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彤星君发在《中华诗词》第7期对拙文的批评文章，感到十分欣慰，没想到我的一篇小文能引起先生如此重视。感谢彤星君诸多善意的提醒，所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我深思。这里恐怕是一种误解和我的疏忽。拙文《开发自我的诗性智慧》，原是拙著《中国诗学思维》(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引论》中的一节，类似“诗学”、“诗学思维”一些概念在文前已有论述，而且这些年已经成为业内行常应用的常识性的语言，感到没有必要再加以赘述。何况，这些概念非我首创，没有阐释权，而我不过是在先人开辟的园地里略加耕耘。举别人的旗帜，消自己胸中块垒而已。
在中国若说“诗学”一语，未必是源于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中国是个泱泱诗国，诗歌的创作及其诗学理论源远流长，拥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国最早的诗学理论发端于“言志说”，始见于战国时代的《今文尚书・尧典》，是追记公元前21世纪的舜帝对他的乐官夔所说的一段话：“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这个时候恐怕亚里斯多德还没有降生呢。中国最早的诗学概念恐怕要算《汉书・翼奉传》的“诗之为学，性情而已”。汉之后的诗学理论有了愈全面愈切实的发展。在中国诗学经典中最早出现“诗学”字样的是13世纪的元代诗人范木亨撰《诗学禁脔》，其后有明代黄溥的《诗学权舆》，周鸣的《诗学梯航》，清代顾龙振的《诗学指南》。1928年杨鸿烈出版了《中国诗学大纲》，朱自清1931年发表论文《论诗学门径》，开篇写道：“本文所谓诗，专指中国旧体诗而言：所谓诗学，专指关于旧诗的理论与鉴赏而言。”寥寥数语，就把诗学阐述得十分透彻。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在西欧文学中产生影响已是15世纪中叶，第一次翻译到中国来是1936年。显然，中国古典诗学与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毫无关联。到20世纪初叶，西学东渐，西方18世纪以后形成的一些理论概念如诗学、美学、哲学、心理学才传人中国。经过上百年的实践与应用。除了个别的还保持西学的原型，大部早已是中国化的理论了，形成中国诗学、中国美学、中国哲学、中国建筑学了。这些年来，诗学的应用，早已超出旧体诗的范畴。鉴于目前中国文化语境西化的势头未减，为维护中国诗学优势的主流，张扬民族诗学的个性精神，这是激起我研究《中国诗学思维》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华民族成为五千年文化与历史的优秀的东方文明古国，就因为有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支撑起来，传习下去。自从19世纪中叶“欧洲文化中心论”传人中国，打破了天朝大国的梦想，感到经济、文化都远远地落后于西方。而对西方某某主义开始顶礼膜拜，挺不起脊梁来。19世纪末以来，由于民族文化的衰败，那些探索文化振兴和民族出路的近代精英们。如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胡适等，都把民族落后的原因归根于传统思维方式的不科学，一方面极力鼓吹西方理性思维，一方面对传统的感悟思维方式发起了亘古未有的批判和攻击。作为传统诗学的感悟思维愈加被激进的现代中国人弃若敝屣，争先恐后地效仿西方理性思维方式。更有激进者，试想抛弃中华民族使用了五千年的汉字，改用拉丁文。一时间真的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了。中国固有的诗学感悟思维对于中国现代学者来说已逐渐变得生疏和遥远，而西方理性思维却深入人心。由于上百年形成的惯性思维，甚至到了21世纪，很多中国知识界人士在语境西化的汹涌浪潮中迷失了方向。对中国注重感悟思维的传统诗学不屑一顾。而对西方讲究逻辑推理的现代诗学却敬若神明。当今世界正处于世界性的民族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中国人仍然背负着沉重的文化自卑，一味向西方看齐。
对于借鉴和使用西方优秀的文化，我一向拥护和赞成的，只是反对“欧洲文化中心主义”泛滥成灾，不赞成在中国传统诗学面前挺不起腰杆子，自觉不自觉地硬往西方诗学上靠。只要在文章中用上了西方的什么主义，就觉得踏实，显得很有学问；一用上中国传统诗学的什么东西，就觉得不是自己的血肉。对于西方的逻辑思维，我并不是绝对反对使用。我所以提出“摆脱逻辑思维，就是斩断捆绑思维与想象的最后一道绳索，也就超越西方诗学理论最后一道樊篱”，就是当前在诗学领域创作界和理论界(不含先觉者获大奖的精英们的个案)，用得太多，用得太滥，以至于创作中出现千人一面的局势。上个世纪60年代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都用西方诗学的逻辑推理的方式说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实际李白哪里不现实、杜甫又哪里不浪漫呢?简单地用西方的什么理论硬套中国古代为人，是不准确的。中国诗词本不是西方诗学的现实的摹仿，也不是纪实文学。可是有一些当代诗词作者不仅普遍用了纪实手法，最多的是直叙其事的方式，还要讲究逻辑严密、事实清楚、有根有据。有的为了说明自己的诗的“真实”性，往往在诗的后面加上繁琐的注释，终因堆垛而缺乏诗味。在理论界则多用“真实”标准(忽视艺术真实)和逻辑准则来要求诗词作品。如有的文章批评杜甫的“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没有科学根据；批评李白的“白发三千丈”不现实；批评李贺的诗是“逻辑混乱、层次驳杂、结构断裂”，颠三倒四没有逻辑性。中国古典诗词绝大多数不是纪实摹仿，大多是不讲什么逻辑性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马致远)有什么逻辑性；“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李商隐)、“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有什么逻辑性；“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辛弃疾)有什么逻辑性。当然一首诗若完全没有内在的联系也不好懂。中国诗学是多维思维的，不能只讲一种叙事思维，更不是纪实的。毛泽东在一次与人的谈话中曾指出：“写诗不能够太现实了。假如作品就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那你也只能是记者，就不是作者了。”(转引自田绪清《论毛泽东登临诗词美学观》)因此我认为“摆脱逻辑思维”。就是摆脱西方诗学的困搅，就是更新观念，就是对思维方式的解放。当然我也决不否认一些诗人难免要使用逻辑思维和摹仿说，因为“摹仿是人的天性”。中国诗不要求理性，却追求理趣。
当然当前对于这种感悟诗学的建立，有人也持不同的想法，这是必然的。但是决定独立诗学的建立，取决于独立的思维方式。曾有论者指出：“思想史、科技史和艺术史分明地显示出，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而且思维方式的差异，正是构成不同文化类型的重要原因之一”：“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层本质。属于文化现象背后的、对人类文化行为起支配作用的稳定因素”(张岱年、成中英等：《中国思维偏向》)。用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来说明民族文化的区别，这无疑是极有见地的。它启示我们，要把握中西诗学的本质区别，必须深入到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上去。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和文化底蕴的差异，中国诗学思维与西方诗学思维是发生抵牾的。欧阳文风、周 秋良著文写道：“西方诗学注重的是概念演绎和逻辑推理的理性思维，理性思维铸就了西方诗学条理严密、逻辑贯通和表述清晰的体系特征：而中国诗学则注重的是感悟体验的非理性或超理性的感悟思维，感悟思维培育了中国传统诗学直观体验、灵气飘逸和整体把握的生命形态。”(《感悟诗学现代转型之可能性及其意义》)应该说，西方诗学也有感悟体验，中国传统诗学亦有分析推理，就其主要表征而言，并不是绝对的。
所以我说脱离西方诗学的逻辑思维，可以回到中国诗学的多维思维的轨道上来。写诗固然需要形象思维，但就中国诗学的多维思维来说仅仅一个形象思维是涵括不了的。中国诗学总体是感悟思维。此外就不止是叙事思维、比兴思维，还有生命思维、神话思维、宇宙思维、梦幻思维、取势思维、隐喻思维、诙谐思维、意象思维、会意思维等多种思维。当然李杜时代，中国还没有“思维”的概念，李白杜甫在诗的创作的时候，也绝不是有意用某种思维，不过是“积学”储愤在头脑深层的文化喷涌和生命体验。今天我们说李白杜甫在某首诗用了某种思维，不过根据诗的形态揣度分析和阐释而已。何况一个诗人不能一生之中只用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在一首诗里，也不见得只用一种思维方式。而且各种思维方式之间，往往互相包容。它们之间难有清晰的界限，就此形成中国诗词的多义性、模糊性。所以我很赞成季羡林老的中国诗学模糊说。他认为：“西方的思维方式是一分为二，分析的，中国是合二为一，是综合的”；“西方思维特点是整体观念不强，是解剖性的”；“我认为，中国的语言好就好在模糊”；“不能学西方给每个概念下定义。为每个概念下定义是西方的玩意儿”，“风骨’是什么?用西方任何科学术语都说不清”：“西方主分析，想把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搞个清清楚楚，泾渭分明。但是，根据一般人的经验来看，宇宙间绝对清清楚楚、泾渭分明的是没有的”，“中国这些话语，表面看起来似乎很笼统，很不确切(指“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我现在却认为，妙就妙在模糊上。模糊能给人以整体概念和整体印象。这样以来，每个读者都有发挥自己想象能力和审美能力完全的自由”(季羡林《中外文论絮语》，《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文化的大融合是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但是再融合也不能放弃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要说汲取西方文论的有益精神到中国诗学里面，那也只是在今天中国诗学处于新的转型时期，在今天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历史时期，才有可能。因此，建构一个完整的中国诗学思维，当下有十分必要性和迫切性。
诗不是现实生活的复制品，应是感情与生命的诗化过程。所以我以为，我们摆脱逻辑思维。使得思维方式的解放和生命价值的提升，实现诗学的觉醒，方能浮想联翩，打开思路，使我们的诗词创作质量百尺竿头，再有提高。这就是我对“中国诗学思维”理论的一种初步探索。褊狭与缺憾，恳请诸君批评与指瑕。
顺便说一句，能站我的对面对我提出批评者，我视为良师益友。我不忍出有伤对方感情的语言。何况，自古“诗无达诂”，千人千解，而我只是千山搏采一叶，这绝非“欺人之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