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的时候，认识一个法语系的女孩子，肤色很白，睫毛很长，又喜着白衣白裙，念书时节，维持这种衣着是奢侈。女孩有一种暮气沉沉的沉重的美丽，她没有生气，尽管时时可见英俊可人的丈夫挽手陪伴。外文系的女孩都有一种惯有的娇媚造作，但她似乎沉重得无法矫饰出这种轻盈活泼。
那时我们都在忙着做毕业论文。她选择的是叛逆的兰波――和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伦同性恋爱的那位早逝的天才。选择诗歌做毕业论文是比较危险的，毕竟不如小说那样容易翻译和评论。但我也很佩服她，对音韵的敏感一向是知识分子的标志。兰波的《地狱的一季》是她送给我的一本书，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个书名俨然谶语，几乎是她命运的写照。
一个夏季她去找外教谈论文，红酒和《情人》的原版电影把她留下来了。那只兰波的醉舟，就此跌入地狱。她向丈夫坦承，得到的是永不原谅，他们从此分居――但是人前的亲热是维持的。终于有一天我听说，她拿着一把刀到单位上去找丈夫。
她形单影只了。她的故事野火一样地烧。那时喜欢自命“洁白如鸽子”的年轻孩子，是不太能以平和之心和她相处的。我以后读到希腊哲学家斐洛的那句话：“在你身边擦身而过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和善地对待，因为他们很可能都正在打一场人生大战。”就想起她的装束和举止，遭受的冷遇和嘲讽。
她仍然是毕业了。毕业前夕她到我的房间，已往瓷器一般的脸上有了斑点，人也消瘦。她低低地说起那把刀，她在轮渡上扔到了江心。毕业后我再也没听说过她的消息，我不知道她是否也扔掉了那个缠绕她那么久的重负。
我是很晚才喜欢上歌剧的，有一天，我看了一次现场。当歌剧宏大的场景展开，身着累赘华服的歌手，看着指挥，记住正确的乐谱，配合好乐队，开始以厚重高亢的声音咏叹爱情、生命、死亡，我忍不住感动起来。这是真正的肉身，近于肌体而受命于理智，同样的是人的杰作。享受肉体的快乐也并非罪恶，意志力本该用在更需要的地方，比如学好一门外语，比如尽善尽美地做好工作，赚钱，比如精心理智地经营家庭。
而她，为什么不能有效地平衡自己的欲望与日常生活?即便有道德的重负，为什么不能跟随生活的节奏，照样完成自己应该唱完的那段曲子，而不是精神崩溃。我又想起李白的《月下独酌》：“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李新宏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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