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组织间关系的发展变化，从外部视角入手重新审视总分公司体制关系，对于研究总分公司体制下的控制机制及其运作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而单一控制机制，无论是合同机制还是关系机制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因此文章在结合总分公司体制下形成内部委托代理关系与外部企业间关系的分析基础上，通过构建双重控制机制模型来降低不确定性的产生，达到减少风险产生的目的。
关键词：总分公司；控制机制；组织间关系
一、 引言
总分公司体制作为一种M型组织结构在大型公司开展业务时非常常见，但由于存在多个分公司且与总公司处于不同地域，导致总公司对分公司的控制难以有效实现。并且与同为M型组织结构的母子公司结构不同的是，分公司依靠经营许可完全隶属于总公司的特点，导致总分公司间的控制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内部的控制。但是如果把总分公司间关系看作是一种外部的组织间关系——一种特殊的企业间关系类型（既不同于两个完全独立的企业间关系，也不同于母子公司间形成的企业间关系），则又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外部关系，从外部视角入手，基于组织间关系作一个选择合适的控制机制。
组织间关系是指出现在两个或多个企业组织之间的相对持久的资源交易、信息流动和资源联结（Christine，1999）。参与者通过正式的组织结构或所有权关系联结起来形成的组织间关系，属于紧耦合型的组织间关系，如总分公司间关系。组织间关系也称为企业间关系（Oliver，1990）。因此，总分公司体制下的总分公司间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企业间关系的类型。对组织间关系的研究除“资源”维度、“知识”和“能力”维度、“组织学习”维度外，就是“关系”维度，总分公司间作为组织间关系的一种，其主要是合作关系，组织间关系网络的形成既来自于总分公司间的资源、专用性资产，也来自于无形资产、知识、关系契约等的社会因素。因此，信任、相互依赖关系、关系交易就成为关系维度中的重要分析因素。
总分公司体制下的控制机制因为总分公司同属于一个公司内部，因此过去的研究的更多的是从内部控制的视角来加以研究，单纯从委托代理关系对控制机制的研究。但是如果把总分公司间关系看作是一种特殊的企业间关系类型，则又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外部关系，从外部视角入手，与其相匹配的控制机制也会与内部视角下的控制机制有所不同。
二、 总分公司体制下的组织间关系
组织间关系可以分为双边关系、组织集和组织间网络。对于总分公司体制，如果从内部视角来看，分公司隶属于总公司，无论是资源交易还是信息流动和联结都依赖于严格组织层级结构，此时总分公司间关系是一种双边关系，即委托代理关系；如果从外部视角来看，总分公司之间更像是一种伙伴关系，分公司被看作是相对独立的个体，此时资源交易、信息流动和联结都是依赖于组织间网络。
1. 基于内部视角。
总分公司体制下，分公司隶属于总公司，在总公司的经营许可下进行经营，从而会体现为一种企业内部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构成来自于传统的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在这一体制下，存在很多层级，层级之间都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即总公司委托分公司，分公司委托支公司，层层向下授权。因此基于内部视角的组织间关系，尤其是总分公司间关系是一种常见的委托代理关系。
这种以双边关系为主要特征的总分公司间关系在其交流中是单项的，并且体现为一种科层关系。总分公司间的科层结构及由此形式的科层关系具有强联系的特征，虽然不利于信息反馈和交流，却有利于组织间命令、规则和制度的贯彻（Baker，1992；Levin & Cross，2004） 。这是由于科层结构使得总分公司在资源和权力上不对称，导致总分公司在层级中的地位也各不相同。从资源依赖理论来分析，关键性资源是决定组织间形态的重要因素，组织间形态被用以获取对组织发展有利的关键性资源。这其中依赖于科层机构所产生的权力的作用举足经重。因此，委托代理关系下，依靠的是规章、制度、监控等控制机制，即以合同为主要形式的契约控制机制。
2. 基于外部视角。
基于外部视角下的总分公司体制下的组织间关系，不再局限于组织或企业内部，而是把分公司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企业，尽管其经营、核算等还都算在总公司内部，但是由于分支机构的地域分散性，导致总公司会在一定限度内给予其销售方面的自主权。因此，可以把它看做是一种特殊的企业间关系的类型。在这种外部视角下，Grant（1996） 所提出的能力层级是组织间科层形成的基础，其层次的划分不再局限于企业内部，而是拓展到了企业外部，即组织间的关系网络之中，体现着知识基础赋予互动组织在网络中不对等的地位与不平等的合作关系。此时，单纯依靠委托代理关系下的控制机制，显然很难达到抑制分支机构机会主义行为的目的。而企业间关系的持续稳定在很大程度是依靠依赖和信任关系的维系。因此，总分公司间，分支机构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的程度是在外部视角下决定总分公司间控制机制选择的决定因素。而相互依赖关系作为关系的一种，其对应的控制机制即是以关系治理为基础的关系契约控制机制，总分公司体制下，总分公司间的关系也存在此种相互依赖关系，因此关系契约机制同样对其有协调和控制的作用。
总分公司体制随着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其结构形式也从传统的金字塔型结构逐渐演变为网络式、扁平化的结构形式，因此，不能仅从内部组织间关系来看待总分公司间关系，还应该从外部组织间关系对总分公司体制加以重新审视。
三、 双重控制机制
1. 委托代理关系下的合同契约控制机制。
以往文献中对于合同契约的的界定总是在两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主体间进行，但是总分公司可以看成是这种关系的特例，因为从股权控制的角度来看，分公司可以看作是总公司百分之百控股的子公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总分公司之间也存在合同契约。并且分公司依靠经营许可证来开展业务，同时总公司会通过预算控制来要求分公司对下一年度的销售业绩加以承诺，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看做是一种合同契约。因此，本文所提到的合同契约，比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合同契约的内涵要更加宽泛，它还包含了总分公司这样并非二者都是独立法人主体的情况。通过合同契约详细地规定了权利和责任，如总分公司间的控制关系，分公司需要在总公司的许可下进行经营，契约就像一张“明细表”决定了对每一个分公司代理人的激励，包括对其履行“职责”和运用“权利”的激励（Joseph E. Stiglitz，1990），并且其拥有强大的法律基础，因而，一旦有不符合、违约的情况发生，容易对状况进行控制，并且相应的惩罚有足够的依据。因此用合同这种契约进行控制相对简单、明确，易于操作。合同契约控制模式是总分公司间控制的基础。 2. 企业间关系下的关系契约控制机制。
总分公司间除了可以依赖合同契约加以控制，同时由于合同契约的控制存在滞后性和设计的不完备性，会使总公司不能只单独使用这一种控制机制，而随着总公司对分公司的依赖关系增强，越来越体现为一种网络式的合作关系，关系契约也逐渐成为总分公司控制的另一种重要的控制机制。由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存在，合同契约控制的不完全是必然的（Williamson，1979）。现代大型企业的总分公司间的运作关系越来越体现为一种基于一定控制模式的网络式运作，并对建立总分公司间、分公司间的信任关系提出了迫切的要求，相互信任已经演变为有合作关系的公司间的关键性组织原则。因此，现代总分公司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多地体现为合作关系，而不是过去的各自为政的局面。在信任关系的构建中，原来松散联结着的相对独立的公司，逐渐产生出致力于提高效率和增加竞争力的合作力量，并形成相互合作的信念。
3. 双重控制机制的作用。
对于总分公司间的控制模式来说，既有以合同契约控制的模式也有以关系契约控制的模式。而这两种控制模式的运作离不开具体的控制系统和组织文化的支持。
（1）控制系统与组织文化网络。控制系统可分为层及控制系统和人员控制系统，组织文化网络则会因垂直网络和水平网络形成正式和非正式的沟通合作及信息交流。总分公司体制下，总公司与分公司间形成严格的层级，总公司以经营许可、分公司手册等对分公司加以控制，此时，其依赖的是垂直网络提供信息沟通。同时，针对人员的人员控制系统则是依赖水平网络，在分公司间建立联系，也是一种组织文化下的信息沟通过程。因此，总公司在对分公司的控制过程实际上可看作是信息收集的过程。
（2）总分公司体制的类型。不同的总分公司体制的类型也会因此影响到两种控制机制的实际运用效果。业务驱动型的总分公司体制依赖于金字塔式的科层体系来开展业务，通过多分支的业务规模扩展实现利润的扩张。金字塔式的总分织结构是一种垂直型组织，垂直型组织的保险公司必然具备垂直型组织的共性。垂直型组织结构繁杂，从组织的决策核心层到最末端的执行层存在多于3个以上的管理层级，垂直分工，等级分明；信息上下间逐层传递，从上到下垂直逐级进行管理和监督，下级逐级对上级负责。这种组织中每个层级虽不是真正有资格的法人主体，却都是有资格的经济主体，有其独立的利益诉求，这对企业的信息传导系统有很高的要求。而风险驱动型的总分公司体制的关系更加复杂和网络化，而不再是单一的垂直体系，还包括水平体系间的关系。因此，其对网络间的信息沟通与合作会有更高的要求，会更加强调水平关系的拓展。
（3）实现路径。合同契约控制机制下，更多的是把分公司看作是普通的代理人。总公司与分公司之间依照订立的委托代理协议形成委托代理关系。此时总分公司间的控制关系是垂直链条式的。总分公司体制下，总公司可以看作是分公司唯一的全资股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关控制权的概念也适用于总分公司体制。控制权在不同的公司中，其实现路径是不一样的。有法定体制路径和事实体制路径之分。这是因为存在正规和非正规两种类型的制度安排（诺斯，1990），即事实上的体制和法定的体制（费孝通，1985、1986）。法定体制基于总分公司间的契约关系形成。法定体制路径所赋予的控制权，总公司按照法律规定来履行对分公司的控制权，是一种刚性的基本权利。也可看作是一种契约关系，因为分公司总是隶属于总公司，在总公司的授权管理范围内开展业务的。由此，也是合同契约控制的主要实现路径。依靠法律体制路径，通过垂直层级来实施控制。
而事实体制路径或称非正规制度则是建立在总分公司体制下长期形成的业务流程、共同的价值观等文化因素、行为惯例、相对固定的人际关系等基础之上。关系契约控制机制下，总公司把分公司看作是相对独立的模块化组织。总分公司共同存在于一个合作的网络，分公司因其在网络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对总公司的决策、文化等各项认知行为会有所差异。此时总分公司间的控制关系是网络式的。更多的依赖事实体制路径，即业务、风险、保障等层面上的合作配合，通过分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本地化和组织文化来实施控制。因此两者作为双重控制机制比较如表1所示。
四、 双重控制机制的构建
总分公司体制下，总公司在对其所属分支机构进行控制时，不可避免的会使用合同契约控制机制与关系契约控制机制，以应对总分公司间控制过程中产生的风险。风险首先是从不确定性开始的，解决了不确定性问题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风险的产生。因为实践中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严格区分是困难的，并且两种状态具有可转换的特性，因此在特定的金融风险的研究中常常并不具体区分风险和不确定性。对可能引起风险的不确定性进行分析已经逐渐变成风险管理和不确定性管理的重要内容。
不确定性的来源有三种：人、系统、人与系统的频繁互动。而不确定性的来源与相应的控制机制是存在匹配关系的，即合同契约控制机制主要以规章、制度、流程等规范来自于系统的不确定性，而关系契约控制机制则侧重于用信任、依赖等关系减少来自于人的不确定性，而总分公司体制作为典型的人与人、人与系统互动频繁的组织结构必然是需要合同契约控制机制与关系契约控制的相互配合来进行控制的。因此，基于组织间关系，在综合考虑内部委托代理关系和外部企业间关系基础上，建立双重控制机制模型比单一控制机制模型更能全面分析总分公司体制下风险控制机制的作用。基于双重控制机制作用的双重控制机制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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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玲，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财政金融系讲师，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收稿日期：2012-10-29。
