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在当下“图像时代”的传统文化教育实践中，应当重视古代图像资源，合理打通深入传统文化生成语境的路径，全面把握文化文本，深度解读文化意义，从而切实推进传统文化教育的实践。
关键词 传统文化 文字著述 图像作品 图文兼顾 “语—图”互文
作者 王怀平，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安徽蚌埠：23300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魏晋南北朝图文关系研究”（12YJA751056）、安徽省高校省级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魏晋南北朝文学与绘画的图—文通会”（SK2012A005）
在中国古代，“左图右史”是人们文化表现与诠释的习惯方式，承载着传统文化精髓的文字著述大多都有图像文本。文字是承载文化精髓的主要符号，图像也孕育着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甚至传达出诸多文字难以言尽的文化意义，因此可以说古代图像是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另一半。
这一半资源在当下传统文化教育实践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当下社会正在经历“图像时代”，文化文本的解读，文化思想的流播正在经历图像符号的多层渗透。我们知道，图像是可以直接被感知的，这种感知可以使感知者瞬间获得被感知对象的整体形象与精神特征，而语言传达形象与特征需要依赖创造者与接受者的想象、理解等多次转换。语言的认知与理解能力无疑是实现每一次转化的必要条件，承载着传统文化精髓的文字著述多以古代汉语为媒介符号，然而白话文运动之后，对古代汉语的认知与理解能力并不是人人皆备的文化素养。显然，借助图像符号在当下文化解读与流播中的影响，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接受。更何况古代图像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真实形态，是传统文化的构成部分，借助这样的图像资源在当下“图像时代”文化实践中的影响，可以深入历史文化的传统语境，打通深化传统文化教育实践的路径；全面把握文化文本，形成文图兼顾的教育方式；深度解读文化精神，形成“语—图”互文的教育方法，从而切实推进传统文化教育的实践。
一
在中国古代，文字与图像是人们传达文化内涵的两种媒介符号，文字著述和图像作品都是承传文化形态与内涵的文艺载体。图像作品包括以色彩、线条、空间、造型等元素作用于人的视觉的绘画、建筑、雕塑等艺术，也包括以笔线、墨色、空间等元素作用于人的视觉的书法作品。中国古代的绘画、书法等图像资源与文字著述同存共生。创作者对文学与图像艺术的兼修兼善，创作实践中的图—文通会集中体现了这种同存共生的存在与演绎形态。
其一，从创作者来看，古代诸多文化学者兼善文字著述与图像创作，文字著述与图像作品是同存共生于他们文化思想中的文化资源。
在文字著述与绘画实践中，诸多文化学者兼善语言与绘画图像创作。例如，西汉的刘向是位经学大师，他弘扬儒学，体现其儒学思想的不仅有文字著述《说苑》、《新叙》、《列女传》等等，还有图画作品《列女图》。图像和文字是兼善书画的刘向明道德荣辱、辨伦理是非的两种媒介符号。又如，南朝齐梁间的陶弘景是道教思想家，《真诰》、《养生延命录》、《华阳陶隐居集》等文字著述体现了他的道家思想，《真灵位业图》也是解读其道学主张不可缺少的资源，这部作品以图谱的形式将中国道教史上700多位神仙一一列出，将道家信仰与理念图像化。
在文字著述与书法图像的创作实践中，语言文字与书法图像形成“语—图”一体的媒介关系，文人的文字是以书法的形式撰写出来的，书法图像是众多文人实现传情达意的基本符号。在中国古代，书法撰写的水平曾经成为考量文人文化能力的重要构成部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引汉律之《蔚律》言：“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1 ]书法的书写能力成为官方考核学子的重要要求，也是古代文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学养基础。在中国古代出现了大量的以书法图像传达文化意义的学者，如汉代经学时代，蔡邕以隶书图像将儒家经典《论语》、《尚书》书于石碑之上，乃成《熹平石经》；元代道家思想发展中，赵孟頫的《道德经》以小楷图像体现了蒙元灭宋之后文人对主张“出世”的道学思想的理解；在明代心学兴盛时期，董其昌的《心经》以楷书图像见证了阳明心学与佛教思想的融汇与贯通。
无论是兼善文字著述与绘画创作的学者，还是兼善文字著述与书法创作的学者，他们都习惯于以文字和图像等多种符号表现自己的文化思想，文字著述与图像作品是同存共生于他们文化思想中的资源。
其二，从创作实践看，图文会通是文化传达实践中的普遍现象，文字著述与图像作品是同存共生于文化生成与发展中的文化资源。
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中，诸多文人图文兼善，相互关联的文字文本与图像文本集中地体现了他们文图并重的表达习惯。诸多蕴藏传统文化思想的经史子集文本著作，皆有其相通的图像文本。例如，先秦时代体现儒家思想的《孝经》，宋代马和之绘有《孝经图》；先秦体现道家思想的《道德经》，元代赵孟頫有小楷《道德经》；《史记·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图像作品有安徽宿县汉墓石“鸿门宴”画像，南阳汉画像石“鸿门宴”画像。图像依据文字经典而作，体现文化思想的典籍皆有图像文本，可见图文会通是古代文化思想表现与演绎实践中的普遍现象，文字著述与图像作品是同存共生于文化思想生成与发展中的文化资源。
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中，文化学者的文图并重，文化实践的图文会通见证了图像作品与传统文化的根脉相连与同存共生，文字著述与图像作品是解读文化学者与文化文本之文化思想缺一不可的文化资源，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在文图共存、语图兼用的传统语境中发生、发展起来的。孟子认为读古人的作品，需要全面了解古人，他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2 ]全面了解作者的生活时代与生存环境才能读懂他的作品，同样也只有全面把握了文化生成的传统语境才能真正把握传统文化的形态与本质。可是长期以来，在传统文化的教育中，人们主要依赖于文字著述而忽视了图像资料在传统文化教育中的意义，其结果导致人们难以全面了解文化存在的真实状态，也难以理解文化的深层内蕴。因此，在“图像时代”的传统文化教育中，需要寻找古代图像资源，借助图像资源在人们文化接受领域的强大影响力，以及古代图像资源对文化形态与内涵形象化传达的优势，深入文化生成与发展的传统语境，尊重文化存在的原初状貌，全面解读文化的存在与发展形态，打开深化传统文化教育实践的路径与通道，在“图像时代”切实推进传统文化的教育。 二
在古代文化实践中，人们的图文兼重与图文会通使得文字典籍与图像作品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两部分。与文化经典相关的图像资源是依据文化文本创作的，是文化文本的延伸性存在，在文化文本的解读中，它们是理解文字著述不可缺少的资源。这些图像资源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与文字著述形成“语—图”一体关系的图像资源。这种图像资源是与文字文本存在于同一作品中，其中有的图像符号的意义在于辅助文字表达，例如，以苏惠的《璇玑图》为代表的图像诗，以色彩、诗句字数、结构的造型等图像符号辅助文字表情达意；有的图像符号与语言文字相互平等、互为依存地实现意义的传达，如《周易》中的文字与卦象就是两种互相平等，相互依存的传意符号；有的图像资源是作品表情达意的主要符号，如以图像为主，文字为辅的题诗图画，这些图像资源是作品的主体构成。显然，“语—图”一体的图像资源是理解文字文本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重视这些图像资源才能完备地把握文字文本，获取整个作品的文化内涵。
另一种是与文字著述形成“语—图”分体关系的图像资源，这些图像资源虽然和文字著述并不存在于同一作品中，它们依然是整体地把握文字著述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这些图像资料多是对文化文本的作者、文本、人物形象以及相关内容的图像化展现。这其中包括：其一，图像作品展现了文字著述的作者或人物。例如，四川省新津县发现的东汉崖墓画像《孔子问礼图》，山东省嘉祥县出土的《孔子见老子图》，唐代画家吴道子的《孔子为鲁司寇像》、《先师孔子行教图》，这些图像展现了孔子、老子人物形象，他们是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的创始者，是《论语》、《道德经》等文字著述的主要言说者，也是这些著述中的主要人物。其二，图像作品描绘了经史子集文化作品中的相关内容。《孔子见老子图》就是这样的作品，这幅作品表现的内容主要源自《庄子》、《礼记》、《吕氏春秋》等文字著述。《庄子·天运》中云：“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礼记》有曰： “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吕氏春秋·当染》记录：“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孔子见老子图》形象地展现了上述文字著述中关于“孔子见老子”的内容，成为人们理解经史子集的形象化材料。其三，图像作品整体地重写了文字著述。例如，元代吴镇的《渔父图轴》、赵孟頫的《渔樵答话图卷》、王蒙的《花溪渔隐图》都是对《楚辞·渔父》的形象化再现。李公麟的《九歌图》、赵孟頫的《九歌书画册》、仇英的《九歌图》、董其昌的《九歌图》、陈洪绶的《九歌图》都是对《楚辞·九歌》的形象化重写。在“语—图”分体关系中的图像资源，虽然与文字著述不存在于同一作品之中，但是它是文化文本的作者、人物、相关内容甚至是整篇作品存在的另一种形态，它体现了人们对文化文本的理解与文化文本发展状况，这些图像资源是深入把握文化文本不可缺少的部分。
三
作为传达意义的符号，文字与图像在传达中各具优势。文字言语善于表现事物深层的结构与特征，图画善长展现事物的形与像，同时它们各自也存在表现的局限，语言文字善于表现抽象的意义却不易刻画意义存在于空间的形态，因此表现的意义不易理解；图画善于描绘事物外在的形象却不易表现事情存在于时间中的过程，因此表现的形象不易深刻。语言符号存在于表现中的局限为诸多学者重视。陆机在《文赋》中提出：“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他认为文章不能完备地传达意义，是因为语言表达的局限。对这种局限问题，王弼在他的《周易·明象》中就有思考，王弼毕生致力于玄学，在论及玄意传达时，他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名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3 ]在王弼看来，玄言之意表现于形象之中，生动的形象成形于语言绘构，语言是不能直接传达玄意的，语言需要借助图像才能传达玄义。从王弼的思想可以看出，语言与图像，是实现意义传达的两种相互依赖的符号，他意识到图像与语言在表达功能上的互补性。唐代张彦远对这种互补性有着进一步的认识，他说：“记传所以叙其事， 不能载其形； 赋颂所以咏其美， 不能备其像； 图画之制， 所以兼之也。”[4 ]在他看来，图像可以弥补文字语言表现中的不足，因为图像可以形象化展现语言文字中的“事”之形与“美”之像。
在图像创作中，图像作品善于将存在于文字叙述中的时间内容展现于空间形态中，形象化地展现文化文本中的“事”之形、“美”之像。一方面，图像作品能够展现文化文本中的“事”之形。在山东省嘉祥县出土的《孔子见老子图》中有孔子执雁的细节，这个细节内容形象化展现了儒家文化的礼仪之“事”。另一方面，图像能够展现文化文本中“美”之像。例如，刘向的《列女传》是西汉宣扬儒家文化思想的一部文字著述。刘向是在后妃逾越礼法，外戚掌权的历史背景中创作《列女传》，意在告诫世人尊礼守节，宣扬儒家思想，以此来巩固刘汉天下，维护封建礼法。这种功利性意图为日后众多《列女图》创作继承，但是不同时代的《列女图》，其创作手法直接传达了不同文化语境中人们理解的“美”的形态。山东汉代武梁祠发现的石刻“秋胡戏妻”图，内蒙古汉墓发现的壁画“秋胡戏妻”图、彭山汉代岩墓发现的石棺浮雕“秋胡戏妻”图都是汉代的作品，它们取材于《列女传》中“鲁秋洁夫”的故事，这些画作笔法简略、人物缺乏个性，传达出汉代儒学注重的守礼、贤智之美。魏晋之后，列女题材依然是绘画创作的重要内容，但是，在这个时代，玄学兴盛，主张不拘礼法而任“自然”，王弼在注解《老子》中说：“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5 ]，认为任何事物都应该顺其本性，不可逆自然之性而为，要求尊重人的性情与个性。
受玄学文化的影响，这个时代列女题材的画作注重突显人物的个性与精神，例如顾恺之的《列女仁智图》改变了前代《列女图》笔法的简略，以流动笔法、细致的刻画传达出人物的动态风韵与个性之美。这些抽象的“美”之意直接体现于具体的画法中：从细节刻画来看，以衣服褶皱的画法为例，汉代“秋胡戏妻”图中人物衣皱大多分布平均，或者是纹线平行，简略地展现了胳膊的形状，顾恺之的《列女仁智图》中，衣袖的褶皱线顺动作方向而成，线纹复杂多变，衣服的褶皱传达出人物胳膊的动态特点；从动作表现来看，汉代“秋胡戏妻”图中人物肢体的动作明确并且肢体重叠非常少，动作简单，顾恺之《列女仁智图》中的人物肢体以及人物与人物之间多向交替、重叠，多重纵深的景深效果，表现了人物个性化特点。文本中复杂的“事”与抽象的“美”在图像中得到直接展现，正如清人胡渭所言：“非图则无以示隐赜之形，明古今之制”[6 ]，图像是显性地体现深藏在语言文字之中文化精神的艺术符号，可以消解文字在表达中的缺陷。
因此，在“图像时代”的传统文化教育中，应该正确面对文字在文化意义表达中的局限问题，借助图像资源在当下文化认知中的强大影响及其对文化深层意义的表征价值，以“语—图”互文的教育方式，深度解读文化精神，深入把握文化内涵与意义。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877.
[2]万丽华.孟子.北京：中华书局，2007：236.
[3]王弼.周易注（卷10）.四库丛刊景宋本.
[4]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王伯敏.画学集成·六朝一元.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96.
[5]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魏晋隋唐之部）.北京中华书局，1990：69.
[6]胡渭.易图明辨题辞.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编辑 南 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