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关 我是兴县人，我们那个村叫黑峪口，是黄河岸边的一个古渡口，古镇子。我们村里在兴县乃至整个晋西北地区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地方，一是因为黑峪口是一个商镇，是一个渡口。码头上天天有渡口船往来晋陕之间，天天有长船从上游下游运来货物，南来北往的商客络绎不绝，镇子上沿河有两条街，店铺林立，光是大的药铺还开下三家，下来饭店、商铺有一二百家。镇上隔一天一集，繁华得很。再一个重要原因是，黑峪口有很浓厚的读书风气，家家子弟都念书，人说黑峪口街上拾粪的都是个高小毕业，这一点也不夸张。村里很早就有了高小学校，叫做兴县二高，校长为牛友兰先生。一高在县城里。这两所高小学校是开明绅士刘少白和牛友兰出资兴办起来的。二高经常保持有二百多学生，学生大部分是本县子弟，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陕西神木和府谷，都住校学习。
不仅男孩子读书，女孩子也不例外。刘少白在办二高之前，曾经办过一个女校，学校共有38名女学生。因此读书风气很浓，家家户户都把培养子弟读书当作头等大事。我读二高的时候，村里有办法一些的人家，就把子弟送到西安、太原去深造，当时太原的第一师范有5名，国民师范有3名，其他就读于进山中学、成成中学等学校，合起来有20多个。
二高里有不少贫寒子弟，这些贫寒子弟都由校长牛友兰先生代为交纳学费，日常开支也由他一手包下来。受过他资助的学生很多。
学生毕业之后，考师范、学生意就是出路，好一点考个官做，那就有出息了。从二高毕业之后，学生们大都到外地工作、谋生，在外面的人真不少。1958年，村里想办些实业，向在外的本地干部寻求帮助，共有160多名在外干部，集了1万多元，那时候的1万块钱哪！黑峪口在外工作的人中，共有4名省部级干部，县处级干部那就更多了。这都是浓厚的读书风气濡染的结果。
我父亲毕业于太原第一师范学校。上师范管吃管住不收学费，是寒门小户人家子弟的首选。父亲毕业后，先后在岢岚县和兴县魏家滩教书。在黑峪口，像我父亲这样在外面教书谋生的也不在少数。但是，1943年他就去世了。那一年我13岁，正好高小毕业。我是长子，兄妹四人，父亲这一去世，到外面念师范的这点希望就彻底破灭了，只好回家帮助寡母撑起这个穷家。
家里既没有地，我也不会种地，但不要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黑峪口有商业传统，人也相当杂，在这里居住的有湖南人、内蒙人、山东人，还有北京人，本省晋中的商户在这里定居的也不少。除了商户，大部分耍手艺做小买卖度日谋生，有木匠、铁匠、铜匠、炉匠及码头上的水手和搬运工。镇上1400多口人，有一半以上的人不会种地，黑峪口的人不种地、不会种地并不奇怪。怎么办？在家里和母亲一起纺线织布，然后到集市上卖掉。现在想起来不可思议，就靠纺线织布，居然把一家人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不作难，不受制。
我们村里的人情相当好。其实我们家是外来户，我爷爷手上从山上一个小村子迁到黑峪口。黑峪口是码头地方，不排外，不欺生，在黑峪口从来没感觉到我们是外来小户，而且大家都很团结，谁家有个难处，大家都力所能及给予帮衬。所以，父亲去世之后，我们家的生活也没有感觉到有多难。
村里杂姓多，大姓是任、刘两家。任家世代出过十来个秀才，前清的时候还出过一个举人，任家老大任捧瑞是当地名医，也是开明士绅，1942年随牛友兰、刘少白率领的“晋绥士绅参观团”到过延安。刘家就不必说，也是诗礼传家的大户，任刘两家还是姻亲，刘家老大刘少白和任家老大是连襟。
刘少白是前清的贡生，山西大学毕业。老汉在旧时代官场上干了好些年，后来在天津由王若飞和安子文介绍入党，入党时间很早。他和牛友兰先生为兴县办过许许多多好事，办起一高二高，后来还筹办起一所高中学校，这在黄河两岸是破天荒的事情。1940年，两个老汉拿出一多半家产办起兴县农民银行，给共产党解决经费。刘少白思想很开明，他的三个女儿从小就不缠足，而且都送出去念书，大女儿刘亚雄，二女儿刘竞雄，侄女刘佩雄都是很有名的，都担任过国家高级干部。子侄辈共9人，有7人被送到北京、太原、延安读书，都参加了革命。
刘少白常年在外边工作，担任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经常不在村里。我那时候小，很少见到他，一个清清瘦瘦的老汉，很和气。倒是我跟他的侄女是同学，所以对他家还是比较了解的。
这两户人家都是很开明，思想非常进步。刘少白不必说，就是任家的任捧瑞，也是相当开明进步的。他少年失怙，父亲早丧，他就劝母亲趁年轻改嫁，他对母亲说：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不改嫁？这在一百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他儿子得了不治之症，别人劝他说请请神官巫婆看一看，他顿时大怒，说他就是死也不能请这些人。当然他儿子后来还是死了。
这种开明的风气影响下，我们村里的风气很正，村里都崇尚简朴节俭，不事铺张，就是红白事筵也很简单。我在繁峙当县委书记的时候看到人们把大量的精力和财力花在这些事上很不理解，也很吃惊。我们村不，即使是任刘两家大户办喜事，人家请个三五桌人就办事了。而且村里一千多号人，脑袋里的迷信思想也很淡薄，举个例子，别的地方最忌讳把死在村外的人抬回村里，我们那地方就没有这个禁忌，人在外头死了，抬回来放在哪里谁也不会说什么，仪式也相当简单。
黑峪口得天时地利人和，在晋西北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可惜，在1940年之后就开始衰落了，先是日本人一把火把镇子烧了大半，后是黄河水泛滥，把黄河滩底2000多亩水地全吃掉了。尽管如此，到晋绥根据地在兴县落脚的时候，黑峪口还一直保持着相对繁荣的景象。
二、 刘象坤之死
1947年4、5月间，土改工作团进驻黑峪口，我那一年17岁，是村上的民兵。工作团团长是段云，当时任晋绥分局研究室主任，后来长期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副团长胡健，后来听说跟“四人帮”跑了，担任过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团员有《晋绥日报》的孙振业、李宏生，还有一个女的叫冯佩珍，总共7、8个人。
工作团进村之后，就开始宣传土改政策，发动群众，这样弄了几个月。到阴历七月，土改运动一下子就达到了高潮，让人始料不及。阴历七月十四，开批斗大会，主要是斗争刘少白的弟弟刘象坤。
那一天，行政村8个自然村的群众几千人都来开会，会还没有开了一半，刘象坤就被众人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捧子我一石头给活活打死了。贫农团都是些年轻后生，力气大，下手狠，打人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我当时在场，人多，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人早就躺在地上没气了。这个事情，《晋绥日报》以《黄河畔上黑峪口，千余农民扬眉吐气，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被清算》为题作了报道。
刘象坤被打死那一年也就是六十出头，哪能经得住打？其实，这个老汉也没有什么积怨，乡评也不错，是一个医生，村上的人一有病就找人家老汉看病，不知道怎么就被当成恶霸斗争了不说，还被那么多人围上去打，打得风雨不漏。事后看，加在老汉身上恶霸的名声实在是贫农团的那些人胡咬嚼，他算个什么恶霸？他也不过就是有几百亩山地和一些枣树，财产也不多，外头名声大，其实富裕不到哪里去。
但刘象坤有一个毛病，有大烟瘾。刘家弟兄三个，老三早夭，刘少白很疼爱刘象坤这个弟弟，刘象坤经常到蔡家崖他哥哥那里，刘少白也经常接济他一些东西和钱财。斗争大会上，贫农团揭发说，有一次，刘象坤到边区政府找刘少白，趁刘少白不在，拉开抽屉把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大红印章给偷回家里了。这个事听起来很可笑，是不是真的就闹不清了，反正是怎么把他说成一个恶霸就怎么来。
刘象坤被打死之后，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当时段云在台上讲话，讲话中间他说，刘象坤的儿子刘武雄，也在“三查”中被清洗出了干部队伍，将被交回村里由群众斗争。他的话音刚落，刘武雄就回来了。
刘武雄1932年就入了党，参加革命，在土改中的纯洁干部队伍的“三查”中没有过关，被开除了公职，开除了党籍。打死他爹那天，他正灰溜溜地从蔡家崖回来了。
刘武雄回来就碰上了批斗大会，连家都没有回，就直奔会场而来。他接住段云的话茬，在台上也讲了一番话。他讲话的时候，刘象坤已经在台下死掉了。他讲的原话忘了，大意是他受他恶霸老子的连累，现在决心要和刘象坤划清界限。话也不多，他讲完话就跳下台，从民兵手里接过一把刺刀，冲他老子尸体胸口上捅了两刀。
运动把人弄成这个样子!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和老子划清了界限。
斗争大会结束之后，刘象坤的尸体被人用绳子拖着，扔进黄河里。
刘武雄被清洗回来之后，他一个大户人家子弟，什么也干不了，一家老少五口人，生活没有着落，邻居说你快到街上卖饭吧。后来我在街上看见他还真的卖了两天饭。这个人后来的结果也不大好，一年之后“纠偏”恢复了他的公职，但党籍一直没有恢复，到1980年左右才平反昭雪。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斗争大会上，贫农团向工作团提出，清算了刘老二，他的后台是刘老大，要求工作团把刘少白也揪回来，要进行说理清算。
三、 向刘少白说理斗争
阴历七月十四定下向刘少白说理斗争，不几天刘少白就从蔡家崖给揪回来了。老汉让他的马弁押着，不骑马不坐轿，生生走了五十多里路。
刘少白被揪回来之后，就被关了起来。
关他的地方是一孔窑洞，里面已经关了二十多个人，都是定为地主富农的那些人，男女老少二十多个人就关在这一孔窑里。我当时是民兵，站岗，看守着这些人。
我跟刘少白的儿子刘义成是高小同学，老人也认得我，刚关进来的时候，他的表情也很平静，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他侄女刘佩雄和女婿被允许进来看望他，给他送饭吃，递个汤，买个饼子，还送来被褥，老汉在那么拥挤的窑洞里只能靠着墙斜倚在那里休息。
有一天他跟我说，这么长时间看不到报纸，让我找段云说一说，能不能给他送些报纸来。
我找到段云，把老人的要求给段云说了，但段云不答应。我说我已经给老人应承了，回去怎么给他说？段云让我告诉刘少白，现在不适合看报，以后再说。
回去给老人如实相告，老人脸上的表情很不好，也没有说什么。关到十几天头上，老人明显表现得有些紧张，脸色一天比一天不好看。
跟他关在一起的地主富农们，天天让贫农团提出来审问，让交出浮财来。贫农团的人在另一眼窑里烧红烙铁，让他们交白银交大烟，交不出来就烫，用鞭子抽，用棒子打，关押人的院子里天天鬼哭狼嚎，惨叫之声不绝于耳。这时候我看到刘少白有些紧张，每每听到这些惨叫声，脸色都变了。
我安慰他说，不要怕，你跟他们不一样。
也确实不一样，好像分局在和刘少白说理斗争的问题上有过指示，只准说理斗争，不准打斗。不几天后，大会终于召开了。那个会要比上次打死刘象坤的会规模要大得多，方圆左近几个区的群众都来参加了，大约有一万人左右，因此称为万人大会。
在这个会上，刘少白没有受多少制，相对于其他被斗争对象，他的遭遇简直就不算什么。但是，刘少白这样一位有声有望的开明绅士，边区临参会的副议长，老汉一辈子清清白白，刚刚直直，哪里能受得了这样的侮辱？在会上，他还是受到了冲击。
第一个跳上台斗争他的是贫农团团长任奴儿。
这个任奴儿，从他父亲手上就给刘家做家人，负责刘家大院里的日常货物采买和打扫卫生等一些杂务，他的家也就住在刘家大院里。刘家大院是刘少白的爷爷手上修下的，人称“十六眼窑院”，院里每一进院门上都镌刻着刘少白自己编写的匾额，“平等、自由、博爱”这一类进步语句。任奴儿一家就吃住在刘少白家里，这谁都知道。不仅如此，刘家还给任奴儿娶过媳妇，在土改之前，他的媳妇不知道得什么病去世了，还留下一个闺女，这个人子承父业，一直在刘家干活。这人没什么毛病，就是懒，所以也没有恶名。大家说起来，那是个懒人。如此而已。就这么个人，第一个跳上台来和刘少白说理。
他说刘少白曾经打过他两个耳光。
刘少白说：我今年六十六岁，活这么大也没有打过谁？我怎么会打你？
任奴儿上去就揪住刘少白给了两个耳光，说：你还敢狡辩！
第二个是刘少白的那个马弁，也就是边区政府派给刘少白的警卫员。这个警卫员人高马大，个子挺高，他控诉刘少白曾经打过他两马鞭子。
刘少白对这个事情也予以否认。但哪里容他说话？还没待说清楚，那个警卫员手里的鞭子就朝老汉抽过去了，那两鞭子打的，下手很重，老汉当下有点站不住，身子一个劲往下蹴。
第三个是街上一个剃头匠，姓什么我忘了，大家都称他二子，年纪也不大。他说刘少白有一次在他铺子里剃头，不给他剃头钱，诬赖说把自己的眉毛给剃了。刘少白说哪里有这回事嘛。二子不由分说，揪住刘少白就冲刘少白脸上唾了两口唾沫。
刘少白一辈子也没有受过这样大的气，当下气得浑身发抖。
这个大会开了整整一上午，在这中间，工作团可能怕把事情闹得不可控制，就出来制止。以后刘少白再也没受制。回到关押的窑洞，老汉气坏了，嘴抖得说不出话，眼泪哗哗地往外流。此后，刘少白的情绪很不好。其间，他的儿子刘义成中途回来看过老人一回，当时那种形势，我也没敢见他。
那次会上，农会提出来要撤掉刘少白边区临参会副议长的职。农会就有这样的权力，可以撤工作人员的职，甚至可以开除党员的党籍。
到年底，形势好转了些，打人的事情渐渐得到了制止，刘少白的事情惊动了在陕北的毛主席，把李井泉叫到陕西批评了一顿，刘少白总算是没事了。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不是一风吹说刘少白没问题。工作团出面让刘少白交上十石小米，算是对群众致歉，也让农会的那些人能下得来台。刘少白说，我没有，我哪来的十石小米？
他确实也没有那么多的小米，1940年之后，他基本上是靠工资过活的，那时候的工资实际上也就是小米。他没有十石小米，是真实的。刘少白说他没有。工作团这时候好像是充当一个调停人，在刘少白与农会之间说合，最后刘少白答应给十石小米给农会。这个结局显然让农会很满意，当初斗争你是对的，现在释放你也是对的。
后来，二女儿竞雄提了些旧衣服和纸烟回到村里，把衣服都发放给村上的娃娃们，纸烟则分散给贫下中农们抽了。这样，两方面的面子都得以保全，刘少白恢复公职，恢复了职务。
老汉在土改中受了气。实在不应该。
四、 “村盖子”刘玉明
土改运动和整风运动同时进行，村里的干部们都成了审查对象。那时候贫农团有一个口号叫做挖“村盖子”，说干部们都是村上的恶霸，不仅仅村上如此，分局机关和县机关也如此。1952年我到县委办工作的时候，发现县里科局以上的干部们土改时候没有挨过打的很少。
村支书叫刘玉明，36岁，是一个很好的人，待人和气，特别有能力。在红军东渡来到兴县的时候（1938年）就参加了革命，是一个老党员。1940年日本人占领黑峪口，他带领群众往山里转移，这么多年来工作一直很不错。刚开始的时候，谁也想不到他会被当作审查对象。土改工作团来村后，他还对我们说，等土改结束，农民分了地，咱们村再组织一个织布工厂，将来咱黑峪口就不一样了。谁也想不到，他还是被抓了起来。
贫农团斗争他的时候，也是开了一上午会。在会上，贫农团的人无所不用其极，对刘玉明施以酷刑，打耳光，锥子扎，棒子打，打得死去活来。他被打晕过去之后，有个后生端起一块碹窑用的石头冲他的脑袋就砸了下去，哪里想到脑袋骨真是硬，这一砸，刘玉明居然突然蹦了起来，蹦起来就给那些人跪下了，他央求说：群众对我有怨恨我没意见，咋处理我也没意见，我今年36岁，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快70岁了，给我留条命行吗？
留条命？还想活？一个积极分子拿起棒子冲他的头部就是一下子，刘玉明应声倒地。摸了摸，没气了。众人见他被打死后，也像刘象坤那样在尸首脚脖子那里拴一根绳子拖到黄河岸边，扔了下去。那一年河水淘进来，河岸很高，刘玉明被扔下去之后没有直接扔进黄河里，而是被摔在了河滩上，摔下去，大家看见刘玉明又活过来，挣扎着往起站。几个人下到黄河滩，端起刺刀在刘玉明的胸脯上扎了两刺刀，刘玉明就这样被捅死了。
死了还不算，有一个叫任花油的汉子，家里有病人，他听人说吃上人的心脏能治好病，立马跑下河滩用刺刀将刘玉明的胸膛挑开，把心脏掏了出来，用布包好，回去居然在炉子边焙干就那么吃了。吃了人心，病也没治好。哪能治好？刘玉明被剖心之后，才被扔进黄河里。
后来，刘玉明的娘在街上一碰见任花油就追上去，咧开脯子说：你不是要吃心嘛？我这里还有一颗，来，吃来，来，吃来。吓得任花油远远见了那老太太就躲。
刘玉明去世之后，他的老婆也被分配了。那女人是一个很精干的女人，人样儿也长得好，乡评很不错。分她的时候，她说死说活不干，天天哭哇，一直把一双眼睛给哭瞎了。贫农团硬性分配，哪里能由了她？她被分给一个老红军。这个人当了多年村支书。
这个老红军是一个好人，名叫任全义。他是陕西佳县人，小的时候被卖到黑峪口，买他的那家对他也不好，所以少年时候就参加红军走了。打仗的时候挂了彩，复员回黑峪口，复员的时候，他是红军里的一个连长。
任全义对刘玉明的老婆好得没说，一切由她。那女人分过来之后一直就那么哭，哭了两三年，见任全义对她挺好，对刘玉明的儿子也挺好，那真比自己生的还亲。这个哭瞎眼睛的女人在五六年之后总算安下心来。三十好几将近四十岁的女人，此后也没有给任全义生下一男半女，任全义把刘玉明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看待。
刘玉明的儿子从小没了爹，任全义也惯他，那后生吊儿郎当不学好，高小一毕业就流浪到了太原。1956年我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工作，有一天门房通知我说有一个老乡找我，我出门一看是个他。我问他在太原干什么，他说就是流浪，赌博，甚也做。我说你快回去吧，家里的瞎眼老娘想你呢，总在外头流浪也不是个事。完了我给了他几个钱。
回到黑峪口之后，任全义给他娶了老婆，生下三个女儿，后来这个人得病死了，老婆改嫁走时带走一个女儿，两个孙女就全由任全义养活着。因为他是老红军，给两个孙女都安排了工作。刘玉明的老婆分给他时就哭瞎了眼，一个老汉就那么一直侍候着她，前几年才去世。现在任全义还活着，有90多岁了。
老汉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本来是1949年就可以入的，他说咱们拣个好日子吧，结果就推到1950年，我一直把入党的时间当作参加工作时间，档案上也这么填，结果到最后弄了个退休，其实我1948年就在村里当教员了，许多学生现在都按离休待遇，可我还不是，所以，我不是老干部。
刘玉明是个好人，任全义也是个好人。好人就遭这么些罪，我这点事情不算什么。
五、 果实
土改到后期，“左”倾达到高潮，黑峪口在这次“左”倾错误中打死七八个人。其中有些根本就没有道理。比方说有一个老汉叫任惠科，老光棍一条。有一眼窑洞，沿山畔掏出来，外面挂了砖面。这个老汉平常说话有些刚强，跟邻居的关系处得不大好。土改的时候就把他当作了斗争对象给打死了。贫农团往死打惠科老汉的时候振振有辞，说：你个死老汉住那么好的窑洞做甚呀？
惠科老汉死后，窑洞分给了贫农团长任奴儿。
还有一个老太太，腿有些瘸，大家平常叫她作“拐婆”。拐婆早年守寡，有一个儿子，后来这个儿子也犯病死了，生活没有着落，她手里存有些钱，坐吃山空也不是个办法，别人就劝她说你手里有些钱，不如放高利贷，不然你以后怎么活？拐婆就放点高利贷来维持日常用度。放高利贷自然就是剥削，剥削当然就首当其冲定成斗争对象。斗争的时候，拐婆就被打死了。
这些还不算什么，“左”的表现最严重的莫过于把那些斗争对象的老婆闺女给当斗争果实硬性分给贫雇农。斗死的不必说，就是没有斗死的也分。
刘象坤的老婆已经五十多岁了，刘象坤死后把她分给一个贫雇农。这个贫雇农还有些看不上她，过了两年多就蹬蛋了。
王作相被打死之后，闺女被分配给一个贫农，这个贫农还不错，两人凑凑乎乎过下来，这户人家现在的日子过得不错，生下儿子在县中学当校长。
贫农团长任奴儿也分了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四十多岁，还有一个闺女，叫金兰，也分给一个年轻后生。老太太的男人在土改时候跑到内蒙，人还活着就把人家的老婆给当果实分掉。土改过后，那人从内蒙回来，也没有敢回村，就住在黄河对岸陕西神木的村子里，通过人接递消息。终于有一天，那老婆神不知鬼不觉被送上渡船，一靠陕西岸头就让男人接应上跑了，跑到内蒙。后来，她闺女也和女婿一起跑到了内蒙，现在这户人家过得也不错。
新分的老婆跑了，别人跟任奴儿说，老婆跑了你也不找一找？任奴儿说，咱连自己的吃喝都刨闹不过来，不找了，由她吧。
前面说过，任奴儿这个人就是有点懒，但不讨人厌。他能懒到什么程度？邻居们见他没吃没喝过得�惶，不时送他点吃的喝的，在地里碰见，给他摘两颗葫芦，他呢，只拿一个，拿一个不说，还拣小的拿，说是嫌大的沉哩。枣树地碰见他，说奴儿，你摘些枣回去吃吧，他探手摘够一把装在口袋里就懒得再摘了。这人就懒到这种程度。大家看他活得�惶，说你当过贫农团长，你不会找找政府？任奴儿说：咱现在这样哪还好意思找人家？
土改之后三年多，他就在那孔新分的窑里饿死了。
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给了贫雇农。后来这闺女死活不依，最终离了婚。
这前前后后村里分了三四个老太太，七八个大闺女。
最典型的要数任公纯的闺女。
任公纯也是二高毕业生，家里穷，受到牛友兰先生的接济，后来考入太原第一师范。师范毕业之后，没有教书，直接考了个县长。那时候的县长是通过考试录取任命的。他在内蒙当了几年县长，在内蒙做县长比在山西做县长工资高，月俸是300大洋。300大洋是一个不小的数目，那时候一斗小米才一毛多钱。任公纯从此日子就翻过身来。后来一连生了三个闺女，家里拖累大，退职返回黑峪口做生意。后来又得一子，他说不行，还得到外边做官去，就又考，结果考取了榆次县的县长。也是不走运，到任之后不长时间，有一天生病，大夫给打针，结果一针就给打死了。
他的三个女儿都有出息，都是读过书的。大女儿嫁了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生，1949年之后先到台湾，现在定居美国。二女儿嫁给了一个红军老干部，名叫刘宪军，刘宪军1948年的时候就是兴县专区的专员，做过中央人民政府机关事务局的局长，回到山西后担任过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统战部副部长。
三女儿名叫任有莲，十七岁，和我是同学，同岁。土改的时候母女俩让关了起来，要硬性分配给贫雇农，母女俩死活不从，让绳子抽，棒子打，烙铁烫，然后逼着三闺女一个一个挑到底愿意分配给谁。问一个不行，问一个不行，最后还问到我，她说行。
我当时才十七岁，说现在小，不想过早成家。
最后由农会给他挑了一个军人，不由分说就分配了下去。这个人也是我的同学，人很本分老实，念书笨一点。任有莲就是不同意，但不同意也没办法，那时我这同学的部队驻扎在临县，成亲那天由父母亲召回来在了一夜，算是结了婚。任有莲结婚的那天哭哭啼啼总是个不愿意。后来，那个同学随军开赴东北，任有莲跑到她二姐家里再也没回婆家，开始了长达8年的离婚之旅。谁想，提出离婚后，人家是军人，军婚是受政府保护的，根本离不了，那位同学也年轻气盛，也别住了一股子劲，就是不同意离，这样好几年就过去了。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我们毕竟是同学，就问任有莲，那同学也是个好人，你有什么不满意的非要走这条路？
任有莲说：一个大活人说分就分掉了，我对他没意见，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非离不行。
我就劝她说：你们俩都是通情理的人，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山西，你们是不是见个面好好把这一层说开，人家也是个开通人，只要说开了不会不同意的。
结果她还真的去了一趟东北，两个人一说，人家那男人也非常理解她“咽不下这口气”，就同意离婚了。他们是1955年离的婚，从分配到离婚，整整用了8年时间。后来，任有莲经同学介绍，和西安的一个军官结了婚，在什么研究所工作。现在定居河北省邯郸市。前些年我还去看望过她，说起这事来还哭了一鼻子。我说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就别提它了。她还是那句话：咽不下这口气呀。
那位同学也成家立业，在东北过得挺好。
附一：
黄河畔上黑峪口千余农民扬眉吐气
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被清算(略)
（《晋绥日报》1947年9月2日头版）
附二：
清算大地主刘象坤的群运是怎样发动起来的
（黑峪口市镇群运经验）
宏森
工作团六月间来到黑峪口，中间经过两个月的抢种工作，八月初才开始了土地改革。一开始，在发动群众的工作方式、工作路线和一些同志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均走了弯路，存在着问题。
不了解市镇群众的特点
当时工作团同志，费了很大劲，作每户调查，考察成份，从三代算起，主要方式是本人谈，每户写成材料，相当长时间用在“了解情况”，土地改革工作未正面进行，只一般的提了提。而情况的了解反而越来越复杂，说是真正正派的劳动农民没几个，认为占一大半的小摊贩（此处摊贩，多无抵垫，当日刨闹当日吃）、水手、脚行、吹鼓手（该村有三家鼓坊）和一些皮木铁匠等手艺工人，他们中有的也捎种一点土地，这些人不好发动。一些同志特别对其中某些比较油腔滑调，人面前要强些，或是到处倒贩跑打的人怀疑。结果造成群众心理上的疑团：咱有剥削啊，“一个钱买的，不肯一个钱卖”，这怎么办呢？工作圈子狭小得只在几个比较纯正的贫苦农民身上打圈圈，他们自然感到没有力量。要他们诉地主的苦时，他们向黄河诉苦，说河路不通，水推走了地，靠“河桶子”吃饭吃不成；诉苦今春调剂土地不公道；诉一些坏干部欺人；这些，确也是些苦，但真正的苦是以大地主恶霸刘象坤为首的地主阶级，对全村人民残酷的压迫剥削，则没人诉或者诉得很少。
在“太复杂”、“正派农民不多”的概念下，就自上而下的组织了那少数群众，对后湾（该村分三个地段：前街、后湾、后崖，各有六七十户不等）的贫雇农小组，起先由四个人组成，再由他们吸收扩大，但是，在讨论中很难通得过，一个月左右，仅仅增加了三个人。这个贫雇农小组实在是脱离群众的。
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都是基本群众
工作团重新检查和研究了情况：黑峪口是市镇地方，黄河渡口，有它的许多特点，不同于一般的农村，但不是那么“太复杂”，“基本群众少”，“不好发动”。遂确定暂时不提贫雇农小组，放手发动群众，从无地缺地户着手，团结多数进行斗争，同时在斗争中形成骨干，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再进行组织。
从最底层算起，水手、脚夫、吹鼓手、铁匠、小摊贩等，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都是基本群众。他们有土地要求，有斗争恶霸地主的要求；其中一些作风上有毛病，油腔滑调些，或好为强的人，是长期的教育改造问题。这时，向群众宣传了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解释了什么是剥削的问题，使一些没有直接剥削关系的群众，了解了自己是受着地主的剥削，打破他们的疑虑。大会小会个别教育，宣传土改政策，工作开始跳出了小圈子，群众情绪振奋起来。
接着，以地段发动无地缺地的贫苦群众，选出土地改革代表，条件是由大家提出大家通过的。
一共选出廿四个代表（内女的六个），除两个是旧日的干部外，其余多是从来没有在村政上出过面的人。他们为全村群众拥护。以他们为首，领导大家挖穷根吐苦水，向地主斗争。
集中火力斗争大地主恶霸刘象坤
经过吐苦水挖穷根的教育后，群众最大最普遍仇恨着的是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这以前群众中曾有很大的顾虑，刘象坤是临参会副议长刘少白（刘象庚）的兄弟，依仗哥哥的势力，在旧政权时作威作福，横行乡里，到新政权手上，仍是这样，几年来群众几次打算斗争他，但都没有闹成，每次都中途失败了。所以人们□□说：“快不要鬼拾翻了，凭咱黑峪口这些人能搬倒人家？”“那还不是蚂蚁搬大树，费死劲也不行。”有的竟说：“官官相为，马头相连，谁还不让人家几分？”经再三的说明解释，群众才扭转来相信工作团这一次是真正来为大家办事，是一定听群众的意见的。
接着经土地改革代表会和群众决定，首先斗争刘象坤，群众纷纷控诉受其压迫剥削的事实，数十年的冤仇开始洗雪。贫苦群众是诉苦中最积极的分子。参加斗争的群众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后发展到全行政村的联合斗争大会，还有赵家川口高�头村等村群众起来参加，将刘逆斗倒，一个向地主阶级普遍斗争的运动开始了（在斗刘的会场上，因为事情的牵连，其他一些地主又被群众扣起）。
斗争过程中，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群众觉悟提高，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表现积极主动。
一条重要经验诉苦教育
从土地改革开始到斗倒刘逆这一时期工作，重要的经验之一，即是充分发动诉苦，通过每个人的苦事，激发阶级仇恨和阶级觉悟。这一点，在本行政村的几个自然村说，有的是做的较差的，群众急于扣起地主，因而未经过充分的诉苦教育。黑峪口是注意了诉苦教育，但开始只着重一般的内容，如世界是谁创造的，地主的土地财产哪里来的等等。没有放手引导每个人诉说自己的事情。因而好几天中诉来诉去就是那几句话，群众认识还不深，情绪不是激愤的。后来发展到接触了具体人的具体苦事：陷害人命，霸占财产，杀人放火，吃租放债，打人骂人……每个人诉说自己亲身经历的苦事，群众情绪大大提高，这样大家不仅认识了某个地主的罪恶，而且逐渐提高到认识了整个地主阶级的罪恶
（《晋绥日报》1947年9月9日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