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即ethnography，源于希腊文，于19世纪中叶产生于西方，主要是以各个民族的产生与发展作为自身的研究对象，也即是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特定民族的起源、发展与消亡的过程，并且研究各个族体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等。因此，民族学是社会学科中的一门独立学科。19世纪末，随着西学东渐的兴起，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20年之后西方民族学也被有识之士引入中国，比如1985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以及1903年汉译本的《民族学》等等都是该学科门类引入我国的典型代表作品。由此来看，民族学在我国也有百余年的发展历程。然而，在长期的民族学研究过程中，学界对于其概念内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尚未形成统一的共识，但却都孜孜不倦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在摸索中推动了我国民族学的本土化发展。
一、我国民族学研究的本土化历程概述
事实上，中国历来就有诸多关于民族产生与发展的文献记载，然而作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却是由西方社会传入的。回顾我国民族学一百多年的本土化历程，根据其研究趋向，尤其对待西方民族学著述的态度，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本土化阶段：
1、对西方民族学研究的引入阶段
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西方民族学或者是人类学初步引入中国的时期，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中国民族学发展的“萌芽时期”。在当时社会环境下，一方面辛亥革命之后的统治集团需要建立全新的制度、文化和话语体系，来代替传统的陈旧落后的封建制度、礼教思想和儒道文化；另一方面整个社会也都掀起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浪潮。因此，初步接触过或者是在国外曾经学习过民族学相关知识的学者，虽然并没有进行专业的研究，但却通过翻译学说著述的方式，将不同门类、不同流派的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引入中国，比如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摩尔根的经典著作《古代社会》等诸多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经过数年的翻译和介绍，西方民族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逐渐被中国政府和学界所认识并且接受，这为随后的民族学本土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我国民族学本土化研究的起步阶段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我国学界不仅创立了诸多实体的民族学研究机构，而且还开始独立地进行民族学的相关研究，由此迈出了我国民族学本土化发展的步伐。
首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些国立大学以及与西方社会联系较多的教会大学、私立大学纷纷在社会学系设立了民族学、人类学的相关专业，比如在蔡元培、凌纯声、杨成志、李济、吴泽霖等诸多学者的带领下，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都开设了民族学、人类学方面的专业和课程。除此之外，社会上还出现了一大批专门从事民族学研究或者是培养民族学研究生的机构，比如傅斯年与顾颉刚于1927年在中山大学成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招生民族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方向的研究生。另外，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了由蔡元培担任院长的中央研究院，并且在社会科学研究所设立了民族学组，由蔡元培亲自担任组长。
其次，除了民族学相关教育、研究机构的快速发展之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国民族学研究者也开始进行实地调查工作，比如1928年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拉开了我国民族学本土化调查研究的序幕，随后针对我国少数民族的实地调查开始在其它诸多研究机构之间大规模的进行。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包括凌纯声的调查报告《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何联奎的调查报告《湡民的图腾崇拜》等等，不仅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而且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最后，这一时期除了成立诸多实体教育科研机构以及展开诸多实体调查活动之外，在民族学的学科建设，尤其是研究方法上也进行了规范性的建设，在理论应用上也是兼收并蓄，更加趋于成熟和完善，从而使当时的民族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而具有比较完善系统的专业学科，开始了初步本土化的发展。
3、我国民族学本土化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
1937年至1949年之间，虽然国内在进行着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然而我国民族学的本土化研究却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尤其是经过前一阶段本土化的努力，将引自西方的民族学应用于中国社会民族现状的调查和研究之中，在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上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初步具备了自身的风格特色，成为国际民族学界引人瞩目的新生力量。抗战时期，我国民族学的研究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抗战爆发，边疆危机频传，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成为抗日救亡的重要内容；另外，随着诸多高校的西迁，政府机构对边疆问题也更加关注，使得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日益突出。随后更多的学者不自觉的卷入了对边疆和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方国瑜的《卡瓦山调查》、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徐良光的《祖荫下》等等，这种研究领域的偏重成为今后我国民族学的研究传统，并保持至今。其次，当时在边疆地区，由于经费问题，很多杂志都被迫停刊，而民族学的刊物却大大增加，代表性的有《人类学集刊》、《民族学研究集刊》、《西南边疆月刊》、《边政公论》、《风物志》等等，达到三十余种之多。
总体来说，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我国民族学的研究内容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对后期的研究领域、研究架构、研究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4、我国民族学本土化研究的新时期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诸多大学开始向东南和大城市回迁，从而使得抗战时期边政研究和民族研究的热度逐渐下降，很多学者开始转向政府的重建工作，特别是内战的爆发，使民族学的研究暂时陷入低谷。1949年之后，我国民族学的研究经历了两次具有明显本土化特色的洗礼，第一次是对自身的改造，也即是全盘否定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学思想，而全面转向苏维埃社会主义民族学；第二次是全面参与全国民族大调查活动，综合研究了全国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发表了四百余种、六千多万字的调查丛书、民族语言志、民族史志等等，从而为我国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后期的民族学本土化研究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随着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我国民族学研究不仅获得了恢复与发展，而且还进入了学科研究的黄金时期，促使我国民族学在世界民族学研究中作为一个独立学派而存在。
二、中国民族学本土化发展中的基本特征
我国民族学在百余年的本土化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建国以后的民族学研究呈现出鲜明的特征，具体来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我国民族学研究受社会政治的影响比较明显，具有鲜明的应用性和实践性特征。纵观其发展史，我国民族学一直都是伴随着社会语境的变迁而起伏不定，研究视域离不开所处时代政治、经济的影响和对现实问题的研究等等，比如我们民族学引进之初的辛亥革命改良制度、文化、思想的需要；到抗战时期的边政研究和民族研究；再到解放之后全盘否定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学思想，而全面转向苏维埃社会主义民族学；以及后来民族学研究中的文革低谷时期和改革开放之后的繁荣发展等等，无不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取向存在密切的关系，体现出鲜明的应用性和实践性特征。
其次，我国民族学本土化的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与历史学相结合的研究习俗。总体来说，我国民族学在本土化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西方学术传统迥异的研究特征，也即是呈现出鲜明的与历史学相结合的研究习俗。比如1959年，我国开始编撰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志、简史等三套系统丛书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所形成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是我国民族学研究与历史学相结合的代表性作品。正如刘孝瑜先生所说的：“民族学研究过程中为了追溯当前各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概况，除了要从族体方面去考察历史上与当前民族族体相关的部分之外，还必须充分利用已有的民族史学研究成果，从而更有利于观察特定民族的形成、发展与消亡规律。”针对我国民族学与史学相结合的研究特征，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其偏离了民族学研究的核心对象，不应当归为民族学的研究架构，甚至直言中国没有民族学或者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然而，笔者认为虽然当前极力强调民族学研究应当遵循国际统一的学术规范，与西方民族学研究形成顺畅的学术对话，但我国民族学与史学相结合的研究传统仍然是我国民族学研究得以发展的重要支点之一。因此，我们需要坚持自身的研究特色，在形成自身话语体系、研究架构的基础上，与国际民族学研究形成有效的沟通和交流，从而取长补短，取得学术研究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我国民族学研究极力倡导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借鉴和吸纳。众所周知，由于民族学与社会学都是从综合的角度研究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两种学科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一直都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因此，无论是西方民族学研究还是我国民族学研究，都与人类学、社会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纠缠。由于我国的民族学研究强调应用性、实践性特点，因此非常重视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吸收和借鉴，以求在研究对象收集与分析过程中的科学化。
三、我国民族学研究的未来展望
通过对我国民族学本土化发展历程以及发展特征的梳理可以看出，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坚持自身的研究传统，尤其是与历史学研究相结合、从社会学中借鉴研究方法的传统；另一方面需要科学化、学术化、规范化地展开民族学研究，比如摆脱前人定性的社会形态学说的固定模式、摆脱受政治因素和社会历史背景影响的随意化的民族研究色彩等等。除此之外，还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和运用，从而促使我国民族学研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