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西南约五十公里处，有一个曾以盛产水果闻名的秀丽的山间谷地。靠了现代电子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这片不大的谷地竟集中了八千多家高技术公司，一跃而成为国际闻名的电子工业中心，信息社会的典型，这就是著名的“硅谷”。
一九八四年春季，美国纽约基础书籍出版公司出版了由埃弗雷特・M・罗杰斯与朱迪恩・K・拉森合著的《硅谷热》一书，对硅谷这一高技术产业基地进行了全面描述和系统分析，并对其未来发展作了展望。为供读者参考，这里选刊了该书部分章节的内容。它描绘了由工程技术人员、风险资本家和企业家形成的信息交流网络，及其对促进硅谷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此外，还反映出美国高技术产业方面的剧烈竞争，以及它给硅谷人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影响。全书中译本由范国鹰等人合译，将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信息交流是硅谷一个突出的主要特点，因为技术创新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它特别有赖于信息。
“硅谷”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不仅仅是微电子工业的主要中心，甚至不仅仅是那几千家高技术公司，而且“硅谷”已成为一个网络。一个有阅历的半导体工程师说：“我熟悉某人，他们熟悉某人，然而我并不认识他们所认识的所有的人。”这一网络的力量就在于，它的每一个参加者都意识到它的存在。我们都知道我们认识硅谷中很多人。这主要归因于工作的高度流动性。在硅谷，诸如某家公司的信誉，某人的成功业绩，某人从某公司离职，新面市的产品等消息不胫而走，传播得极快。这种传闻制造厂“以惊人的速度制造着这类消息。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这些公司靠得极近。从你的办公室窗户往外看，就可以看到其它的公司。”
一家从阿塔里计算机公司分离出来的影像游戏公司的经理比尔・格拉布，提到这一网络时曾说“在我们售出我们的首批产品之前，我们的副经理和我就已经晓得我们这一产品百分之九十的潜在买主了。我们立即着手与这些潜在的客户，例如西尔斯公司、J.C.查公司以及RUS玩具公司等签订合同，这样，我们便持续不断地发展起来。”
作为硅谷特点的这种紧密相连的信息网络赋予了它能够超过其他地区的优势。诺兰・布什内尔阐述这一点说：“硅谷有大量的网络编织工作，这一点是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比拟的。最近，我访问了正在伦敦从事新产品研究的一个工程师小组，他们与硅谷的一组同行们展开竞争。双方几乎是同时起步开展研制的，然而硅谷这批人的工作进展却超出了他们同行六个月。我们的这批人中有一个工程师，他有一个朋友在因特尔公司工作，这个人从公司里窃取了他们正需要的一种新的集成电路芯片的几个样品。这种电芯片很快就拿到市场出售，但是它还未列入产品目录。因特尔公司也颇有益处，因为这样一来，马上就赢得了一些买主。这六个月时间说明，我们拥有一种巨大的优势，这就是硅谷总是着着领先的原因所在。”确实如此，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分析，美国半导体工业的独一无二的力量，正是来源于它的公司之间能够迅速地相互仿制出不断创新的集成电路芯片。
就如同沙山路3，000是风险资本的中心一样，在卡米诺―瑞尔路的佩奇米尔路口，坐落着帕洛阿尔托广场大楼，这里是为高技术服务的法律事务所中心。据最近统计，帕洛阿尔托共有八百六十五位律师，这个数字是十年前的两倍，是二十年前的六倍。
为高技术服务的法律业务在日趋繁荣。一位受雇于芬威克－斯通－戴维斯一米斯特公司的律师戈登・戴维森，常常在他工作周的每一天都要受理一个新创公司的有关事宜。戴维森对于新创公司来说，起了关键的编织的作用，他协助企业家们去写成他们的企业计划书，并为他们寻求风险资本。他具有堪称楷模的学历，有资格担当这种媒人的角色，他除了有法律方面的学位之外，还是个电子工程学理学士和计算机科学硕士。这种学识有助于他为那些新分离出来的微电子公司判断一个重大问题――这位创业者是否从过去的雇主那里拿走了交易秘密。
为了获得信息，就必须给人家信息。在微电子行业中，由技术信息交流过程的性质所决定，需要在其参加者们之间有一种高度的互惠性。
一位年轻的在休利特―帕卡德公司中心实验室工作的博士提供了这种面对面交流的一个例子。他在一次专业会议上向与会的半导体工程师们介绍了他本人的研究与发展项目。他的公司同事中有些人担心他泄漏“秘密”，然而，这位博士晓得他能够走多远。他说：“我完全晓得界限应当划在哪里，我危险地向它逼近，而且在公开讨论我的学术成果时，我的一些竞争者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本身，就对我显示出了他们已经掌握了多少，而这对我们的公司来说，就是有价值的信息。”
硅谷技术信息网络的重要人物都在钻研如何驾驭他们所具有的知识。一家半导体公司的工程师卡尔・哈林顿对我们讲起：“没有人会和盘托出他们所知道的一切，这就象是在玩纸牌，如果你要扣下点什么，它就能向你提供某些就业保险。没有人会告诉你所有的成功诀窍和细微的奥妙所在。你留一手，以便今后能再交换。我可以向有朝一日我或许会到那里去工作的某家公司提供有关设备的信息。但是，我决不能够提供会危及当前我所在公司的情报。”
数据查询公司是微电子行业市场研究的中心，它每年秋天为半导体公司举行一次会议。到会的人们是公司的行政首脑和经理。数据查询公司利用一台电子计算机的程序来编排进餐和参加讨论会的席位，使得邻座都能彼此相识，并且避免发生令人不快的组合。举例来说：一个顾客被安排在一个与卖主相邻的位子；两个日本人则不会被安排坐在一起，因为他们都希望与美国人谈话；然而，正在直接进行竞争的公司的代表们是不会被安排坐在一起的。
德国的一家电子公司洛伦茨标准电气公司的技术中心负责人汉斯、赖纳尔，谈到他第一次跟硅谷的信息交流网络打交道时的惊异之状说：“我被公司派去访问我们的代理人，为了就一个他们已经着手解决的整体技术问题求得帮助。我们的人已经掌握了部分的答案，而且他也晓得从哪里去得到答案的其余部分。工作之余，他把我带到硅谷的一个酒吧，随即，他招来了坐在邻近一些桌子的工程师们，他们都认识他。这些人非常乐意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去做。到晚上九点钟，我便有了解决我们公司问题的方法。第二天上午，我飞回了斯图加特。在加利福尼亚州，人们是如此自在地合作，我确实对此惊异不已。”
在一家新公司的创立过程中，私人之间的关系可能也是重要的。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生命线通讯公司，人们称它是从一堆马粪中拾到的。
在洛斯阿尔托斯山区――硅谷技术专家新富翁们的聚居地。艾尔・霍利并没有打算与他的邻居谈论业务方面的问题。然而有一天，霍利的妻子吉妮特走过去找这位卷发的得克萨斯人，目的是为她家的花园要一些马粪。碰巧这个得克萨斯人拥有一家计算机公司。吉妮特・霍利回家后要自己的丈夫去会会这位邻居，霍利此刻回忆说：“那一天是幸运的一幕，毫无疑问是那次会面导致我建立了自己的公司。”
那个邻居叫詹姆斯・特雷比格，是坦德姆计算机公司的创建人。那个星期六的下午他与艾尔・霍利边谈边饮，喝了几瓶啤酒，并且，后来霍利又邀请特雷比格到他的汽车房，去观赏他的一个原型卫星接收机，这是霍利用一些薄金属板制作的。几天后，特雷比格就带来了一批他的管理人员，以便决定坦德姆公司是否有可能使用这种卫星接收机将本公司在世界各地的计算机连接起来。特雷比格还向霍利介绍了他的风险资本家：克莱纳、帕金斯、考尔菲尔德、拜尔斯。不久，亨利就有了二四○○万美元的资金作后盾。
两年以后，艾尔霍利的生命线通讯公司一些卫星系统的年销售额就达到五百万美元。而他的第一位客户就是特雷比格的坦德姆公司。或许，人们可以说生命线公司是从一堆马粪之中拾到的。
在硅谷，餐馆不只是饮食进餐的场所，它们还是洽谈生意和交流信息的好地方。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组织，在个人与公司间形成非正式网络的过程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在这类聚会场所中，历史最老而又最有名气的是沃尔克的车轮酒吧兼餐馆，它坐落在望山惠斯曼大街和米德费尔德路交叉处。几乎处于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大楼的影子荫蔽之下。好几个从费尔柴尔德公司分离出去的公司就是在这里一手策划的。有家餐馆里酒吧的墙上，还配有一块电子显示板，反映出硅谷地区那些名列前茅的公司的股票情况。
这些酒吧和餐馆提供了一个中立的场所，昔日曾一度共事，如今受雇于互相竞争的不同公司的那些老朋友们，在这里聚集一堂。他们一边饮下一杯加州生产的白葡萄酒，一边闲谈，不是谈他们的家庭、体育运动或业余爱好，而是谈论着存储器、触发电路、计算机。
在胡椒磨坊餐馆用早餐如今是硅谷的一种传统，对于那些从事半导体推销的人们来讲尤其是这样。因特尔公司的一位销售经理说：“早上八点钟我去胡椒磨坊餐馆，我在那里总是能遇见我认识的人。总而言之，这就是硅谷。所有我的客户们，所有我的对手们，大约五百来人，经常在这里吃早餐。实际上，我不得不小心翼翼，注意谁人坐在我相邻的小间里。从偷听邻座的谈话中，我可以得到许多信息。所有的批发商都在那里，他们就是我与之共事的一些伙伴。或许我的一个顾客同我的一个竞争对手正坐在那里，但我还是走过去，同他们握握手。然后我说，‘噢，顺便说一句，为什么明天早上我们不可以一道进餐呢？’人们在此订约会，胡椒磨坊餐馆就是这样一个宏大的交际场合。”
在硅谷，对于每一个不同的微电子行业来说，总有那么一个特殊的组织，在这一行业的个人和公司之间形成非正式网络的过程中起到核心的作用。在微型计算机行业中，与费尔柴尔德公司与阿塔里公司旧部网络相对应的是自制计算机俱乐部，这个独一无二的组织首次会议在一九七五年三月召开，地点是门罗帕克市一位微型计算机迷戈登・弗伦奇的汽车房内。在这个俱乐部成员们的推动之下，先后有二十二个微型计算机公司诞生了，其中的二十个公司运营至今，这些公司里有许多至今或一度是微型计算机行业里的一流公司，象阿普尔公司、克罗门科公司、北极星公司等。自制计算机俱乐部的计算机小伙子们有的在开展计算机软件方面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其他有的人，如保罗・特雷尔和博伊德・威尔逊，则开办了计算机零售商店；还有一些人象吉姆・沃伦，开辟了计算机展销会。
在自制计算机俱乐部成立之初，它大约有五百名计算机爱好者作为它的固定成员，这些人大多是年轻人，而且大都是小伙子。所以起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它的一些创造人是用配套元件自己组装计算机的。这个俱乐部的宗旨，是为了促进计算机爱好者们之间的信息交流。它的成员不交会费，没什么仪式，也没有个章程。
俱乐部开会的典型方式是，开初总有一个“制定议程阶段”，那些有通知要发布，有东西要交易、出售或让予的人站起来，做一番自我介绍。然后，会议便转入“随机接触阶段”，让那些兴趣相同的成员，例如因特尔公司“8080”型微处理机的爱好者们，分别组成一个个小组进行畅谈。人们利用这种场合交换计算机的程序和线路设计，有的信息几年之后将变成公司秘密。
自制计算机俱乐部的发起人是弗雷德，他和他的朋友们曾在硅谷的各处张贴布告，宣称要“交换信息、交流思想、交谈业务、协助项目设计等”。出乎他们所料，第一次会议就来了数百人，于是，不久他们就将会址从戈登・弗兰克的汽车房迁到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礼堂。当自制计算机俱乐部成员中的一些人开始筹办一个个微型计算机公司时，在俱乐部组织的会议上，自由交流信息的活动便开始终止了。但当初的计算机小伙子中有些人至今仍然来参加自制计算机俱乐部的会议。戈登・弗兰克现在是一家名叫“广场一号”的微型计算机咨询公司的老板，他认为，自制计算机俱乐部仍然是微型计算机专家们非正式的信息网络的中心。不管是否如此，该俱乐部确确实实缔造了一个网络。
硅谷的最为引人瞩目的特点之一，就是员工的流动率之高到了令人惊异的程度。
高级微型仪表公司的杰里・桑德斯曾经说过：“在这里，所有的那些想调换工作的人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在清晨开车上班时，在那条原来也要路过的相同的马路上，把车拐进另一车道就行了。”
保罗・赫斯是硅谷一家公司的经理，他说：“我做了许多雇佣和招聘方面的工作，因此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我阅读过一百万份履历表。有一个家伙，居然在二十四个月中先后在十五家公司里干过活。这恐怕有点太过分了。然而，我也不会讨厌那些在一家公司干上两年后又到其他公司的人。”
员工的高度流动究竟是福还是祸，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看法。对受雇的一方来说，确保他能够离开一家公司而受聘于使他增加薪水的另一家公司无异于提供了一种保险。每一次的工作调换意味着薪水增加百分之十到十五，而且或许还能够晋升职位。而公司当然会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跳槽”问题，失去有经验的雇员是一个主要的问题，雇员的经常流动对公司内部的运营的连续性造成了困难。当某一设计项目的关键性工程师离去时，围绕这个项目的大多数设计思想也随之而去了。
工作的高流动率也许是受到公司本身的鼓励，因为老板们总是鼓励雇员去追求更好的职位。对于大多数人来讲，鼓励他们“跳槽”的普遍动机是金钱。由于缺乏技术人员，付更加高的报酬有时是吸引所需人才的唯一方法。在半导体行业里，设计工程师尤感缺乏。王安实验室的艾伯特・贝尔・赛尔说：“职业篮球或职业垒球手的人数都要比搞集成电路设计的人多。”
“跳槽”还是沿着公司的阶梯一步步向上攀登的一条道路。在硅谷，与其他地方不同，“跳槽”比呆在原来的公司能提供大得多的晋升机缘。伴随着工作的调换，雇员能攀上一个责任更大的岗位，同时拿到更丰富的薪金。
从“跳槽”获利的是那些寻觅人才的人，这种介绍人物色到一个工程师所得到的佣金相当于这个工程师新职位第一年薪水的百分之二十五，一般大概是六千――八千美元。望山的一位人才寻觅者赛德・威尔金斯讲：“只需一包硬币和一本电话簿，你就可以当个人才寻觅者了。”据估计，在硅谷大约有四百――六百人在从事这种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在厨房里的小桌旁工作。大部分人在这行业里干上不到一年多的时间，就用光了他的老朋友和其他关系，以后的业务就开始比较棘手了。
尽管经理召募公司和职业介绍所强调他们的信誉和正直，然而实际上却并非总能够兑现。一九八二年，在埃克林办公室系统公司宣布关闭它的高级研究中心之后的一个小时之内，人才寻觅者们打来的电话如潮水般涌来。当被解雇的人员走到停在露天停车场上自己的汽车时，都发现一张本地一位人才寻觅者的名片，贴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
由于缺少合格的和有经验的人才，进一步增加了硅谷专业人员工作的高度流动。而使业务管理的一般方式也必须适应于短期雇佣。
在硅谷，工作高度流动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渴望从竞争中获得技术信息。
一个工程师如果离开甲公司而到其他公司就职，他也许已经签署过某种保密协定，保证在他离去后不泄露公司的秘密信息。然而，纵然这位雇员不能够向乙公司的新同事们提供关于具体产品的信息，但是上述的保密协定却并不妨碍他向他们提供围绕这一新产品的颇有价值的信息。比如解决某个重要的微电子设计问题也许有二十种不同的方案，甲公司曾尝试过其中的十种，但未获得成功。关于不应采取何种方法的信息对乙公司来说可以是极其有价值的，在一个激烈竞争的行业之中以聘用一个专业研究与开发工作人员的形式来购买这样的情报，是一种绕过其他公司的保密规定的战略，而且，这样做是完全合法的。
但是，对于甲公司来说，也有一项反战略可以采用。这位雇员的离去，并不妨碍他在为与甲公司竞争的乙公司工作六个月或一年以后重新回到甲公司，一位在乙公司身居要职的工程师，在他的旧雇主看来，是更有价值了。他重新受甲公司雇用，很大成分是为了能够了解对手的情况。实际上甲公司“批准”这位专业技术人员离职，可能就是为了以后重新雇用他。所以，在硅谷，“跳槽”实际上是一种拜占庭式的战略与反战略的把戏，换取技术情报是这些战略的主要目的之一。
一个公司可以采取任何降低关键雇员去职的方法，起到减少公司秘密泄漏的作用。在公司之间，人员的流动率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工程师的流动率大约是百分之六，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大约只有百分之四，然而，许多其他硅谷公司却达到百分之三十或者还更高。
对于那些流动率低的公司，唐・霍夫勒说：“休利特－帕卡德公司的人是非常忠诚本公司的，从那里挖人很难。但是只是某种类型的人才喜欢休利特―帕卡德公司，因为那是一种具有固定结构的存在方式。如果你是一个外向性格并且具有创业精神的人，呆在休利特―帕卡德公司会感觉郁闷。我所认识的休利特―帕卡德公司多数人都想终生在这个公司里工作，没有离开的念头”。自然，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也因为保持如此之低的工作流动率而付出了代价，发给雇员的丰厚慷慨的薪俸占了公司利润相当可观的比重。这个公司的官员们早就决定，他们的公司不希望象典型的硅谷公司那样终日忙于解聘与招雇工作。这种终生雇佣制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的报偿，就是几乎没有什么公司的秘密泄露出去。
在高级技术行业中长期雇用是防止信息交流的一种方法。它的重要性为日本公司所证明。在日本，从事微电子工作的人员都享有终生雇用的待遇。因此，在日本，保密协定是不存在的，因为，工作流动率很低，没有必要在雇主和雇员之间签定这样的协定。
限制工作流动及相应的技术信息方面的损失的另一种方法，是把从事研究与发展工作的关键工程技术人员置于被隔离的环境中。这可能意味着把他们安置在硅谷以外的什么地方。因特尔公司为了确保一项研制秘密，特地把设计组安置在俄勒冈波特兰大的郊区某地。这样隔离有效地防止了该项技术秘密过早地通过硅谷的小道消息网络传播开来。然而堪称不幸，该公司的这种隔离战略导致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十八名在波特兰大工厂工作的因特尔公司雇员辞职了，他们自己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这个决裂行为对该公司的打击是沉重的：这些身居要职的背叛者中有三位所负责的工作与因特尔公司全部销售额的百分之二十和全部研究与发展预算中的百分之二十有关。
在硅谷，大多数发明并不去申请专利，以避免将他们的发明泄露给竞争对手。但也有一些企业拥有自己的专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公司是技术领导人的形象。
一份专利在理论上说，是确保了对一种技术革新的垄断，然而在硅谷，这样看并不完全准确。在美国，专利是由联邦政府颁布的给予发明者的一种权利，这种权利排除了任何其他人十七年内在美国境内制造或销售该项发明。美国专利局一般需要两年至五年的时间来审查专利申请书，以便确定该项发明是否具有新颖性和实用性。
在硅谷，大多数发明并不去申请专利，因为这样做的话，就必须在专利批准之时将他们的发明泄露给竞争对手们。这就是为什么托马斯・爱迪生将专利斥为“偷窃许可证”的原因所在。硅谷的经理们担心，专利的泄露会鼓励竞争者们去仿制他们的发明，也许还给予改头换面，使得利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发明相当困难，或根本办不到。专利权受侵犯的诉讼，既费钱又费时。对手也许还会绕过某一项专利来进行“发明”。往往可以采取各种方法以便搞成一个有效的对应产品。在一个高技术产业中，变化十分迅速，专利作为确保技术信息所有权的一种法律手段，其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尽管如此，硅谷的一些企业仍拥有自己的专利。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出于公共关系方面的考虑，为了树立自己的公司是技术领导人的形象。专利的这一作用，虽然不大可能对该行业的局内人产生多么深刻的印象，但是却能给技术知识较少的投资者们以好感。在公司来访者的接待室里，镶上框子的专利一个个挂在墙上，给公司增添了诱人的装饰。阿塔里公司的霍夫，一个人拿到了十四项专利，他说：“在半导体行业里，专利的实际用处微乎其微。发明层出不穷，你肯定会侵犯别人的专利权。如果这一行业里的每个人都认定要死守他们自己的专利，那么，唯一能挣钱的人就只有律师了。所以大家不这样做。更为惯常的做法是，达成一项我不触犯你，你也不触犯我的协定。这种协定签定之后，如果我卷宗里的专利书比你的多，那么你可能应付给我一小笔费用。”
代替取得专利权的商业秘密战略，在完成技术开发之后和投入商业性生产之前，保守技术创新的秘密。基本上，公司说什么是商业秘密，什么就是商业秘密。与拥有创新的公司进行竞争的公司，可以通过所谓反求工程这种常用的方法来掌握对方的商业秘密，即购买那种产品，并且把它拆开来，研究它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有一种用以保护商业秘密免遭反求工程侵害的反战略，即所谓“装坛”：就是用一种办法将创新产品包裹起来，使人很难去掉包装而又不损坏创新的内容。在硅谷，一些半导体公司把它们自己的新产品“装坛”，而对竞争者们的新的集成电路芯片却使用反求工程。这两种方法中任何一种从长期角度看都不是很成功。但是一个半导体公司，可以因此获得几周或数月的短期优势。在一个竞争极为激烈，革新持续不断的行业中，即使是短期优势也可能是很重要的，而且反求工程的费用可能是值得的。
一九八二年中，两家巨大的日本计算机公司，日立公司和三菱公司以及它们的十八位雇员，受控策划窃取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秘密，其中包括该公司最新和最强大的计算机“IBM3081K”的设计工作手册，联邦调查局曾在圣克拉拉采取一种所谓“喂饲”行动，建立了一个假的咨询公司――格林玛公司，向日立和三菱提供了商业机器公司的一些秘密。一九八二年六月，当这两家日本公司的干部到格林玛公司来取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机密情报和计算机磁带时，被当场抓获。
不论人们如何评议联邦调查局的“喂饲”行为，它说明，在硅谷，攫取工业情报活动的合法与非法的界限是很不明确的。日本人说，“这是人人皆为之事”，这是对的。国际商业机械公司每年都要花五千万美元以上的巨款来保护公司的秘密，除非是感到了一种非常现实的威胁，否则，是没有谁肯花费这么多钱以求免受工业间谍活动之害的。
硅谷的高技术产业有一种与传统工业不同的紧迫感，因而硅谷人在以竞赛的速度工作和生活，节奏相当快，家庭生活也因此而受到很大的伤害。
与硅谷任何一个人随便聊聊天，就可以听到加班加点的事儿。一位在硅谷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工程师弗兰克・维勒介绍说：“我常常周末不休息，连续工作很长时间，最长一次连续干了五十九天，每天至少八小时，最多达十七小时。”硅谷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一句话――竞争所迫。
硅谷的高技术产业有一种与传统工业不同的紧迫感。能否提前推出新产品，打败你的竞争对手，是决定生死存亡的问题。谁先冲向市场，谁就生存下来，因而硅谷人在以竞赛速度工作和生活，节奏相当快。尼克・拉森形象地描绘说：“如果机器每分钟是一百转，我们每天早晨起来就把它定在一百二十转。”然而，激烈地竞争，同行们的压力，率先推出新产品的紧迫，给硅谷人带来的是长时间的“突击”。在这长时间的突击中，做一名硅谷人不易，当一名硅谷的公司经理更难。
国民半导体公司副经理布兰特，患了一种罕见的血液病，需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输液。这种病要住院治疗，但他拒绝住院，他带着输液瓶出席会议，并把汽车作了某些改装，使他可以边开车边输液。他说：“如果我住六个星期院，我就要落伍了。”胜利技术公司的经理，忆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在过去的两年里，我把三名副经理送进了医院，四名高级职员中有三人因离婚而失去了家庭。紧张和忙碌使人陷入了一种梦境，当你醒来的时候，孩子们已长大了二、三岁。哎！如果当一年美国总统减寿十年的话，当一年公司经理会减寿五年。”
硅谷人已经习惯了紧紧张张地工作和快节奏的生活，如果真的闲下来，他们反而不畅快。西格奈蒂克斯公司的一位推销代理人朱迪・惠勒说：“在周末，我没有计划做很多事，这使我烦得要死，我已经习惯了快节奏地生活，我喜欢快节奏，当节奏慢下来时，我真感到无法忍受。”
但是，快节奏给硅谷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家庭生活也为此受到了伤害，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家庭团聚的时间，工程师肯尼思介绍说：“当我在公司忙碌时，我妻子常常带上孩子们和晚饭，开车到我办公室来，把饭用微波炉热一热，这就是我们在一起吃晚饭的唯一办法。”
有些观察家这样认为：硅谷的企业家是典型的高功厚利的追求者。他们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个人生活代价。这些“工作狂”漠视与妻子、孩子、父母和朋友之间的人情关系。康妮的丈夫与前妻有两个孩子，他与前妻离婚时女儿五岁，儿子才三岁，他们的离异，主要是因为他忘“她”的工作。
今日硅谷，离婚人数超过了结婚的人数。离婚率比它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的离婚率还高，而加州的离婚率又比美国平均离婚率高20％。人们发现，在飞速发展着的硅谷，跟上快速工作的节奏，意味着没有时间与亲人相处。一位离了婚的工程师说：“在这种环境里，你要维持住婚姻，那得付出非常大的努力，因为工作牵扯你的精力太多了。”对那些以取得成功为动机的工程师来说，事业可以挤掉家庭，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因此，硅谷人的婚姻，经常呈现出两个阶段的模式。开始，夫妻二人为达到共同的目标奋斗着，但是，为这种奋斗所付出的高昂代价变得越来越明显：工作时间太长，夫妻团聚太少，生活节奏太快。时间就这样年复一年的流逝，他们感到硅谷对生活的要求太苛刻，也许是妻子不再甘心在孤独中度过自己的美好时光，也许是丈夫不再愿意受到家庭的拖累，于是他们分手了。
人们是否担心，在硅谷容忍的气氛中，男女私情会大泛滥。事实上，大多数刻意追求事业成功的人都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工作上，而不是花在异性身上。
一位工程师深有体会地说：“要干的工作太多了，使你根本没时间花两个小时与一位美人吃顿午饭，这里有的是漂亮的女人和各种机会，但工作起来感兴趣的只是工作，而不是厮混。”
硅谷还有许许多多的“计算机怪人”，他们迷上了计算机，在计算机终端设备旁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他们酷爱计算机超过了酒吧和女人。一位妻子抱怨说：“这些迷上计算机的怪人，简直是与计算机结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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