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的垮台原因很多，其中苏共权威崩溃的历史悲剧发人深省。苏共权威的崩溃实际上也是苏共面对政治合法性渐失，却无力获取新的合法性资源来巩固执政之基的必然结果。
一
合法性与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治体系行使政治权力或者实施政治治理时获取社会公众认可的价值，它表现为政治权力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权力主体为强化政治统治或政治管理而采用合法化的手段；二是社会民众对政治权力主体及其行为持有的一种认可和忠诚的态度。政治合法性是政治体系权威或政党权威的基本来源。在近代政治发展的历程中，政党作为政治体系中的公共权威是一个常见的现象。政党作为政治组织的最有效形式，在国家政治发展中已获得普遍认可。尤其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能够调整新集团参与政治的有效政党体系”，因为强大、有效的政党体系是社会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依靠政党组织，建立政治权威几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共同历程。
政治权威的确立从根本上说是政治体系权威的确立，而执政党权威是政治体系中公共权威的集中体现。一般意义上，执政党权威的确立主要依靠两个方面：（一）政治合法性，也即大众认同性。作为深层政治意识的一种体现，大众民主认同性对于政治权威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获得丰富的大众民主认同资源是确立政治权威的根本。（二）执政党的有效性。有效性作为衡量政党效能的重要标准，在维持或者强化政治合法性上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执政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上，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党必然会在公众的心目中有着难以替代的威望。
任何执政党都需要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辩解，无产阶级执政党的权威确立自然也需要政治合法性的诠释。无产阶级政党大都是在与资产阶级或者旧政权的革命斗争中，带领人民群众历经血与火的洗礼逐步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的。此时，无产阶级执政党的权威是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最终取得胜利的艰难过程中形成的，是获取新生活的人民群众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发自内心的高度认同，是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绩效的自然体现。毋庸质疑，在无产阶级执政党执政的初期?熏政治合法性基础相当深厚，但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大多从历史的角度为自己的执政地位进行辩护，这并没有真正解决无产阶级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问题。
面对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压力，无产阶级政权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无产阶级政权进行自身改革的过程中，保持执政党政治合法性成了执政党的首要问题。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无产阶级执政党的过多重视，东欧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短短的几年之间相继丧失执政地位，最后是曾领导世界社会主义潮流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庞大的苏联共产党也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地。
当苏联共产党的政权瓦解之后，留给我们的却是一个冷静和深入的思考。
二
反思苏共权威崩溃的深层原因，汲取历史教训，对社会主义执政大党―――中国共产党，在转型时期转变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如前所述，执政党权威最根本的来源就是大众认可，或者说政治合法性。执政党权威的崩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被大众抛弃，丧失大众认可，丧失政治合法性。苏共权威崩溃是一个合法性渐失的累进过程，要深入分析苏共权威崩溃、执政合法性丧失的原因，必须把执政党权威来源和政治合法性的属性分析与苏共执政历史、执政方式结合起来，才能获得一个清晰而深刻的认识。
第一，从执政党权威来源看，苏共权威的确立是获得了苏联大众的广泛认可。回顾苏共的成长历程和执政历史，苏共带领苏联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确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赢得了苏联大众的认同。也正是如此，苏共才能在国内外敌对势力联合围剿中确保新生政权，才能在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才能在资本主义重重包围、挤压下得以发展。但是，随着执政时间的加长，执政党的绩效将成为执政党合法性和权威的重要来源之一。苏共执政党权威的崩溃固然是一个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执政党的绩效低下，特别是在苏联经济陷入增长困境时其经济改革绩效低下，对苏共权威崩溃的累积效应是相当大的。此外，苏共党内逐渐形成的特权阶层、党员干部贪污腐败盛行等苏共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不但困绕着苏共难以进行真正有效的改革，而且对苏共执政党形象的负面影响巨大。因此，苏共执政合法性渐失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看，表现为苏联民众对苏共执政能力和执政方式渐失信心的过程。
第二，从政治合法性的本质结构和内在属性来看，政治合法性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合法律性，而且还具有深层的合道德性和共同利益性。对一个政治共同体而言，共同利益性是政治合法性中的基础性内容，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合法律性和合道德性的统一，才能确保政治合法性和政治体系的权威，以及体现政治体系权威的政党权威的巩固。为寻求苏共权威崩溃的原因，首先，我们考察苏共权威的确立。苏共在革命时期提出的“和平”、“土地”、“面包”等革命口号，符合当时俄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赢得了人民大众的广泛支持和普遍认可。苏共领导下的苏维埃同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夯实了政治合法性的基础，１９３６年苏联宪法明确规定苏共是唯一合法的执政党，表明了苏共执政合法性的法律形式的实现。同时，意识形态上苏联人民对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的认可，使苏共政治合法性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基本实现了合法律性和合道德性的统一。因此，苏共能够拥有政治合法性，确立自己的政党权威。以同样的角度和分析方法，我们再分析苏共政党权威的崩溃和政治合法性的流失。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宪法无论具有何种形式上的优势，只要它所创建的规则与程序不能回应共同体的根本利益，那么它就无法赋予政治现实以形式，充当政治活动的真正标准。”（哈贝马斯：《理由与合法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合法性的形成问题》，转引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王远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５页）仅仅依靠宪法中的规定来确保执政党的合法地位是不可能的。苏共在执政过程中，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孕育了苏共内部的“特权阶层”―――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背离，拥有特殊利益的阶层。共同利益的背离本已使苏共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脆弱不堪，而苏共软弱无力、成效甚微的改革与党内干部的贪污腐败，使苏联人民大众失去了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耐心和信心，致使苏共权威处于崩溃的边缘。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苏共权威崩溃的诱因，加速了苏共权威的崩溃。在诸多压力下，当宪法中明确规定的苏共执政地位也变得模糊不清的时候，苏共权威在法律形式上的支撑也坍塌了。由此，苏共政党权威在日益脆弱的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法律性和合道德性的危机，最终导致了苏共权威的崩溃。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苏共权威崩溃是一个政治合法性渐失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苏共政治合法性的渐失并不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而是苏共执政方式及其执政党自身建设上的失误导致的。因此，苏共权威的崩溃实际上也是苏共面对政治合法性渐失的困境，无力获取新的合法性资源来巩固执政之基的必然结果。
三
苏共合法性渐失而无力获取新的合法性资源，最终导致执政党权威崩溃的警示非常深刻，尤其是对改革转型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执政党权威面临着多重挑战，执政党的合法性也同样存在渐失的危险。
首先，从社会结构来看，社会转型时期的利益分化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政党权威必须获得新的合法性资源。尽管阶层的划分标准还存在着较大争议，但是转型社会中传统阶层分化的事实无可争议，传统利益群体与新阶层的利益群体的利益冲突日益明显。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原有的支撑政党权威的合法性资源?熏受到了阶层分化的一定程度上的消解。其次，从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来看，公众意识越来越独立，主流意识形态相对弱化，价值观念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维护政党权威的功能相对弱化，使处于传统结构下的政党权威受到了挑战。再次，从社会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来看，转型时期的多重社会责任的繁重性与以政党为标志的政治体系的管理模式发展的滞后性形成强烈反差。改革时期人们对社会福利状况改变的急躁心态产生了对执政党政府的高期望，如果执政党政府在“责任超载”下对公众的社会福利改善进展缓慢的话，执政党的权威和合法性就必然会受到挑战。最后，从执政党自身建设来看，党内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是政党权威重建和强化中的“顽疾”，严重损害了政党权威。因此，要应对社会转型时期的诸多挑战，从苏共权威崩溃的历史悲剧中汲取教训，将有助于中国共产党获取新的合法性资源，巩固政党权威，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指出的，中国在发展上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社会及政治生活中获得新的权威形式，一方面能满足中国人对历史自信心的再肯定，一方面能为中国社会提供重振的基础，以符合现代化的需要。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社会转型时期需要应对政治合法性渐失的挑战，提高执政党权威。中国共产党在改革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执政党自身建设中执政能力的提高和执政方式的完善，能使中国共产党获取新的合法性资源。
但是，我国改革还面临着种种困难，改革中出现的，如社会不公、贫富悬殊等诸多新问题、新情况，同样会造成政治合法性的流失。然而，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促使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式。“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正是反思了苏共等执政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历史悲剧，为确保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应对政治合法性渐失危机而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论证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为避免转型时期执政党权威和合法性的丧失指明了途径，也给执政党权威的重建指明了方向。
第一，依法治党。中国共产党加快了法律体系的建设，逐步完善全国人大代表全体人民意志的立法职能，确保法律的正当性。执政党必须在国家法律体系的制约下行事，一切指导性行为必须接受法律的监督，一切事务要遵循法定程序，坚决杜绝政党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以党治国”的思想。
第二，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继续保持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形象。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时期，执政党党内的腐败问题对其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大党内反腐力度，坚决处理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才能净化执政队伍。
第三，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执政党内部的民主建设不仅体现了政党治理的理性化和程序化，而且表明了政党的活力和凝聚力。法治权威是在民主的基础上产生的，一个缺乏民主，只知道单纯行使发号施令权力的政党是很难适应新型的民主政治格局的。因此，必须加强“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建设。只有发扬党内民主生活，让全党广大党员真正参与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的设计和决策，才能在党内建立理性的权威，从而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执政党政党权威。
第四，继续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已经开始使一些党的干部产生骄傲自满情绪，出现了一些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根本认可和支持，执政党必然要失去根基。党的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尤其是胡锦涛总书记在考察西柏坡时重提“两个务必”，告诫全党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要密切联系群众，才能巩固执政之基。
最后，转变政党管理模式，提高政党绩效和效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作为政党有效性的首要标准，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这种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使中国共产党获取了新的合法性资源，但是经济绩效不是政党绩效的全部内容，只有依托经济发展，实现政治、文化领域的全面进步的政党绩效才是确立政治权威的有效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