封建制度，也是根除人之劣根性。
4.迥异的文化倾向
两篇《狂人日记》虽然形式相似，但两位作家在象征手法中所构筑的文化倾向却有着较大的落差。
4.1果戈理的人道主义
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比较明显地张显了对个性的强调，带有浓厚的主观抒情性，透出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特色。果戈理没有鲁迅那么强烈鲜明的战斗意识，也没有赋予人物非完成不可的社会使命，这使得其笔下的狂人显得比较天真、浪漫、自由、大胆、任性。不平等的社会环境无情地吃掉了敢于挑战权贵的小人物的浪漫幻想。而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小人物”形象充分反映了俄罗斯作家们“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传统。
4.2鲁迅的生命主义
鲁迅的《狂人日记》，用对现实的直接控诉和箴言警示来建构了一条可行的社会意识改造之路。它不仅呐喊着五四启蒙理性的时代强音，而且最大程度地浓缩了鲁迅文学精神，即鲁迅的生命悲剧体验。狂人的“狂”被鲁迅注入了生命哲学的意蕴，他挣脱了人的社会存在状态的捆绑和约束，成为个体生命觉醒的象征，成为独立性的生命个体。人作为动物的一种，在生命意志的自私性、垄断欲等方面，跟其他动物并无区别。在鲁迅《狂人日记》的生命悲剧中，人既是悲剧的牺牲者，又是悲剧的制造者；当“吃人”具有了一种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性的时候，“吃人”就不仅仅是一般的文化悲剧，而是生命存在悲剧：那些顽强地朝向自我生存需要的个体生命意向，将无法避免地与其他个体生命意向对立、冲突；叔本华、尼采以及进化论的竞争论都深刻地意识到生命本身的这种悲剧。因此，与其说鲁迅是一个启蒙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一个生命主义者，虽然他的生命文化精神与启蒙理性具有某些契合的地方，但是，这种“契合”之处却并非来自于启蒙理性，而是来自于生命体验本身；人们之所以将鲁迅思想看作是启蒙理性与生命体验的复合，主要是因为鲁迅思想中存在着对人和历史的建构性渴望，其中最主要的是鲁迅“立人”即人的现代性建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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