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买了火车票,随着人流上车,目的地:上海。 站台上安静地停着白色的动车“和谐”号,雨中,人从四面八方过来,进入车厢。车厢里声音不算太大,有人看电脑,有人翻晚报。因为不算是远行,于是站台上缺了分手离别的戏码,似乎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生离。
但这条铁路线上,何止生离,又有多少死别。每次从“民国首都”南京出发,在车上看西装革履、正襟危坐的诸君,便想如果人人再戴顶礼帽,或许眼前就是1937年的列车了。
从南京、从苏州、从上海周边的城市向上海进发,这条路让我浮想联翩。这些行走在宁沪杭的人与那些民国年间奔走在这条线上的人,他们所见的可是同一个山河大地?或许,胡兰成在南京开完会,会穿一袭长袍,在这沪宁路上计算着接近张爱玲的距离;或许,戴笠穿了便衣,在列车的晃动中,盘算着如何向杜先生开口。民国,是江浙才俊的天下,而此时此刻,“和谐”号上的江浙人又有怎样的爱情?怎样的生意?怎样的隐衷?怎样的抱负?
白色的“和谐”号靠在上海站的时候,忽然想起上学时,班上有一个上海同学,大家喜欢当着他的面讲上海人的笑话。说北京人把外地人都当“下级”,而上海人则把外地人都叫做“乡下人”。
20世纪70年代末,父亲出差去上海。回来后,父亲谈论最多的是上海的饮食,他说吃不惯上海菜,说上海菜太甜。我的上海同学叫顾峥,他到北京来一开始不能吃羊肉,说那股膻味,让他受不了。是不是这就是南北差异?
1997年,我和他一起去上海看电影节,让我惊异的是,上海满街都是红焖羊肉的店子。顾峥也很久没有回家了,一边走一边喃喃自语,“怎么这么多羊肉”。他很自信地带我去找公共汽车站,结果发现很多车站已经迁走,一年不见,上海和他见外了。他不肯像“外地人”一样问路,买了一份新版的地图满头大汗地自己找,我和他开玩笑:你是上海人吗?
他沉默,他已经不认识这个比孙悟空变化还快的城市了。后来他博士毕业留在了北京,很少回上海。每到梅雨季节,他就会说,“太潮了”,这是他不愿回上海的理由?还是他思乡的借口?
这次到了上海,夜间无事,我一个人沿着马路往前走,竟然发现有好几家兰州拉面,间或在梧桐树下隐隐约约出现的卖萨其马的维族人,他们一起构成了一道超现实的景观。在我的常识里,泡饭是上海人钟爱的主食,谈到面条也应该是油泼面与阳春面构成的绝对权威。这么多的兰州拉面,它们的食客是谁?上海人胃口变了?我不得其解。
夜深人静,细雨飘落,远远地看到一家拉面馆,蓝色的灯光依然闪亮,门口的火炉青烟弥漫,让我想起张爱玲对上海的描述:人已进屋,弄堂口的火炉里还飘着一缕青烟。望着这上海滩上的兰州,我不由得迈步而入,小店倒也清静,没有一个食客。点了一碗拉面,热气腾腾,非常地道。我想,如果我是兰州人,这四堵围墙在上海滩就为我围起了一座故乡。舌根上有最顽固的乡愁,有识别我们不同基因的密码。
现在的上海,随处可见其他菜系的餐馆:粤、湘、鲁、川,还有新晋的兰州拉面……不同菜系的餐馆林立,说明有不同的人涌入到了这座城市,而这些餐馆也变成了他们的“故乡”。这座城市如今性格里多了些包容,这种变化并不需要去做调查,只要看看满街的各色菜馆,就会明白。
以前,在电影界有一个故事。据说,某上海摄制组关机的时候聚餐,制片主任站起来高声说:“各位,今天我们一定要一醉方休!”然后回身对服务员说:“小姐,请上一瓶啤酒。”
今天的上海一定编不出这样的故事了,只是不知道现在如果顾峥回到上海,面对不同的菜馆,是不是会觉得上海不见了,那他又去哪里找他的故乡呢?
(紫水莲摘自2009年5月4日
《中国周刊》,安玉民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