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王殿小学成立战斗队是1968年。战斗队叫猛虎。一听就知道和体育老师周文虎有关，都有一个“虎”字。在我们这个小城，中学有战斗队的不奇怪，一中有一支红总司，五中有一支青年近卫军，七中有一支巴黎公社。小学有战斗队的，王殿小学是唯一。其他小学没有战斗队，不是因为没有阶级斗争，而是因为没有体育老师。当时小城的小学场地都比较小，也没有什么体育器具，功课表上印的是活动课，活动课就是跳跳绳，踢踢毽子，顶多还有个拔河，没有体育的概念。但王殿小学有正儿八经的体育课，有队列训练、广播体操，还有打篮球，打的是三人半篮。据说，就是因为有周老师。周老师是上过正经大学体育系的，还是国家三级篮球裁判，这两个“衔头”，足以把小城的小学老师都吓上一跳，中学老师也有被吓的。一般来说，老师都是文雅和含蓄的，而体育老师除外，体育老师争强好胜，所以王殿小学就有了战斗队。
战斗队占了学校的音乐室作队部。一切都按照作战的理念出发，我们模仿电影里那些作战室去布置，把队旗挂在教室中央，把窗户钉得严严实实，把课桌垒起来当碉堡，门也被封死了，下面开了一个洞，做了一个翻板，我们进出队部就像狗一样从门洞里钻进钻出。这样布置起来的队部我们觉得很结实，呆在里面很安全，即使有炮弹袭来，我们的“工事”也能够抵挡一阵。唯一有点不和谐的是，队部的角落里摆起了炉灶、柴火、锅碗瓢盆、酱酒糖醋，都是一班人一点一点从家里偷出来的，供我们夜里值班时烧点心用。
[2]周文虎老师有四十出头，人看上去比较老。也许从我们的眼光看，这个年岁的人就应该这么老。我父亲才三十七八，我看他也是又老又威严。周文虎老师人也很黑，同学们都说，他这是教体育的结果，有强度，费体力，雨打日头晒，但我觉得他可能是有病。我母亲有胃病，人也这么黑，不知周老师是什么病。周老师脸上还有横肉，横肉是有个性的象征，都说脸上有横肉的人耿直，硬码，我们私下里议论，周老师其实当军人最合适，有威，可惜他是个老师，好在他是个体育老师。周老师也许真有那么一点军人情结，比如他上的队列课，就都是部队里的内容，什么刺杀，什么正步走，什么匍匐前进。
既然像部队，周文虎老师就要求我们的一些做法要有战斗意味，比如进入队部时要报告，要对口令，有没有意义是另一回事，要做就要做得正规。要是有人敲门，我们本来可以扒在门缝或窗户上看个究竟，但我们故意不看，我们要履行纪律，用口令来测试来者是“敌人”还是自己人。里面的人会严词厉声地喊一句――站住，然后说――口令。我们的口令是：猛虎。回答是：必胜。那些天，我们有事没事都在心里反复温习着这四个字，生怕自己记错了，或者说犹豫了，或者说多了一个字，那就有可能被自己人怀疑，甚至“误杀”。特别是晚上，我们在漆黑的校园里出没，老远瞄上一个人就大喝一声――哪一个?暗号?猛虎。必胜。这种一问一答的形式非常刺激，像狗吠一样在校园里回荡。我们还会模仿电影里的场景，对上口令后把身子往后一仰，再扑上前去紧紧拥抱，说，同志，我可找到你了。然后，嘎嘎嘎抱着肚子蹲地乱笑。
口令用了几天，我们很快觉得不新鲜了，保密度差了，就琢磨着变化花样。开始是乌龟王八，酱油老酒等等；后来换成了敲击，用石头在地上敲，敲两下，回三下；再后来又换成唱歌，金瓶似的小山，明镜似的西海，上面唱一句，下面接一句。我们当时只有四年级，我们的智慧非常局限，差不多把脑袋里有意思的东西都想完了，我们再也编不出能够对付“敌人”的口令了，形势变得危急和严峻。
有一天，周文虎老师召集我们开会，他的样子很严肃，他严肃了脸上的肉就会横起来，形成条状。他批评我们不动脑子，说我们的口令水平太低了，太简单了，一点也不符合作战的要求。周老师说，口令简单等于把主动权交给了“敌人”，等于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又说，假如“敌人”掌握了我们的口令，你们知道是什么后果吗?我们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周老师说，就很容易被敌人摸了哨。我们傻乎乎地问，什么叫摸了哨?周老师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嘴巴还咔嚓一声，也就是说，我们被“敌人”从背后割了脖子，死了。我们面面相觑，真是难为情啊。周老师见我们难过，也没有多批评我们，他的出发点在于“寓教于乐”，使我们在战斗中茁壮成长。他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口令也要有时代感，不仅要好听，还要有意义，要因地制宜，活学活用。他一般不会指导我们具体怎么做，但他注意启发，点到为止。他最后那句话就像点了我们的穴，我们顿时像开了窍一样舒服。
后来，我们做的口令就很有水平了。听到动静，我们先发制人，在黑地里大喝一声，站住，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哪一段?第某页第某段?虚心使人进步……。第某页第某段?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第某页第某段?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一段比一段难。我们的口令太多了，我们好像打进了口令的窝，用也用不完。因为多，我们换得也很及时，因为多，“敌人”根本就没办法掌握。而我们自己，在口令的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有些同学还因此成了活学活用的积极分子。
我们虽然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但我们仅仅只是会背，其实也是不大明白的，如果有人较真，反问一句，什么意思?我们肯定是哑口无言。
说一个笑话――我们的教室里贴满了这些语录，我们上课前都要把这些语录念一遍，这是当时最最必要的一课。我们的头转得像气象台屋顶的风标，我们机械地一张一张念过来，念完了，老师才叮叮当当的开始讲课。虽然背得滚瓜烂熟，但有一段我始终弄不明白，就是“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这段。我曾经煞费苦心地分析过，“读书”是学习，这谁都懂；读了书能够使用，在使用中慢慢消化巩固，“使用”也是学习，这也可以理解；但最后一个“而且”就将了我的军。这东西比读书要紧，比使用更加了得，是更重要的学习，这“而且”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我就想不出来。后来，我的书慢慢读高了，知道“而且”是什么东西了，回想自己过去对“而且”的追问，差一点笑死。
[3]我们真的是在使用中学习。在整个编口令的过程中，我们还发挥了不少潜能，聪明才智得到了很好地开发。我们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语录，按现在的话说，我们有创新意识。我们在语录上做了手脚，安了机关，就像设置了陷阱，让“敌人”不小心就掉了进去。要知道，“敌人”也是很狡猾的，他们也会依样画葫芦，也会活学活用，说不定比我们学得更好。我们打出去的球，他们很漂亮地接了过去。但我们设了什么埋伏，把手脚做在哪儿?安了什么机关?他们就一筹莫展了，一开口就露馅，就等于自投罗网。我们比较经典的“手脚”有以下这些地方：
“一怕不苦，二怕不死……”
另，“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不了低级趣味的人……”
再另，“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 根结底是我们的……”
你觉得我们的“手脚”怎样?厉害不厉害?
当时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有几把刀，我们的“敌人”刀也不错，我们的口令一出，他们会很快接了上来，他们胸有成竹，他们得意忘形，他们对口令就像唱歌一样好听，他们以为号准了我们的脉，捏住了我们的致命。他们当然不知道我们在暗堡里埋伏着狙击手，狙击手的弹弓百发百中，他们只要念错了我们做了手脚的“字”，等于在我们的机关里一脚踏空，我们轻则拒他于门外，重则让我们的狙击手“点杀”他。
最让人激动的要数夜间值班。队部等于是军事重地，不值班就形同虚设，没有人的队部相当于一个空巢，因此，周文虎老师要求我们每晚起码要有四五个人值班。他说，部队一个班是七个人，我们战斗队可以通融一点，就五个人吧。战斗队人不多，按这样的要求安排，我们每星期要轮上两次。
说来奇怪，战斗队的活动大多集中在晚上。晚上，有最新指示下来，我们要哗哗地写标语，我们要锣鼓喧天地欢庆一番。晚上，我们经常要参加学区的一些统一行动，比如，急行军奔袭某闹市大街，逮住人剪那些过大或过小的裤脚，等等。反正晚上是个好时光，我们喜欢晚上值班。
但是，我们发现周文虎老师晚上都不值班，每次，他把我们安排好了，自己就回家去了。大家私下里议论，他不以身作则。有一个同学说，他怕老婆，说老婆叫他回家，他不敢不回。当时大家都觉得这同学胆子真大，懂的事真多，敢说这样的话。他说他父亲就是这样的，他还说他母亲每晚要咬着他父亲的肩膀睡觉，他父亲尽管嗷嗷的喊疼，也不敢不让他母亲咬。大家都信以为真。但我觉得周文虎老师应该是有病，他的病不能熬夜，他得早点休息。像我母亲，我母亲是胃下垂，用一个胃托绑在腰上把胃托着，不让胃掉到肠子里去，白天还马马虎虎坚持，到了晚上她都痛得在床上打滚。
晚上值班那才叫真正的战斗生活，执行任务，烧夜宵吃，这些事在家里都体会不到。但大人们好像都反对值班。我父母就说，夜不归宿就是缺少规矩，就是没有教养。我父母规矩较多，他们一个是厂长，一个是人事，都在国营单位工作。国营单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嫡系部队，意味着生老病死有保障。所以，我们家院子里的人都非常羡慕。如果哪一天院子里飘着香气，大家马上会说，一定是他们家烧鸡吃了。大家还羡慕我父亲有辆自行车，还是公车，公车都是领导骑的。
我母亲也有被人羡慕的，她腰里戴了一个胃托。人家胃下垂就只能让它垂着，或用手捂着，很痛的样子，但我们家条件好，可以买个胃托把胃托起来。因为戴着胃托，我母亲腰里总是鼓鼓囊囊的，尽管这是件治病的器具，但也是一件不一般的器具。不过，这段时间，我母亲有点紧张。在小城的个别地方，已有了一些小规模的武斗，在一些战斗队把守的关口，有人老远看见她就警惕起来，以为她腰里别着手枪，甚至以为是双枪，“双枪老太婆”，“双枪蝴蝶迷”，他们也用枪顶着她，要她举起双手，把她搜查过好几次。
说起值班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们是从下午开始就留在学校的，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烧了几只番薯吃了，就把回家忘得一干二净了。
母亲是看见桌上的两碟小菜后才知道我还没有回家的。我父母平时很忙，他们回家经常很迟，一家人都等不到一起吃饭，我祖母怕我吃菜粗，把父母的菜提前吃了，就想出一个分餐的办法，把菜分成了一碟碟的“拼盘”，一人一份，各人吃自己的。开始，我母亲发现我没回家吃饭还不以为然，等到她睡了一个半程觉醒来，我的床还是空的，她就紧张了。那些天我父亲正好出差去了，没有人和她一起讨论这件事，她觉得很茫然，她只能一个人设想后果，这样的后果肯定是越想越乱，于是，我母亲顾不上自己的形象，蓬头散发的去找我了。
这天的值班任务是去教数学的彭老师家侦察。彭老师是地主出身，白天在学校还算老实，看不出心机和行为，晚上就难说了。我们要趁夜色去探个究竟。夜深人静，她有没有从阴暗的角落里爬出来，在后花园埋变天帐?她老公有没有咬牙切齿，在嚯嚯磨刀?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我们的行动多么有意义。我们在侦察回来的路上竟意犹未尽，虽然是夜深人静，我们却兴致勃勃地唱起了歌一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
我母亲肯定是找了我很多地方，同学家找了，老师家找了，学校找了，学区也找了，回答都是不知道。她的心一下子就垮了。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她的力气也在慢慢耗尽，她的怒气却在急剧上升，等到她在路上劫住了我们，她连打我的力气也没有了，她差点就坐在了地上，她说，你自己准备好，等你父亲回来打你!我知道父亲的打很厉害，他的打一直有叫人回忆的功能，但我在执勤的时候没有想起它，现在经母亲一提，我立刻像一条拉错了屎的狗，老实了，耷拉下脑袋，叭嗒叭嗒的跟在我母亲身后回家了。我的同学一点也不会察言观色，这个时候了还不知好歹地在我身后乱喊，说，我们的班还没有值完呢，我们还值不值班啊?你还会回来吗?他们真是的，一点也不会识时务。
我父亲出差回来是两天之后，他也不管我做了什么事，他听了母亲的告状就把我叫进了屋里，拿起一个衣架就舞了过来，像地主婆拿柴力砍雷锋的手臂，一点也不考虑后果。可怜的衣架，它狠狠地打在我手上，立刻就散了，飞溅开来。还是我祖母及时救了我的驾，她说，家里的衣架已经不多了，打一个少一个。我父亲迟疑了一下，想想也是，最后放弃了打我的念头，改叫我写检讨，并要我贴在房间里，每天看看，引以为戒。
[4]其实我也就值那么一次班，就半夜，后来再也不敢去了，我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吧。其他同学值了几个班我不知道，大概也多不到哪里去。我想，家长们对值班的态度都是差不多的，也许他们的家长更严厉，打得比我父亲还要狠，如果把其他同学的衣服掀起来看看，也许一个个都是体无完肤，字字血，声声泪，都有一本血泪帐。
这不是办法，战斗队晚上是一定要有人值班的，值班的事，提到了我们的议事日程。有人立刻想到了狗，说弄只狗守门，代替我们值班，以狗为主，我们为辅。有狗，我们就只用一个人配合，不用再兴师动众，这样轮流起来，一个月也就那么一次，再和家长说一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家长一般是会理解的。但有人说狗不行，狗太触眼了，狗那么威风凛凛的站在那里，就失去了隐蔽和防范的功能。还有人说，狗控制不住叫，叫得太厉害，不仅扰民而且影响上课。还有人说，狗动不动还会咬人，咬了人就闯祸了，就不可收拾了。于是，大家都傻掉了，搓着手说怎么办?突然有人蹦出一句，养只鹅怎样?这个想法源于电影《古刹钟声》，那个古刹里就有两只鹅，平时不声不响，关键时刻会放哨，会报信，是两只间谍鹅。这个办法好，用鹅给我们值班我们所有的目的都达到了。但到哪儿去弄鹅呢?鹅可是比较稀罕的禽类，城市里偶有养些鸡鸭的，但鹅比较少见。后来，还是周文虎老师出了主意，说，我们军训拉练经过的一个地方，叫洪殿，那里 有鹅。我们像听到特大喜讯一样高兴地说，你知道?你看见过吗?那儿真的有鹅吗?周老师说，拉练之前我去探过营，打过前站，那天晚上在洪殿我听到过，我还装作鹅“鹅鹅”的叫了几声，结果旁边农民家里的鹅都响应起来，鹅声此起彼伏。说着，周老师还随口学了一声鹅叫，确实很像，我们高兴得索索发抖。
我前面说过，周文虎老师一般不参与我们的活动，他鼓励我们大胆地实践，但在关键时候，他会指明一下方向。现在，方向明了。接下来讨论的是怎样去弄鹅。鹅可不是随随便便能弄到手的东西。买，肯定是不现实的，我们没有钱，我们就是想看三分钱一场的儿童电影，也要去向父母讨钱。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拿东西去换，换虽然是一厢情愿，但也只能这样试试。要多少东西才能换一只鹅呢?大鹅或是小鹅?或是鹅崽?我们心里没数，反正得多准备一些东西。大家慷慨解囊，有人出一块橡皮，有人出半截铅笔，有人大方地拿出了自己的笔记本，但前面那几页还是写过后撕掉的，我们家条件比较好，我出一副三角板。有人提出疑问，说，洪殿是乡下，我们打交道的又是乡下小孩，乡下小孩一般不读书，人家会喜欢这些东西吗?我们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这确实是个问题。
乡下小孩会喜欢什么呢?我们又开始想玩的东西。陶瓷板矶，就是厕所里镶嵌小便池的那东西，有白的，淡蓝的，芝麻点的，有一段时间，我们就玩这个，把它当钱币一样赢来赢去。弹弓，当然是指好的弹弓，用光滑的橡木树杈做的架，用自行车内胎做弹力，弹性好，能包住石子射很远的距离。铁环，乡下没有平整的路面，铁环这个词一出，就被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群起而攻之，否定了。周文虎老师提议加一个烟壳，这东西乡下稀罕，能夺人眼球，我们这里有“红金”、“利群”、“新安江”，好一点的有“五一”和“飞马”，乡下只有“雄狮”，八分钱一包。为了把这次换鹅一举拿下，出师大捷，周老师也贡献了他的一些藏品，我们非常感动，欢呼，乌啦周老师，周老师乌啦。周老师的烟壳那可是相当的气象，“恒大”、“青鸟”、“双联珠”，绝对是稀有品种，有些连我们也没听说过。其实，好的弹弓也是周老师替我们扎的，用紫铜丝一圈一圈的扎，很缜密，非常漂亮。我们的手就像殡仪馆换来的脚，怎么能扎得起这么艺术的弹弓呢?不能。
真正是我们贡献的就是陶瓷板矶，这个，我们要到西山陶瓷厂去弄一些过来，其实谈何容易，所谓的“去弄些过来”就是去掏陶瓷厂的垃圾，从废品里挑混得过去的。
西山在小城的西面，有一个面砖厂很有名，商标就叫“西山”。陶瓷板矶是西山面砖厂的另一种产品，这样说起来，我们等于是拿国家名牌去换鹅，可见我们把这鹅看得多么神圣。
西山的路比较有特色，只要把握准了方向，一路上会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陶瓷残粒，像路标一样指引着我们。我们走着，路上的陶瓷残粒越来越多，看见路上有陶瓷垃圾了，看见路上有白头发白眉毛的行人了，看见路边的房子都覆盖着粉尘了，我们知道，西山陶瓷厂到了。
我们根本顾不上什么脏，我们像一群苍蝇一样欢呼着扑向陶瓷厂外面的垃圾堆，我们想起这些陶瓷板矶能够换鹅，能够让战斗队有一个正常的秩序，我们心里就充满了力量。垃圾堆里都是陶瓷残粒，我们知道这都是废品，我们不可能搞到正品，但我们“孤老堂里挑好汉”，我们挑最好的。周文虎老师在临行前还教过我们挑选的方法，把多块陶瓷板矶叠在一起，像整理扑克牌一样，那些长一点的，短一点的，稍有不平的，就相形见拙原形毕露了。我们就用这种办法挑，真是大浪淘沙啊，垃圾堆里都是灰，我们也弄得全身都是灰，像陶瓷厂里的工人。我们去的有三四个人，鼻涕、烂头、屁虫、尿床伯，我们平时都叫绰号，不叫名字。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斗，我们的衣裤兜里装满了陶瓷板矶，各种各样的，我们来时是身手敏捷，身轻如燕的，现在回去，一个个像暮气很重的老人，步履蹒跚了。
尽管这样，我们也是唱着歌回去的，我们想起胜利在望，想起能换到鹅，浑身上下就轻松了许多。但是，我们碰到了打劫!这是我们没想到的。
有四五个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小孩拦住了我们的去路，他们可能是西山附近的小孩，西山是近郊，看衣服就知道。要是在城里，我们一定会和他们打起来，还不知谁赢谁输呢!但现在是在近郊，就难说了，坐地老虎出地猫，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只得忍一忍。我们就乖乖地被他们拦住，他们叫我们举起手，他们搜我们的身，他们把我们辛辛苦苦掏来的陶瓷板矶都搜了去，他们是一群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眼看我们就要前功尽弃了，我们不愿意把胜利的果实拱手相让，烂头机智勇敢地突然大喊，快跑!我们就拼命地跑起来。跑起来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来西山的人挑错了，都不是跑步的人，或者说都是逃得不快的人。你听听他们的绰号就知道，鼻涕，长年流鼻涕，鼻子都不通，光靠肺去呼吸，一会儿就跑死了；屁虫，屁股大会放屁，屁股大重心低，会放屁又憋不住劲；尿床伯，睡觉都会尿床，肯定是肾亏，短跑靠速度，长跑就是靠耐力，肾亏的人耐力肯定不好。你说，就这几个家伙，怎么会跑?怎么跑得快?好在我们还有烂头，烂头头发少阻力也小，烂头是我们班跑步最快的一个，接力跑的时候，总是被周文虎老师当奇兵用，不是排在第一就是排在最后，担负着抢先或追赶的重要任务。这时候，烂头就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跑得飞快。我们也在后面拼了老命的跑。我们的身后，那些打劫的小孩也在追赶，他们一边追一边用缴获的陶瓷板矶砸我们，那些陶瓷板矶在我们的身边呼啸而过，发出尖利的响声，我们虽然不敢回头看，但我们本能地扭着身体躲闪，恨不得自己的身体变成一根针，在风缝里穿梭。
大概逃了二十分钟，我们确确实实觉得身后没人了，我们才叭嗒叭嗒地停了下来。烂头劳苦功高，他心里有准备，起动也快，“死里逃生”带出了一些陶瓷板矶，总算让我们的西山之行没有泡汤。再检查我们，鼻涕的头上已经出血了，屁虫的耳朵也被划破了，这都是那些陶瓷板矶砸的；尿床伯比较幸运，身上没受伤，但鞋跑掉了一只，不知他回家怎么交代。不过，我们毕竟没有空手而归，我们还是很高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烂头带出的陶瓷板矶，说不定会让我们顺利地换来一只鹅，我们期待着。
[5]一切准备就绪，我们要去洪殿换鹅了。仍旧是我们几个为代表，我们怀揣着大家积攒起来的东西，带着战斗队的重托。洪殿，我们以前没有去过，我们只是在拉练的时候经过，没有深入到村子里面去，其实一点也没有印象。现在要去，我们得把一些细节重温起来。我们记得洪殿是在汽车南站往东走的那条路上，到底有多远我们说不上来，这条路没有汽车，我们只能步行。汽车南站是一个“分水岭”，再出去就是乡下了，我们要经过黎明公社，这里的标志性建筑是第五中学；要经过灰桥，这里的标志是皮革厂和水泥厂；要经过渔业机械厂，这里旁边有一个洪殿供销社。供销社就像荒凉路上的一个驿站，我 们知道，方圆这一带就是洪殿了。我们所说的标志就相当于一公里路，就像现在的汽车站头，也就是说，从我们学校出发，到洪殿，足足有五公里路。我们觉得非常遥远。
我们到了洪殿，不知道哪里有鹅。我们像小偷一样探头探脑地进村，又不敢明目张胆地向农民打听，有鹅吗?有鹅吗?因为换鹅是我们臆想出来的，不知道有没有可行性。不知谁说起了周文虎老师的办法，学了一声鹅叫，但周围没有一点动静。我们真是没用，我们对鹅的语言一窍不通，叫得不像不说，就是叫得像，也会被机灵的鹅一下子识破我们是假冒的。我们又再叫了第二声，倒是附近农民家里的鸡一阵骚动，咯咯乱叫，好像狼来了一样。我们吐了一下舌头，把自己都逗笑了。
后来，有几个乡下小孩叫住了我们，他们像儿童团一样对我们进行了盘问，当我们说是来换鹅时，他们露出了极大的兴趣，裂着门牙笑，他们说，鹅怎么可以换的?鹅是我们家里生蛋用的!他们还问我们是大鹅还是小鹅?公鹅还是母鹅?白鹅还是灰鹅?我们面面相觑，怎么有这么多的鹅?我们没有心理准备，一时哑然。他们又问，那你们有什么东西带过来和我们换鹅?这会儿轮到我们炫耀了。
我们拿出陶瓷板矶，他们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我们又拿出香烟壳，他们不屑，还说贴墙壁太小，揩屁股太滑。我们再拿出扎得非常精致的弹弓，他们说，这东西?我们送一些给你也行。我们尴尬，无地自容。毛主席说得好，不打无把握之战。我们对洪殿的小孩太缺少了解了，我们这一战要输。
我们是上午出发的，一路游荡，好不容易到了洪殿，中饭还没吃，现在又面临这么糟糕的局面，我们像被枪击中一样，突然就疲软了。一个乡下小孩见我们这样，动了恻隐之心，对我们说，你们这么想鹅，那你们有没有纪念章?我们精神振作起来，纪念章?什么纪念章?乡下小孩说，纪念章就是纪念章，随便什么纪念章。我们说，那要多大的纪念章?乡下小孩把双手围起来，做出一个碗大的架势。我们几个相互看看，说，这么大的没有。乡下小孩又圆了圆手说，那么这么大的呢?有没有?这次他做的是杯口大的样子。我们又羞愧地摇了摇头。乡下小孩说，那我们就对不起啦，我们也想帮你。正准备散了想走，烂头叫住了他们，说，你看看我这个怎么样?说着把自己的外衣解开，里面的毛衣上别了一个漂亮的纪念章，不是通常的那种红底的，是天蓝底的，也不是通常的那种圆的，是长方形的，很新鲜很少见的样式。但纪念章小了点，只有半个火柴盒那么大。乡下小孩鼻子里唔了一声说，这也太小了。烂头不想放弃，说，我这个好看啊。乡下小孩说，好看是好看，就是太小。又说，这么小的东西，就是跟你换，也只能换一只绒毛鹅。我们心里轰隆地跳了一下，这正中了我们的下怀，绒毛鹅就绒毛鹅吧，小的鹅更好，是我们自己带大的，跟我们亲，以为我们就是它爸爸，会听我们的话，我们叫它怎样就怎样。我们生怕乡下小孩变卦似的，异口同声地把他的话接了过来，好好好。于是，乡下小孩拿了纪念章，给了我们一只黄色的毛绒绒的小鹅，走路歪来歪去的，像一个小绒球。
不管它是用什么东西换的，不管它小到什么程度，我们总算不虚此行，总算为战斗队找到了一个值班的接班人。我们看到了希望。不久的将来，它威风凛凛的站在战斗队队部门口，别看它不起眼，有一点点“敌情”它就会“鹅鹅”起来，及时地提醒我们，弄急了同样也会攻击“敌人”，追“敌人”的脚后跟，叫“敌人”闻风丧胆。
那天下午从洪殿回来我们轻松极了。我们轮流抱着小鹅。我们怕它冷，就把它抱在胸口暖它，还把衣服脱下来包它。不知谁说了一句，说我们这样抱着它，其实颠簸得很厉害，它会难受的。我们就说，那就让它乘车吧，让它安稳一点。正好有一辆运水泥的板车从我们身边经过，我们就央求拉车人捎小鹅一程。拉车人看看我们，笑眯眯的说，行啊，不过，你们要帮我推车，车就走得更加平稳。我们就欢呼着一涌而上。只要让我们的小鹅舒服，我们做什么都可以。我们拉的拉，推的推，肚子的饿感早跑得无影无踪，我们原先泄掉的力气也重新回到了身上，我们快步如飞。回来的路，本应该是一样远的，但我们明显感觉它短了，走的时间和上午比，也少了许多。
回到家附近，老远就看见祖母站在院子门口着急地张望，见了我，她马上走上前来说，你死到哪里去了?我问，有什么事吗?祖母说，你父亲在家里，他今天心情不好，你当心吃家什。家什就是挨打，就是衣架伺候。这天，父亲早早就回家了，他平时工作忙，回家都很迟的，今天回得早，一定是不顺心了。他不顺心，看见我也不顺眼了，果然，不问青红皂白，也不拿衣架，顺手一个巴掌就掴了过来。一般这种情况我都是任他打的，我知道我错了。我从来没走得这么远，从来没走失过这么长时间，从早上一直到傍晚。我写的检讨书还是热的，我的老毛病还没改好。新毛病又犯了，家里人替我牵挂，你说我该不该打。打了几下，祖母又适时地介入进来，为我打圆场，说，好了好了，今天还有重要的事情，以后再改吧。说着把我拉了出来。
这天是农历十二月廿四，是小年，重要的事就是磨粉，做糖糕。等我离开房间重新站在院子门口的时候，天已经完全暗了，路上人影憧憧，神色匆匆，一派过年的气氛，空气里飘着糖糕的香味，有隆隆的机器声闷响在四周――那是乡下人开来的手扶拖拉机在响，他们利用柴油机的转动在为城里人磨粉。我端着糯米，在祖母的指点下老老实实地排队。我的肚子已经饿得没有知觉了，我中饭还没吃，但我不敢说，等做了糖糕就偷吃一点吧。我要说现在中饭还没吃，马上又会吃两个耳光。我得将功补过，排队、磨粉、做糖糕。
有些事我是日后才知道的。我母亲那天夜里出来找我，是她心里难受，她有不安的感觉，她那天被人揪斗了。她在厂里管人事，人事多是非，很多人想报复她，要拿她游街示众。我父亲那天早早回家也是类似的事，他不是厂长吗，厂长就是当权派，就要被打倒。从那天起他就被打倒了，不是厂长了，改扫地了。他们被揪斗，他们去扫地，他们的心情会好吗?他们自己不好，就更担心孩子，他们要自己的孩子在身边，一眼看得见人影，喊话马上有人应声，平安，不出事，他们心里才踏实。
战斗队里的小鹅很讨人喜欢，日见日长，在我们的精心呵护下，它很快谢了绒毛，长出了带花的羽毛。它每天看见的都是我们，它知道我们是它爸爸，至少是它的亲人。它会对我们撒娇，在我们身边打滚，我们摸摸它，它会发出一两下娇滴滴的叫声。我们多么希望它快快长大啊，长成趾高气扬的样子，走路大摇大摆，叫声震天响，替我们战斗队把门值班。
有了小鹅后，周文虎老师也更忙了。他本来只用关心我们这些人，组织学习，传达指示，队列训练，外出执勤，时刻保持着战斗队的精神风貌，现在他又多了一项驯鹅的任务。《古刹钟声》的老和尚都能把鹅驯得像间谍一样，他是我们的老师，当然也能把鹅驯得像战士一样。他教鹅轻着脚走路，教鹅耸着鼻子嗅味，教鹅怎样隐蔽，怎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教鹅怎样叫是报信，怎样叫是吓唬人。他还布置我们每人每天都要从家里带点东西给鹅吃，我也因此学会了抠菜。以前我祖母总说我吃菜像牛嚼草一样没有节制，现在我都吃一般的菜，把好的菜省下来，一块排骨或一块带鱼，趁家人不注意，闪电式地藏起来，第二天带到学校给鹅吃。我们大家都这样，鹅是大家的鹅，鹅吃着大家带来的东西，就像吃着百家饭，长得特别好。腿又短又粗，羽毛又花又亮，嘴巴也越吃越短越吃越扁，就是身体没有长大，羽毛没有变灰，声音没有叫粗，鼻子也没有隆起来。慢慢的我们知道了，这只是一只普通的家鸭，不可能长成威风凛凛的大灰鹅，更不用说站岗放哨了。
正当我们在队部里养着小鹅，乐在其中乐不可支的时候，形势已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小城的群众组织也分开了两派，一派叫工总，另一派叫联总，我们的猛虎战斗队倾向于联总，后来联总不得势，我们的战斗队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原来学校里对战斗队是比较敬畏的，说敬而远之也行，现在大家不怕战斗队了，有人甚至
推荐访问:猛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